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浸入式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个体最重要的自我展露的“表演”平台。同时，用户的表演型人格倾向也会对公共舆论产生重要影响。为探究表演型人格倾向对个体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摘要

表演型人格；意见领袖；自我表露；错失信息焦虑；社交媒体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赵云泽

薛婷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情绪传播研究

全文阅读

一、引言

“浮夸的暴露癖”正逐步成为最恶性的“社会毒瘤”之一。诸多互联网使用者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表露自己，抓住一切机会推销自己，以此来获得他者的注意、兴趣与关注。正如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所述，个体的自我呈现更多是一种“表演”，即通过对“外表”和“举止”的整饰来装点“个人前台”，进行“印象管理”，彰显其社会身份地位及希望在目标情境中扮演的角色。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刻意的“表演”并不总是奏效，个体主动给予的符号与其无意流露的符号之间常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构成“隐匿-发现-虚假显示-再发现”的无限循环的信息游戏，使沟通过程的对称性得以恢复。但社交媒体内容发布的可选择性与非即时性使得个体的“表演”行为更为戏剧化和夸张化，个体无限放大其想要“给予”的展示内容，而其可能被动“流露”的内容则被无限隐匿。我们认为社交媒体平台是一个表达意见和观点的公共领域，但戏剧化、理想化、神秘化、夸张化、极端化的“表演”成为获得流量关注的有效手段之一。

有学者认为，善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演”的个体更有可能在诸多用户中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个体“表演”的方式与侧重、频率与程度等基本要素组成了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表现为个体独特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这种外在的、显性的社交媒体“表演”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内隐性的人格特质决定的，是个体内在人格的一种外在反映，即个体是否擅于“表演”、是否喜欢“表演”，乃至是否能够通过“表演”成为意见领袖均受其固有人格特征的影响。表演型人格倾向者似乎正迎合了当下互联网环境的生存逻辑，从而天生具备成为意见领袖的潜质。

如果将社交媒体视为一个广阔舞台，那么更以自我为中心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是否会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表露？更擅长“表演”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是否更易成为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更在意社交关系与他人评价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是否会经受更加严重的错失信息焦虑？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以表演型人格倾向者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探究这一人格特质倾向对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人格及心理学研究层面拓展对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以及意见领袖的认知深度。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作为心理学人格障碍的一种亚型，表演型人格障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提出的“歇斯底里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用“情爱人格，其生活的主要目标是渴望爱，或最重要的是被爱”来评价类似的精神障碍症状。美国精神医学会于1968年将表演型人格障碍纳入歇斯底里人格中的一种，认为其临床表现包括普遍的过度情绪化和注意力寻求行为，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习惯且希望能够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并会采取一些手段，譬如编造戏剧性的故事、进行不恰当的性挑逗、投入大量精力与金钱来装点外表、夸张并极端地表达意见等来吸引他人的关注。临床诊断统计数据显示，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约占总人口的2%至3%，占精神健康类疾病的10%至15%，且存在显著的患病性别差异，女性患者要远多于男性。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表演型人格倾向，部分构成独属于个体的人格特质，只有当这些倾向具备了持续性、僵滞化、不合时宜等特征，且导致显著的个体功能障碍、主观痛苦以及社会角色扮演困难时，才构成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相较于表演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倾向对个体正常扮演社会角色的干扰较弱，但其作用汇聚起来，同样会对社会运行产生叠加式的剧烈影响。因此，区别于专业心理学或医学对作为精神类病症的表演型人格障碍的研究，本研究将表演型人格视为个体表现出的与表演型人格障碍相符的性格倾向和特质，并采用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临床量表判断个体表演型人格倾向的程度，进而探究表演型人格倾向对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本研究对个体表演型人格倾向的判断以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为参考，但其严重程度远未达到人格障碍的确诊水平。

詹姆斯·布彻、苏珊·米内卡、吉尔·霍利：《变态心理学:布彻带你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变态行为》

