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丈夫出海捕鱼十年不归，人都说她是寡妇了，可她从不承认。她说海没有吐出尸骨，那就是人还活着。三十年来，刘婶子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脸上的皱纹却像是刀刻的一样深，但她家的门槛却从未让别的男人踏进半步。

村里人都说刘婶子是个硬骨头女人。

丈夫出海捕鱼十年不归，人都说她是寡妇了，可她从不承认。她说海没有吐出尸骨，那就是人还活着。三十年来，刘婶子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脸上的皱纹却像是刀刻的一样深，但她家的门槛却从未让别的男人踏进半步。

我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也是刘婶子儿子涛子的班主任。

记得那是个闷热的下午，蚊子嗡嗡响，教室里的吊扇吱呀作响，像是随时会掉下来似的。门口站着刘婶子，头发湿漉漉的，衣角还滴着水。看样子是从池塘里匆匆忙忙赶来的。

“老师，涛子的学费…”

她手里攥着一个湿漉漉的布包，打开后是一沓贴着泥巴的零钱，有的还粘在一起。

“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刘婶子红着脸说，“放得有些日子了。”

这话当时让我纳闷，后来才知道，刘婶子把攒下的钱都埋在了自家菜地里。说是钱放在屋里，总想着花，埋起来就记得是念书的钱了。

涛子是个瘦弱的孩子，个子比同龄人矮一截，但眼睛却特别亮。他的作业本永远是班上最干净的，连磨破的边角都要用胶带仔细贴好。

“我娘说了，万事能将就，就学习不能马虎。”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

涛子的家是村口最矮的一户，墙皮掉了一大片，雨天的时候最里面那间总漏水，用几个洗脸盆接着。看见别人家新换的瓷砖，他曾问过刘婶子为什么他们家不修。

刘婶子只说：“你爹回来修。”

这话他从小听到大，直到有一天放学路上，一群孩子笑话他：“你爹早死啦，连骨头都烂海里了，还等什么？”

那天涛子哭着回家，脸上带着青紫。刘婶子二话不说，拿了一根晒咸鱼的竹竿就往外冲。我刚好去家访，赶紧拦住她。

“你说，一个死了的人，会寄回船票吗？”刘婶子突然问我，眼睛通红。

我愣住了。

她从褪色的布兜里掏出一张发黄的船票，日期已经模糊不清。“去年刚收到的，邮戳是青岛的。”

我没敢接那张船票，也不知该说什么。有时候，乡下人的执念比城里人更深，也更不讲道理。

村委会的老杨头劝过刘婶子好几次，说给她介绍个老实人家，把涛子拉扯大就行了。可每次刘婶子都把人轰出门去。

“我家涛子他爹还活着呢！”

那张船票成了刘婶子的护身符，也成了涛子的软肋。

村里人笑话他是”没爹的孩子”，他就把那船票带在身上，虽然从来不敢拿出来给人看。

日子一天天过，涛子从小学升到初中，又到了高中。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刘婶子的头发白得更厉害了，只有门前那棵柿子树长得越来越高，秋天结的果子也越来越多。

“那是你爹走之前种的，他说等结果了，就回来。”刘婶子常这样对涛子说。

柿子树年年结果，可人却没回来。

高考那年，涛子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刘婶子更是日夜不休地操劳。早出晚归地在镇上的水产加工厂帮工，手上的裂口就没好过。

那天我在村口碰见她，手里提着一袋刚买的猪肝。

“涛子说猪肝补血，明天考试，得补补。”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堆成一团。

“老杨说有笔帮扶款…”我小声说。

“不用，不用。”刘婶子连忙推辞，“我家自己有钱。”

她神秘地压低声音：“涛子他爹寄来的。”

村里人都知道刘婶子攒了一辈子钱，就为了有朝一日儿子能上大学。可谁也不知道，她心里还存着这样一个执念。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接到涛子的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老师，我考上了，是重点大学！”

我连忙骑车去他家报喜，远远就看见刘婶子站在门口，手里举着录取通知书，脸上的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

“老师来啦，快进来坐。”她把我让进屋，屋里已经摆好了一桌子菜，红烧狮子头，清蒸鱼，还有一盘炒猪肝。

“这是涛子最爱吃的，他爹以前也爱吃。”她边说边抹眼泪。

就在这时，涛子抱着个破旧的布包从里屋出来，脸色苍白。

“娘，这是什么？”

刘婶子看了那布包一眼，突然僵住了。那包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上面还绣着一朵已经看不清颜色的牡丹花。

“你从哪找到的？”她的声音变得又轻又尖。

“在床底下，我收拾东西准备卖废品时发现的。”涛子紧紧抱着那包，“里面有…骨灰盒。”

屋子里突然安静得可怕。

刘婶子颤抖着手接过布包，轻轻打开。里面是个黑色的小匣子，看上去像是骨灰盒，旁边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

“这是你爹的骨灰盒。”她轻声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涛子瞪大了眼睛：“可你一直说爹还活着，说他会回来…”

刘婶子像是突然老了十岁，缓缓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抚摸着盒子。

“他确实回来过。”她说，“在你五岁那年。”

原来，刘婶子的丈夫刘海生并非失踪，而是早在涛子五岁那年就已经确认遇难，骨灰被同船的人带了回来。刘婶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几乎崩溃，但为了不让儿子从小就背负”没爹的孩子”的标签，她选择了隐瞒事实。

