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以赛亚·伯林对俄国文化的理解独树一帜，被誉为“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
19世纪的俄国是思想碰撞的熔炉。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一群知识分子用笔点燃思想的火炬，照亮人类精神的幽暗之境。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以赛亚·伯林对俄国文化的理解独树一帜，被誉为“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
近期，“伯林文集”推出增订版《俄国思想家》，本书是伯林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之一，他以气势恢宏的排比句和丰富的引经据典，将近代俄罗斯思想家的奋斗与挣扎淋漓尽致地阐述出来。在他以前，从未有人以如此深刻的方式，认识到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所具备的思想特征。
《俄国思想家》（增订版）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
彭淮栋 岳秀坤 译
以下，我们选取书中着墨最多的三位俄国思想家，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在启迪我们思考自由、真理与生命的意义。
赫尔岑：
歌者目的在歌，人生之目的则在生活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 ·赫尔岑（Alexander Ivanovich Herzen，1812—1870）
亚历山大 · 伊凡诺维奇 · 赫尔岑是19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俄国革命作家、政论家之一，伯林称赞其“绝伦当世，兼具火热的想象、纤悉必至的观察、道德的热情以及知识上的自怡自得”。
1812年，赫尔岑出生于莫斯科，是一位富裕的俄国世家绅士的私生子。尽管身份特殊，他仍在少年时期接受了典型的贵族教育，并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形成了“鲜明活跃、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个性。
青年时期的赫尔岑，图源Wikipedia / Shakko (Sofia Bagdasarova)
19世纪的俄国知识界，各家学说激烈论战，但他们都相信：宇宙有其既定的规律和终极目的；个人无论自愿与否，都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理性之人终究可以找到相同的最终解。赫尔岑对此理念激烈反对，他尤其警惕意识形态上的抽象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可怕支配力。在他看来，人们对遥远的终极目标的追寻可能反而让他们牺牲当下的真实人生。
“每一历史刹那都充实、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圆自足之处。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与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风雨与好天气。每一时期都是新颖、清新的，充满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的喜悦忧伤。现在属于现在。不过，人类不知以此为足，硬要连未来也一起拥有。”赫尔岑，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赫尔岑的智慧在这个被“内卷”裹挟的时代格外珍贵，正如他所言，“歌者目的在歌，人生之目的则在生活”，这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或许正是治愈当代人焦虑的一剂良方。
托尔斯泰：
世间万物，他只最想知道真理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
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矛盾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贵族，却用犀利的笔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他深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却坚决否认自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烈士与英雄；他毕生都在追寻真理，但真理带给他的是困惑、怀疑以及无从解决的矛盾。
1908年，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 · 波利亚纳，俄国首张彩色肖像照片，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托尔斯泰相信人生而纯洁，如同一张白纸，后来变坏都是被“知识精英”给教坏的。和卢梭一样，他觉得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搞小圈子的知识分子最可恶——这些人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整天咬文嚼字，反而把最宝贵的东西弄丢了。
在他心中，最宝贵的就是人类与生俱来认识真理的能力。然而只有纯真的儿童与朴实的农民才能充分看清真理，西方社会的教育反而会扼杀这种天生的灵性，腐化孩童的心灵。
1908年，书房里的托尔斯泰，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这一洞见部分来源于托尔斯泰在欧洲多国的游学走访，他特别记录下了在德国学校里见识到的荒诞一幕——
一位德国教师拿出最新出版的教本《鱼》，教本里有一条鱼的各色图片。
“亲爱的同学，这是什么？”
“鱼。”最聪明的学生回答。
“不对。”教师不依不饶，直到有个孩子说他们看见的不是鱼，而是书，这才像话。
“那么书本里面有什么？”
“字母。”最大胆的孩子说。
“不对，不对。大家说话，一定要想想自己在说什么。”
至此光景，同学们开始神情沮丧，茫然无助。老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承认看到的是一张图片，然后，再加一阵折磨，才让他们说出那张图片代表一条鱼。
图源unsplash.com
托尔斯泰评价这位德国教师的做法，是把活生生的人喂入狂热愚夫发明的一种荒诞机械设计。他在满心愤懑中，回到家乡，开始亲自教导村中儿童。他兴建学校，摒弃并宣斥当时流行的教育学理，出版期刊与小册子，发明学习地理、动物学、物理学的新方法，撰写算术手册，指责一切压迫方法，尤其是强迫学童背诵事实、年代与数学的方法。
托尔斯泰的教育经验照见了当今教育中依然存在的痼疾，百年前德国教室里的荒诞场景仍在以新的形式重演——我们是否也在用标准答案遮蔽孩子们发现真理的眼睛？
屠格涅夫：
他引起热爱、敬意及批评，是暴风中心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1818—1883）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与同时代的每一位重要的俄国作家一样，深切关怀俄国的状况与命运，但“他不是传道家，也不想对他那一代人怒吼”，他最特别的本事是善于理解和共情——哪怕是与他尖锐相斥的信念、感觉及态度，他也能设身处地去体会。
他与友人赫尔岑一样，痛恨一切形态的奴役、不公与残酷，但无法自安于任何教条式意识形态体系。屠格涅夫厌恶所有概括、抽象、绝对之事，在他看来，任何试图把抽象理论强加于现实生活的尝试，最终都会被复杂多变的人性与生活击得粉碎。
彼时的俄国读者渴望文学作品能明确告诉他们该相信什么、该如何生活，期望有人为他们提供清楚对照的价值、截然分明的英雄与恶棍。但屠格涅夫拒绝扮演这样的道德导师角色。
屠格涅夫打猎，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1862年春天，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出版，在俄国读者里引起巨大风暴，部分左派青年指控他投靠了反动势力，刻意丑化当代青年；甚至有读过他原稿的自由派朋友，劝他烧掉稿件，因为此书会使他永远得罪进步主义者。屠格涅夫面对这些鄙夷与攻击，懊恼又困惑，他感觉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一个与自己真心相悖的狼狈立场。他向来希望与进步人士或自由之士齐步迈进。但是，到头来，他无法接受他们对艺术、对文明行为、对他珍爱的欧洲文化要素的野蛮轻视，更不喜他们的独断作风与破坏性。
时至今日，屠格涅夫的艺术声誉已无可争议。他笔下描绘的角色困境——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间的彷徨，已然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体验。那些善良却焦虑、充满自我怀疑的"复杂真相的见证者"形象，是作家自身的写照，也成为文学史上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物典型。
伯林曾在写给波兰学者、《俄国思想史》作者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信中疾呼：“不要抛弃俄国思想家！”，他强调，必须以“清晰明了的语言，严谨的学术态度，适度有节、感同身受”地阐释19世纪俄国主要思想家的观点，这对宣传俄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
本次推出的增补版，依据原版编者新近增补内容修订升级，更新经过深度扩充的编者前言及导论，同时新增人名资料表和多幅历史插图，完整呈现伯林对俄国思想的深刻洞见。这部经典之作将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与那些伟大的俄国心灵展开对话。
来源：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