（一）表演型人格倾向

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最本质的特征是自我戏剧化，即习惯性的表演行为。他们会夸张地表现自己的情绪或观点，这种表演常伴随着明显的操纵他人的目的，即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或是获得他人的同情。对于注意力的过分渴求构成表演型人格倾向者的另一显著特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且爱出风头，希望能够成为聚会、聊天和社交关系网中的焦点，甚至会因为得不到他人的关注和重视而情绪低落或感到愤怒。为实现受众人瞩目的目标，表演型人格倾向者非常注重自身外表、形象，会竭力在他人面前展现个人魅力，并希望以此博得他人的恭维与赞赏。为加深别人对他们的印象，表演型人格倾向者也常会发表夸张、肤浅、抽象、极端乃至具有欺骗性的言论观点，或是做出带有情绪化、挑逗性和煽动性的行为。

劳伦·阿洛伊、约翰·雷斯金德、玛格丽特·玛诺斯：《变态心理学》

就社交媒体使用而言，表演型人格倾向者表现出以自我表露和注意力获取为主要动机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即他们渴望在社交媒体上表露自己，也期待能够通过暴露自我的方式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喜爱。有实证研究指出，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自拍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表演型人格倾向程度。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行为本身以及因自我表露而获得的他者关注与回应都会使表演型人格倾向者产生较高强度的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正向影响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

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在外向性(extraversion)与神经质(neuroticism)这两方面的大五人格特征上表现突出，他们在合群性、刺激寻求、积极情绪的外向性人格判断子成分上得分更高，在抑郁、自我意识的神经质人格判断子成分上的得分也更高，这似乎正迎合了当下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社交媒体环境提供给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更广阔的自我呈现舞台和更便利的自我呈现渠道，使他们有机会尽可能多地吸引他者的注意。在注意力经济语境下，他者的关注意味着流量，甚至与金钱等价。心理机制与物质激励的双重作用使得表演型人格倾向者通常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超高的活跃性。与此同时，患有表演型人格障碍的女性的吸引力评分要高于其他人格障碍或没有人格障碍的女性，且相较于不那么漂亮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女性患者，更漂亮的表演型人格障碍女性患者拥有更加多样化、更具支持性的社交网络。所谓的不稳定的情绪、过度激烈的反应、自我戏剧化、不当的性诱惑、过分印象主义而缺少细节的言论这些原本的人格缺陷反而可能会助力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更高的吸引力与流量关注。

H2：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正向影响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特质倾向。

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对他人的认可极其重视，甚至会迫使自己做一些违背自身意愿但可以获得他人好感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眼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的评价密不可分，表演型人格倾向者需要通过他者的关注、肯定与认同来感知自我的存在。虽然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常表现出较为强势和外放的交往意愿，但事实上，他们更易受旁人或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倾向于高估自己与他者的亲密关系。也正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伴侣、朋友等社交关系存在更强的操纵欲望，但另一方面又会表现出对社交关系网络更强的依赖性。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渴望拥有更多的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他们会将社交媒体视为生活的重要部分，并十分注重对于在线社交关系的维护，甚至将这种关系看得比实际社交关系更为重要。为了及时维系在线社交关系，稳固以自我为中心的在线讨论，表演型人格倾向者需要时刻保持社交媒体的接入，也正因此，他们可能会经历更高强度的错失信息焦虑。错失信息焦虑可被理解为是对于社交关系维系的焦虑、执着与信心缺失，是“当个体在缺席的事件中未能获得想知道的经历时所产生的一种广泛存在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想要持续关注他人正在做什么，害怕错过他者的信息，担心失去讨论的焦点位置，总是为可能会缺席的事件而焦虑。

H3：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正向影响其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

（二）意见领袖特质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两级传播(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假说，即舆论观点从大众媒介流向公众的传递过程需要借助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拉扎斯菲尔德等将意见领袖定义为具有吸引力的人，他们在心理、生理和社交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且在某一领域具备可靠的专业知识。意见领袖在传统媒体时代扮演着为“不太活跃的人群”提供信息，并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角色。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接入渠道的多样化与扁平化使得意见领袖在大众媒介与公众之间承担的信息传递的中介作用逐渐减弱，但他们在影响公众观点和行为方面的作用却因信息量的爆炸增长而变得更为突出。

