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志钧、夏东元、范文澜、陈恭禄等人的著作能够流传至今，而那些新编的近代史却鲜有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现代人往往只在乎当下的利益，但生活是公平的，那些只图一时风光的人很快就会被遗忘，连同他们的论著。

学习历史需要内在的动力，外在的推动往往难以奏效。生产线和流水线式的教育方法不适合历史学的学习。

因此，我从不主动拉学生读硕士或博士，更没有那种“导师癖”。我秉持姜太公钓鱼的态度，愿者上钩，不愿者脱钩也罢，绝不强求。

历史学的研究者应当具备一种超越功利的思想境界，而不是急功近利或为了升迁而涉足这一领域。许多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终被时间淘汰。

汤志钧、夏东元、范文澜、陈恭禄等人的著作能够流传至今，而那些新编的近代史却鲜有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现代人往往只在乎当下的利益，但生活是公平的，那些只图一时风光的人很快就会被遗忘，连同他们的论著。

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宏大的视野，这种视野贯穿于中外，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马克斯·韦伯曾说过：“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 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关怀也是不可或缺的。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人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并不自负，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他的知性追求没有固定的框架，他认为预设和猜想是重要的，但这些必须基于史料。预设会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修正。史华慈的优势在于他的跨文化研究，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这对中国20世纪政治的理解至关重要。他的作品充满人文色彩，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事实，更是对人性和社会复杂性的探讨。

历史书写是高度自由的，它既包括过去发生的事实，也包括史学家对这些事实的重建。历史学并非科学，因为它充满了主观性。档案固然重要，但日记、随笔等材料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吴宓日记》就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不同观察角度会导致不同的历史解读，因此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我们常常希望通过历史来“鉴往知今”，但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容易忘记过去的错误。余英时先生曾说过，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丰富智慧，提升公民意识。虽然我们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十年内无历史”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写出“信史”确实难度很大。对于较近的历史事件，史家需要一个沉淀和思考的过程。因此，我通常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放在四五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是相对的时间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源源不断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

历史学终究无法摆脱叙述者的主观性，因此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我的文章留有自己“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与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我尽力约束自己的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努力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一代。在我们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后面，将有更多的青年才俊，他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个人的宿命。

历史学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对人性和社会复杂性的深刻反思。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丰富智慧，提升公民意识。

来源：研究生的酸甜苦辣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