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中国农业的脊梁,袁隆平用一生攻克杂交水稻难题,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格局。鲜为人知的是他醉心科研,更热爱驾驶,甚至拥有全国唯一刻有“袁隆平院士惠存”的终身驾照。这份特殊的荣耀是否仅是一纸驾照,还是对科学精神的最高礼赞?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他是中国农业的脊梁,袁隆平用一生攻克杂交水稻难题,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格局。鲜为人知的是他醉心科研,更热爱驾驶,甚至拥有全国唯一刻有“袁隆平院士惠存”的终身驾照。这份特殊的荣耀是否仅是一纸驾照,还是对科学精神的最高礼赞?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于北平,他童年随家人辗转多地,生活颠沛流离,12岁时他在重庆市就读初中,而当时的重庆正遭遇战乱,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袁隆平依然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与热情。
少年时期的袁隆平对自然充满好奇。一次学校组织参观园艺场,五彩斑斓的花木、四季更替的果实变化深深吸引了他。他第一次感受到植物生长的神奇与规律,那种源自土地的生命力在他心中悄然扎根。
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他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走一条安稳的仕途之路,19岁的袁隆平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毅然报考了位于四川重庆的相辉学院农学系,这个选择让许多人不解,但他坚定地说:“我想为农业做点事。”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农门”,开启了自己的农学人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饱受战争摧残,民生凋敝,生产力极度萎缩。彼时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约5.4亿,而全国人均粮食年产量却只有208公斤,这一数据远低于国际公认的250公斤饥饿线标准,几乎全国上下都陷入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普遍饥荒的窘境。
为了扭转这种惨淡局面,新生的政府迅速启动了一系列农业恢复计划,采取包括土地改革、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种子等多项措施,逐步恢复农业生产。经过数年不懈努力,1955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已显著提高到300公斤,暂时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
1964年,袁隆平还是一名普通教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却想要攻克水稻杂交难题,培育出能够显著提高产量的杂交水稻。在当时这样的目标被普遍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被不少同行讥讽为“痴人说梦”。
可袁隆平没有退缩,他凭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让人民吃饱饭”的朴素信念,开始踏上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科研之路。为了寻找那株能够天然不育的水稻材料,他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南方农田。
从湖南到广西、再到海南,四季轮转中他不停奔波,春季扎根于长沙田间地头记录数据,秋天则出现在广西南宁的实验田,入冬后他又赶赴海南岛,顶着烈日采集样本。
在两年持续的野外观察与田间实验后,袁隆平提出了被他称为“三系法”的设想,来实现水稻的杂交增产。在当时由于他的这一理论缺乏前例参考,几乎无人相信,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在笔记本上演算交配可能性,甚至在草图上画满了稻株基因图谱。
1966年,《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如同一声春雷,在学术圈激起层层涟漪,许多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理论的局限,科研话题的天平悄然倾向了这位“乡下教师”。
之后袁隆平继续潜心田间实验,并走遍野外采集和筛选野生稻标本。经过六年的细致观察和无数次试验,他将远缘的野生稻与人工栽培稻进行杂交,从而获得稳定的高产优势。
1972年经过大量筛选与比对,他们终于从上千份样本中发现了具有稳定不育特性的野生稻株,并成功培育出“二九南1号”作为不育系的基础材料。紧接着次年“南优2号”杂交水稻问世,国际农业科技界也开始关注这个来自中国的奇迹。
毛主席
1976年深秋,长沙马坡岭试验田里稻香四溢。金黄的稻穗低垂如海浪起伏,袁隆平俯身咬开一粒稻谷,咸涩的汗水滴落在饱满的谷粒上,混着稻浆的清甜滋味在舌尖蔓延。
他脑海中浮现出少年时代在图书馆翻阅《毛泽东选集》的画面,那时扉页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几个字曾令他深思。如今站在丰收的田野上,他忽然明白真正的命脉更在于种子本身的生命力。
1979年袁隆平应邀参加国际水稻研究会议,并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取得的科研突破,让世界首次认识到中国在杂交水稻领域的领先地位。
袁隆平
1982年春节,袁隆平多年南下育种之后,终于首次回到家乡过年,与妻子邓哲及三个儿子袁安定、袁定江、袁定阳团聚。谁料正月初二妻子突然因急性脑炎陷入深度昏迷。
袁隆平放下所有科研事务,不眠不休地守在病榻旁边,用尽全部精力陪伴与照料,用无声的守护表达出对妻子的歉疚与深情,最终将妻子从昏迷中唤醒。
伴随着杂交水稻取得的巨大成功,袁隆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与荣誉。自1985年以来,他相继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发明创造奖”和“科学技术奖”,中国国家科技委颁发的“科技进步奖”,以及美国授予的“拯救世界饥饿奖”等多项国际性大奖,彰显了他对人类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