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的里程碑》

意见领袖与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在人格特征上存在相似之处，二者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外向性特质，和一定程度的自恋人格倾向。实证研究表明，意见领袖具有更高的表现欲倾向，在社交媒体公开发布与自身相关的内容常被他们认为是获得认可、钦佩和展示其专业知识的机会，也是他们吸引别人关注的手段。同时，意见领袖群体的公开个性化特征强于非意见领袖群体，这是成为意见领袖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公开个性化表现欲望这一特征被研究者视为识别个体意见领袖的维度之一，即个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与众不同，并且希望能够公开表露自己，尤其是公开强调自己与他人相异之处。这种公开表露自己的心理与情感需求和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在纷繁复杂、热点频出的社交媒体场域中，意见领袖与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可能会经历同样的对于自身不再处于被关注中心的焦虑情绪，同时也更可能会采取措施与他者保持稳定持续的社交关系，来占据和稳固关注焦点位置。

H4：个体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特质倾向正向影响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

H5：个体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特质倾向正向影响其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

（三）自我表露

自我表露是指个体将自身隐私通过语言符号告知他人的行为。社交媒体本质上即是一种满足个体暴露自身隐私需求乃至癖好的工具，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出名、想要得到社会关注、想要获得他人正面评价的高表现欲个体来说。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应用层出不穷的现实背景下，个体越来越多地依赖深层次的自我表露来获得他者关注与流量青睐，同时也经此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以至于达到病态的自我表露程度。

随程度的逐步加深，自我表露延伸出更多的细分研究，诸如自我推销、数字暴露癖等。自我表露通常以建立联系和强化信任为目标，高强度的自我表露本质上既是对于社交关系的重视，也是与他者保持联系的心理与情感需求的体现。个体高强度的自我表露构成一种对于自我“在场”的强调，他们会持续地关注和期待社交网络上他者对其自我表露动态的即时性信息反馈，以确定他者是否如他们膨胀的自我重要性感知所要求的那样簇拥在他们的周围，而当高强度的自我表露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应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愤怒。也正因此，本身具有表演型人格倾向或是意见领袖特质倾向的个体似乎更容易在自我表露的影响下产生高强度的错失信息焦虑。

H6：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正向影响其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

H7：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在其表演型人格倾向与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H8：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在其意见领袖特质倾向与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下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及实证结果

（一）数据收集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成熟量表为参考并对部分量表进行合理改编，除人口统计学信息之外的所有变量均采用7分李克特量表（1=从未如此/非常不同意，7=总是如此/非常同意）进行测量。

在调查样本选取上，本研究以分层抽样法，按照“年龄”标准对“问卷星”平台用户进行分层，分别选取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岁以上用户各163个，同时保证男女性别比例约为1∶1，共发放并回收815份问卷，筛除无效问卷61份，最终收集有效问卷754份。

（二）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评价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所有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聚合效度（表1）。

同时，每个变量的AVE根号值均大于与其他变量相关值，表明每个变量皆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表2）。同时，本研究对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最大的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为2.527，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

（三）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分析

为保证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效性，本研究对模型进行拟合指数检验。经检验，研究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卡方值(chi-square)为655.607，自由度df值(degrees of freedom)为183，各拟合指标均符合可接受的参考值（表3），模型适配度良好，无须进行修正，可进行假设检验。

（四）直接效应假设检验

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除研究假设5与预先假设方向相反之外，其余五个研究假设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且与研究假设的方向一致（表4）。

（五）单一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bias-corrected)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单一中介效应检验，分别检验个体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在其表演型人格倾向与其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以及个体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在其意见领袖特质倾向与其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单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程度在两组变量中均起中介作用（表5）。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研究发现主要围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假设展开（图2）。

（一）表演型人格与意见领袖倾向对自我表露的影响

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对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47，p

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表露与信息发布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自己和影响他者，包括吸引注意、唤起情绪、煽动参与以及改变态度和行动。

