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夸她一心一意照顾瘫痪丈夫十五年如一日，笑她——明明可以自己过，非要困在这个没希望的包袱里。

村里人都喊她”良心婶”。这个绰号既是夸她，也是笑她。

夸她一心一意照顾瘫痪丈夫十五年如一日，笑她——明明可以自己过，非要困在这个没希望的包袱里。

婶子叫苏明兰，五十出头，和我们村子多数妇女一样，黑瘦脸庞，双手粗糙，笑起来满嘴的牙缝。这些年照顾丈夫张庆成，她的腰弯得越来越厉害，像是被岁月踩了一脚。

我们村在山脚下，属于黄泥沟镇管辖，要走近四十分钟才能到镇上的卫生院。婶子家在村子东头，房子两进两出，老式砖瓦房，屋顶黑了一大片，那是青苔在肆意生长的痕迹。门口有棵柿子树，年年结果，总是红彤彤一大片。

“龙哥啊，喊你妈过来尝尝这柿子，今年可甜了。”她隔着篱笆喊住从地里回来的我。

“婶子又摘柿子啊，你身子骨不好还爬那么高。”我停下脚步，接过一个青红相间的柿子。咬了一口，果然是甜的，还带着一丝涩味。

“我不爬树，你二叔今早上拿着柄长杆子给我够的。”说起丈夫，婶子眼角柔软下来。

张二叔就是她那个瘫痪的丈夫，十五年前是村里的电工，攀到电线杆子上修线路时不慎摔下，从那以后就只能躺在床上了。婶子说他手劲还好，会用杆子帮她把柿子戳下来。

“他哪儿还能干这些。”我妈从后头走来，接过婶子递来的柿子，轻声对我说，“那杆子搁那儿好几年了，够不着的柿子都是她自己爬上去摘的，说是二叔够的，给他留点面子。”

婶子耳朵尖，摆摆手说：“你这人，又胡说。”然后对我说：“你二叔脑子比谁都清楚，就是动不了，每天都指挥我干这干那。”

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阳光照射下，红得发亮。角落里摆着一辆轮椅，陈旧却擦得很干净。

“婶子，我帮你推二叔出来晒晒太阳吧？”我问道。

“不用了，他今天不太舒服，睡着了。”她说着，侧头看了看屋里。“对了，给你爹带个话，就说镇上收废品的王老四说铁价涨了，让他把那些破铁都收拾出来。”

“知道了，婶子。”我应道。

那天下午，我去镇上办事，回来时经过她家。远远地看见她用板车拉着张二叔坐在柿子树下。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睛却很亮。

婶子拿了块冰西瓜，一小块一小块地喂他。“慢点吃，别噎着。”她轻声说。

“苏明兰，你脸上有土。”张二叔突然说道，声音嘶哑但清晰。

“哪儿呢？”她慌忙用手去擦。

“左边，再上点。”

她又擦了擦。“好了吗？”

“好了。”张二叔笑了，牙齿泛黄，看上去很累。

婶子的眼睛闪了闪，微微侧过头去。我没听见她说什么，只看见她肩膀轻轻颤动了一下。其实她脸上根本没有土。

村里人都说她傻。

李婶和王大娘在小卖部门口嗑瓜子，看见我从张二叔家门前经过。

“看见没，良心婶又推那个半死不活的出来晒太阳了。”李婶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可不是，当年他出事后，媒婆上门说给她介绍人家，她一口回绝了。”王大娘叹了口气，“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要我说，应该离婚重新找个人。张家人不待见她，她儿子又不在身边，真是傻到家了。”

我没有接话，径直往前走。这些话我听了十几年，早就习惯了。我知道婶子也听过无数次，但她从不辩解。

婶子和张二叔只有一个儿子，叫张海，在城里工作，一年回来一两次。据说婶子不同意他回乡发展，非要他在大城市闯，说乡下没出息。

“我们这代人就这样了，下一代总得有出路。”她总这么说。

去年春节，我见着张海回来了，开了辆小轿车，带着女朋友。女孩子白皙漂亮，染着红头发，看起来怯生生的。

“妈，这是小丽。”张海介绍道。

婶子擦了擦手，有些拘谨地说：“快进来坐，屋里有点冷，我去生火。”