袁隆平
此外袁隆平还获得了学术领域的高度肯定,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是中国最高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而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则代表着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权威。能够成为“两院院士”,是每位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终身荣誉,每两年评选一次象征着科学家在各自领域中的至高地位与卓越贡献。
1997年,袁隆平带领科研团队正式开启“超级杂交水稻”研究计划。2000年超级稻实现大面积示范田每公顷产粮10.5吨,首次打破传统水稻产量瓶颈;4年后,这个数字跃升至12吨。
2009年国庆前夕,袁隆平受邀前往北京,走进毛主席纪念堂。他缓步走到水晶棺前,深深鞠躬,轻声说道:“主席放心,如今咱们的稻子能养活十四亿人了。”
2020年由袁隆平团队主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早晚两季合计平均亩产高达1530.76公斤,刷新了全球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纪录。这意味着仅用一亩地,一年就能产出超过一千五百公斤的稻谷,足以满足一个三口之家整年的主食需求。
要知道在古代农业社会,即便风调雨顺的“丰年”,每亩稻田的收成也不过200—300斤。而在袁隆平及其团队长达四十多年的努力下,这个数字被提升了10到15倍。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因推广杂交水稻带来的增产粮食,可多养活约7000万人口——相当于整个瑞士国家的人口总量。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袁隆平正是那个用科技守护国计民生的人。
退休后他也爱打麻将,说是能锻炼脑力、预防老年痴呆,但无论何时他最割舍不下的,仍是那片土地。即使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亲自下田观察稻株长势。2021年初,91岁的他还亲赴海南三亚南繁基地指导科研工作。3月10日,他在基地意外摔倒,送医治疗。
就在去世前11天,他参与指导的“超优千号”超级杂交稻在三亚完成测产,平均亩产达到1004.83公斤,再次突破千公斤大关。当有人问他:“您都九十岁了,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袁隆平只用了五个字回答:“关心杂交稻。”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水稻,献给了人民,也献给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未来。他不是神,却用科学改变了世界;他不是英雄却用一生拯救了千万生命。袁隆平走了,但他播下的种子仍在生长,终将在世界各地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从韶山冲到三亚,从《农业八字宪法》到超级稻,毛主席播下的农业革命火种,在袁隆平手中化作了覆盖全球四十余个国家的金色稻浪。在非洲的田野上,农民们用斯瓦希里语喊着“袁隆平”,他们或许不知道,那位曾在安江农校煤油灯下奋笔疾书的年轻人,曾从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战略中获得灵感,将理论转化为推动世界农业进步的现实力量。
袁隆平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父亲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农业的深厚情感,但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长子袁定安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湖南农村,童年时,他很少见到忙碌的父亲,更多的是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画面。
尽管如此随着年龄增长,他了解到父亲为了让更多人吃饱饭而不懈努力,心中充满了敬意。袁定安以父亲为榜样,刻苦学习,最终考入理想大学,攻读企业管理。毕业后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创立了自己的农业科技公司,致力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次子袁定江出生时,家庭条件已有显著改善。他对父亲的工作同样充满崇拜,高中毕业后进入湖南财经学院深造。毕业后袁定江选择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专注于农民贷款业务。
几年后他转型加入隆平高科,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迅速晋升为副总裁,助力企业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小儿子袁定阳从小便受到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影响,耳濡目染下立志投身农业科研。大学毕业后,他追随父亲的脚步,专注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袁定阳快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科研人员,并成为隆平研究所的首席专家,继续推进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三兄弟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但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非凡成就,传承并发扬了父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袁定安用企业家的智慧推动农业进步;袁定江通过金融手段支持三农发展;袁定阳则直接投身科研,延续着父亲未竟的事业。
来源:史在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