表演型人格倾向者自我表露程度较高的本质原因在于其人格特征中的“表演”特质与不成熟特质。对于极度渴求他者关注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来说，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我表露是其进行形象管理、增进与他人关系、获得更多注意力资源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同时，表演型人格倾向者不成熟的人格特质，包括认知的浅薄性、情绪的不稳定性、过度反应和自我戏剧化等也与其高强度的自我表露密切相关，他们在聊天或是发布信息时不会过多地考虑暴露隐私或频繁袒露自己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表演型人格倾向者眼中，这种隐忧被自我表露时的快感及情绪满足遮蔽了。

与表演型人格倾向者相比，意见领袖特质倾向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具有更复杂的动机。意见领袖同样需要通过展示自身魅力来维系关系、获得关注，稳固“人设”，但这种自我表露具备更多的策略性。无论是什么时代，消息都是权力与影响力的“货币”，那些先于他人了解并发布有价值信息的人能够获取更多声望及地位。意见领袖特质倾向者既需要凭借特定信息的表露来建立和维系“知情者”“专业者”的形象及其在互联网社交网络中的特殊地位，又以某种只有部分听众可懂的信息表述方式来区分内部和外部并增加内部关系黏性，进行意义的寻找。

（二）表演型人格倾向对意见领袖倾向的影响

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对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特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88，p既证实了社交媒体的“表演舞台”属性，又为现阶段互联网大战为何一触即发提供了合理解释，社交媒体平台的接入用户越来越专注于自我展示和“表演”，而平台上的话语权优势地位部分掌握在具有高强度表演型、自恋型人格倾向者的手中。社交媒体中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均将他人的评价和网络数据置于真实的自我感受之上，将粉丝数、点赞量、评论量等数据视为对其自我价值的有效确认并为之疯狂。戏剧化的桥段编排、猛烈的观点输出、脱离实际的炫耀、剑走偏锋的极化言论与无止境的情绪煽动等公开的“表演”行为一定程度上成为意见领袖身份建立与确认的必要手段，而传统媒体时代意见领袖所具备的专业度、责任感、媒介素养等属性被无声瓦解。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关系网络等也不再是意见领袖的限制条件，转而成为获得意见领袖身份后的奖励，这是导致网络舆论混乱、极化、偏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表演型人格与意见领袖倾向对错失信息焦虑的影响

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对其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07，p

错失信息焦虑本质上是对于关系的焦虑。首先是对错过的感知，其次是保持社会关系的自我强迫行为。表演型人格倾向者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感知紧张、焦虑等情绪并陷入情绪的不稳定状态，更容易受他人及环境的影响，也更害怕错过他人的消息与动态。对于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来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并与他者保持密切联系是他们纾解情绪障碍、缓解负面情绪的主动措施。甚至表演型人格倾向者会为了获取他者尤其是所谓的权威人士或“社交宠儿”的好感与关注，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放低姿态“讨好”他者。当然，高自我表露强度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本身也需要通过与他者保持联系、频繁刷新社交媒体等方式来获知他者对于其自我呈现内容的态度和评价。种种因素共同作用，带来个体表演型人格倾向程度对其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的正向影响。

而对于意见领袖特质倾向程度高的个体来说，他们能够感知自我在社会交往中的优势地位，以及自身对环境和他人施加影响的能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其影响。与表演型人格倾向者对于关注的渴求状态不同，意见领袖已经处于关系与注意力的焦点位置，是他人想要结识、攀附、保持联系的对象，其内容发布本身也多受众人追捧，易得到他者反馈。互联网对于他们来说更多是“表演”的舞台而非信息获取渠道，相较于别人的观点与看法，他们更关注和重视自己发布的内容。也正因此，个体的意见领袖特质倾向程度越高，其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就越低。