“不用了妈，我们待会儿就走。”张海说，“我们住镇上宾馆了。”

婶子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也好，家里条件差，让人家姑娘住不习惯。”

后来听说，张海和那姑娘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定在五一结婚。婶子偷偷地给儿子准备了两万块钱，说是应急用。那是她卖了几年的笤帚和草编换来的。她做的笤帚扎实耐用，草编精致漂亮，在集市上很受欢迎。

那笔钱，她都没告诉张二叔。

“你二叔脾气倔，会说我偏心儿子，不顾他。”她对我妈说，“其实他心里也希望儿子过得好，只是嘴上不肯认。”

村里人都知道张二叔的弟弟张庆安一家对婶子不好。张家是三兄弟，老大早年去世，老三就是张庆安，在镇上开了间小杂货店，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张庆安媳妇徐芳总说婶子是扶不起的阿斗，花那么多钱请护工不就得了，非要自己受累。但谁都知道，他们家从来没拿过一分钱给婶子。

“一个月五六千，去哪儿找这么多钱？”婶子说。

张庆安来得少，一年到头可能来两三次。来了也是催张二叔赶紧把房子地契过到他名下，说是为了”方便照顾”。张二叔虽然瘫痪，但房契地契的事情一直拖着，不肯签字。

“那是留给海子的。”他总固执地说，“就这么点家产，别的没法给他。”

村里的文书李大伯曾经劝过婶子：“你们这种情况，最好写个遗嘱，把财产交代清楚，免得以后闹纠纷。”

婶子不吭声，只是摇摇头。她从来不喜欢计较这些事。

那年春天，张二叔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说他肾衰竭，随时可能不行。婶子日日夜夜守在床前，给他翻身，擦拭身体，换尿布，喂水喂药。

我有时过去帮忙，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写着”记事”两个字。

“那是你二叔的?”我好奇地问。

婶子点点头：“他以前当电工时记的各家各户的电表读数，后来病了，就让我记录他每天的情况。”

有一天，我看到她在翻那本子，眼角湿润。

“怎么了，婶子？”

“没事，就是看见他以前写的东西，想起以前的日子。”她把本子合上，放回原处。“你二叔以前多精神啊，爬电线杆子比猴子还快。”

张二叔的病情每况愈下，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走了。

去世前，他拉着婶子的手说了些什么。婶子哭得很厉害，但没告诉任何人他说了什么。

办丧事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张海从城里赶回来，一直沉默着。张庆安一家也来了，徐芳一脸忙碌，表现得很伤心，但眼睛不时地扫过屋内的家具和摆设。

就在下葬前一个小时，张庆安突然拿来一个木盒子，递给婶子。

“这是大哥生前交代的，说是等他走了交给你。”

婶子疑惑地接过来，盒子很小，有点沉，上面落了一层灰。

“什么东西啊？”她问。

“不知道，他说只能给你一个人。”张庆安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木盒，转身走了。

丧事办完后，村里人都散了。张海第二天就要回城，婶子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看着逐渐落下的夕阳，手里握着那个盒子，迟迟没有打开。

我来告别时，她才怯生生地说：“龙哥，你陪我看看这是什么。”

我点点头，坐在她旁边。

婶子颤抖着手打开盒子，里面是几叠发黄的信纸，一个红色的小本子，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

“这是…”她小声说，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

那是张二叔的笔迹，歪歪扭扭但能认出来：

“明兰，等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走了。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我知道村里人都说你傻，但我知道你不傻，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坚强的女人。”

婶子的眼泪落下来，她抹了抹，继续看下去。

“我出事后，医生说我最多能活三年。我不想拖累你，想过让你改嫁，但我太自私了，舍不得你走。这些年，是你的坚持让我多活了十二年。”

“记得我们结婚那年，我许诺带你去桂林旅游吗？一直没兑现。我在农商行存了一笔钱，本金不多，但十五年的利息也积了些。钥匙是保险柜的，在镇上信用社后面的储物间里，柜号写在红本子上。密码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那笔钱，你带着海子去桂林走一趟，就当是替我完成心愿。余下的钱给海子娶媳妇用。房子地契都给海子留着，我已经写好了遗嘱，让李大伯公证过了，别让老三占了便宜。”