“我不让涛子知道，是怕他没了盼头。”刘婶子哭着说，“我自己也得有个念想啊。”

房间里的气氛凝固了，连窗外的蝉鸣都显得特别刺耳。

电视机上的日历还停留在2015年，那是涛子上初中的时候，收到的第一张”船票”。

我看着墙角那张褪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刘海生抱着三岁的涛子，刘婶子站在一旁笑得灿烂。那应该是他出海前不久拍的。

“那些船票和汇款…都是你自己安排的？”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刘婶子点点头，又摇摇头：“船票是我托在外地打工的亲戚寄回来的。钱…一部分是我攒的，还有一部分…”

她顿了顿，从匣子旁边拿起那封泛黄的信，递给涛子：“这是你爹真正留下的。”

涛子接过信，手抖得厉害。信纸被打开,上面的笔迹已经模糊，但依然能看出是一个男人刚硬的字体：

“海生在青岛意外身故，临终托我带信。他有一笔保险金在建设银行，存折夹在信里。密码是涛子的生日。海生说，这钱是留给涛子上大学用的，请节哀。”

掉出来的存折已经发黄，涛子翻开第一页，上面赫然是一笔五万元的保险理赔金，时间正是二十五年前。最后一页的余额显示着二十多万，应该是经过多年的利息积累。

“存折我留着了，可骨灰…”刘婶子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不敢让涛子看见，怕他没了希望。”

她转向涛子，满脸的皱纹里都是愧疚：“妈对不起你，可我不后悔。如果不是这样撑着，咱娘俩可能早就散了。”

涛子抱着那匣子,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把信纸都打湿了。

“这些年，你拼命干活，说是攒钱给我上学，其实钱早就够了是吗？”

刘婶子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棵高大的柿子树。

我悄悄起身想离开，给母子俩一些空间，却被刘婶子叫住。

“老师别走，见证一下这孩子考上大学。”她擦了擦眼泪，重新变回那个坚强的刘婶子，“今天是喜事，别耽误了。”

涛子红着眼睛，小心翼翼地把骨灰盒放到了桌子上最显眼的位置：“爹，我考上大学了。”

饭桌上，刘婶子的话比平时多了很多。她讲起了从未提过的往事，刘海生如何是村里最能干的小伙子，如何为了多赚钱给孩子念书不顾家人反对去远海捕鱼，又如何在最后一次通话中说”等这趟回来，就不出远海了”。

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骨灰盒上，也照在刘婶子伤痕累累的手上。她的手指因长期浸泡在冷水中而变形，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血丝。

“改天我把你爹安葬了吧。”刘婶子突然说，“放在家里这么多年,也该让他入土为安了。”

涛子抹了把眼泪，点点头：“等我放假回来,咱们一起去。”

晚饭后，刘婶子把盘子里剩下的鱼头留了起来。

“习惯了，总想着留点好的给他。”她自嘲地笑笑，“三十年的老毛病,一时改不了。”

太阳落山时，我告辞离开。走到村口，回头看见刘婶子牵着涛子的手,站在柿子树下说着什么。远远望去，他们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那天晚上，村里人听说了这个消息，都来刘婶子家门口围观。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伟大，议论纷纷。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刘婶子家。看见她正在收拾行李。

“涛子要我跟他一起去大学城住段时间，见见世面。”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这闺女长大了,翅膀硬了，要管娘了。”

我注意到墙上多了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刘海生抱着小涛子，刘婶子站在一旁。照片已经泛黄，但被装进了新买的相框里。

“三十年了，总算能光明正大地挂出来了。”刘婶子说着，小心翼翼地擦了擦相框上的灰尘。

秋风吹过，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果子开始泛红。刘婶子说，要等全红了,她和涛子再一起摘下来,祭奠刘海生。

“走的时候他说，等树上结了红柿子，就回来。”刘婶子望着树说，“现在，他终于可以回来了。”

那年秋天，村里人看见刘婶子和涛子一起,郑重其事地把骨灰安葬在了村后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着”刘海生之墓”，下面是一行小字：“用生命守护希望的父亲”。

涛子上大学那天，刘婶子站在村口，望着远去的汽车,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早已作废的船票。等车影消失在尽头，她才缓缓把船票撕碎，随风飘散。

“让他自由地飞吧。”她喃喃自语。

我站在不远处，听见她这句话，不知是对儿子说的，还是对丈夫说的。

那棵柿子树,至今还在刘婶子家门前。每年秋天,果子红了,她就摘下来,一半送给村里的孩子们，一半送去山上。

涛子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做了我的同事。每当有人问起他父亲的事,他总是说：“我有世界上最勇敢的爹,和最坚强的娘。”

刘婶子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不肯离开那个老房子，就连涛子结婚后多次邀请她去城里住，她也只是笑笑说：“这里住惯了。”

只有我知道，她还在等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用另一种方式。

屋檐下的风铃,是三十年前刘海生送她的礼物,至今仍在随风轻响。每当听到声音,刘婶子就会抬头看一眼门外，然后继续低头做她的针线活。

有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而刘婶子,用三十年的等待,撑起了一个家,也成就了一个大学生。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