（四）自我表露对错失信息的影响及其中介作用

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强度对其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08，p个体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进行自我表露会增加个体的错失信息焦虑强度，表演型人格倾向程度高的个体会在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下产生更高强度的错失信息焦虑，甚至原本对错失信息焦虑有克制作用的高意见领袖特质倾向者也会在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下，感受到更高强度的错失信息焦虑。一方面，随自我表露行为而来的是个体对他者信息反馈及互联网持续接入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体在表露自我时，会对他者的状态更新更加关注，并倾向于在比较中将他者的自我表露视为一种施加于自身的压力。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常被认为具有演化成公共领域的潜力，或其本身就因组织方式的参与性、平等性和开放性而被认为是现代化了的公共领域。以至于哈贝马斯本人也声称，虽然资本限制了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要素，但言语社群使得公共领域在现代性中重获新生。但事实上，承载大众公开意见表达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曾实现公共领域的核心功能——通过民主商谈凝聚理性共识，推动政治变革。恰恰相反的是，所谓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深度网络使用者、重度网络成瘾者均在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表演”。更善于公开“表演”的个体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也更容易向周围扩散自身的影响。为持续性地占据注意力资源获取的优势地位，舆论场中部分意见领袖的“表演”程度几近病态，不惜通过捏造事实、编排剧本、诽谤他人等非理性行为来增强自身信息发布的戏剧性与吸引力。获得流量青睐与他者关注的意见领袖则会进一步借助其影响力实现特定的功利性目的，其“表演”行为更增添了固定的“人设”指向。人们对于完善人格的追求在永无止境的“表演”中螺旋上升，自动规避了对现实的接纳包容和对观点的理性考量，这既是人性的局限性，又是人性不可替代的魅力之一。舆论永远包含非真实的“表演”，且大众的“表演”似乎出于追寻“真善美”的狂热本心，但最终却使得互联网呈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甚至带来民粹主义盛行与政治观点撕裂的严重后果。限制或框定高表演型人格倾向与人格障碍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是不切合实际的，但如何维护互联网讨论的真实、健康与理性发展，进而巩固社会运行秩序这一命题需要社会治理和科学认知共同进行审视、剖析与反思。

总结来说，本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发掘了人格倾向，尤其是表演型人格倾向在影响个体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具有持久性、稳定性的或内隐或外显的差异化个体特征，第二，本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上意见领袖的人格、感知与行为特征，突出强调了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的“表演”行为以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表演型人格倾向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成为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这一研究结论部分解释了当下互联网环境鱼龙混杂的本质原因。第三，本研究提出并加深了对于“错失信息焦虑是一种社交关系焦虑”这一观点的理解，通过观测个体的表演型人格倾向与意见领袖特质倾向对于个体社交媒体使用时错失信息焦虑强度的一正一反的显著影响，论证了占据互联网信息传播优势地位与社交关系主导权对于缓解错失信息焦虑的重要作用。第四，本研究明晰了自我表露这一重要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动机可能给个体带来的情绪与认知上的影响，及其在个体表演型人格倾向与错失信息焦虑、意见领袖特质倾向与错失信息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互联网时代掌握舆论话语权的所谓意见领袖更多由高强度的表演型人格倾向者构成。一切事物，包括本应是严肃、理性的政治讨论与民主决策，在互联网上都演化为一种强娱乐性的、无底线的“表演”与“作秀”。在分析现实与强调问题严峻性的基础上，本研究为互联网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即纠偏现存的“流量为王”的时代价值观，倡导大众回归质朴与本心，减少虚假的“表演”，弱化无谓的虚荣攀比和对虚拟流量的过度关注，跳出“渴求关注-自我表露-期待反馈-错失焦虑”的循环怪圈，将重心更多落在真实的生活。

The Effect of Histrionic Personality Propensity on Social Media Use Behavior

ZHAO Yun-ze XUE Ting-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mersion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 for individuals to reveal themselves. Users’ histrionic personality propensity (HPP)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The study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howhistrionic personality propensity influence social media us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using social media, users’ HPP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opinion leadership propensity (OLP), self-disclosure (SD)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Users’ OLP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SD and negatively affect FoMO. Users’ SD positively influences FoMO and users’ SD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HPP and FoMO, and between OLP and FoMO.The research results confirm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performance” talent in the promotion of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platform,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net public governance at the macro level and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adapta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Key words:

histrionic personality propensity; opinion leaders; self-disclosure; fear of missing out; social media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63~173页。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