“最后一件事，柜子里还有一颗小石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说像兔子的那颗。我一直留着，希望你也能记得那天。”

婶子颤抖着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存折，打开看了一眼，又迅速合上，紧紧攥在手里。

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但从她的反应来看，应该不少。

“他每个月的补助金都存起来了…”她喃喃道，“他跟我说都用来买药了。”

婶子翻开红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上面一页写着：“明兰每日好事记录”。下面是日期和简短的记录：

“2008年4月3日，明兰做了我最爱吃的鱼香肉丝。” “2009年8月15日，明兰给我理发，手法越来越好了。” “2010年12月1日，下雪了，明兰烧了炭火，屋里暖和。” …

我默默起身，给婶子倒了杯水，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有些时刻，不需要旁人见证。

第二天清早，我去送张海上车。婶子站在路边，递给他一个包裹。

“这里有两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给你娶媳妇用。”她说。

张海接过包裹，犹豫了一下：“妈，你留着吧，我不缺钱。”

“拿着，”婶子坚持道，“你爸走了，我也轻松多了。以后有大把时间赚钱。”

张海没再推辞，转身上了车。临走前，他探出头说：“妈，我和小丽商量过了，结婚后你搬去县城和我们一起住吧。”

婶子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等你们站稳脚跟再说吧，我还不想离开这儿。”

车子开走了，婶子站在原地看了许久。我走过去，问她：“婶子，你不会真不去县城吧？”

她转过头，脸上竟有些释然：“龙哥，你知道吗，你二叔存了21万块钱，还给我写了15年的日记。”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这辈子没带我去过远方，现在留下这笔钱，是想让我走出去看看。”她顿了顿，“但我得先把柿子树修剪好，等到果子熟了，我再走。”

我明白了，她放不下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些共同的记忆。

婶子回去后，开始收拾屋子。她把张二叔的衣服一件件洗干净，晾在院子里。阳光下，那些打着补丁的衣服显得格外刺眼。

村里人还是说她傻，说她应该趁早把房子卖了，去城里享福。

但我知道她不傻。那天晚上我路过她家，看见她坐在院子里，手里捧着一块小石头，对着月光看了又看。

月色下，那石头真的有点像只兔子。

这个秋天，婶子的柿子树结果特别多，红彤彤一片挂在枝头。我去帮她摘了一些，她说：“多摘点，明天我要去桂林了，这些柿子带不走。”

她真的要去桂林了，一个人。她说要替张二叔完成那个承诺。

“婶子，一个人行吗？”我有些担心。

“行啊，我又不是没出过远门。”她笑着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再说了，我也不是一个人去。”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那个盒子里的信、本子，还有那颗像兔子的小石头，都被她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行李箱。

后来，村里人都不再叫她”良心婶”了，改叫她”旅游婶”。因为她去了桂林后，又去了黄山、西湖、张家界…每到一处，都会给村里寄来明信片。

再后来，张海在县城站稳了脚跟，婶子搬去和他们一起住了。但每年柿子熟的季节，她都会回来住上几天，摘一些柿子，分给村里的人。

村里的李婶有一次问她：“你怎么还惦记着这老房子？”

婶子笑着说：“因为这里有我最爱的人，给我留下的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啊？”李婶好奇地问。

婶子没有回答，只是抬头看了看那棵柿子树。树下，长椅还在，只是多了一张张二叔的黑白照片，框得很精致。

有人曾问我，婶子照顾瘫痪丈夫十五年值不值得。我说不上来。但我知道，在那个木盒子里，藏着一段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懂的爱情。

那些年，张二叔无法说话时，她总是猜他想说什么。有时候猜对了，有时候猜错了。但无论对错，都是他们之间的默契。

婶子现在过得很好。她和儿媳妇相处融洽，还帮着带孙子。前几天，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她在桂林漓江上的自拍。照片里，她笑得像个小姑娘，手里举着那颗像兔子的小石头。

村里人不再说她傻了。因为他们明白，有些傻，是旁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明白。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