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特别热，热得知了都懒得叫。镇上的人只要下午四点过了，就会陆陆续续地搬着小板凳坐到各家门前的梧桐树下，扇着蒲扇，聊着有的没的。

那年夏天特别热，热得知了都懒得叫。镇上的人只要下午四点过了，就会陆陆续续地搬着小板凳坐到各家门前的梧桐树下，扇着蒲扇，聊着有的没的。

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城回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后座上驮着姑姑买的半箱西瓜。那西瓜从县城到我们镇上只有不到二十公里，却像是从冰箱里被拿出来晒了一个下午。

“明子，你三叔回来了没？”李婶捏着一把枣核冲我喊。

我把车停在一棵歪脖子榆树下，摇摇头。“没呢，奶奶说叫我打听打听。”

实际上，家里人早就把能打的电话打遍了。三叔的手机关机，他平时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什么都没发现。这都是第七天了。

“你说那个医院咋搞的？”李婶把枣核放在一个早就掉了漆的搪瓷碗里，碗底还有几颗瓜子壳。“癌症这么大的事，说查出来就查出来了，害得你三叔…”

李婶没往下说，但大家都知道三叔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那天他冲进家门，把一沓医院的检查单往桌上一拍，当着一家人的面说：“不治了，省着钱。”

三叔才四十九岁，却有着像是六十多岁的沧桑。他的手上全是老茧，脖子后面被太阳晒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像是脏了的衬衫领子。那是他常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留下的印记。

我奶奶硬是把檐廊下挂了十几年的老式收音机翻出来，一遍遍重新找那个医院的号码。她还在念叨着：“不对劲，不对劲，我家老三身体好着呢，昨天还扛了半袋水泥…”

收音机里传来二人转的声音，不知哪个旋钮坏了，调来调去都是那个台。

三婶坐在一边，眼睛肿得像个桃子。她和三叔结婚快二十五年了，没生过孩子，但对三叔他们几兄弟的孝顺，村里人有目共睹。现在她只是一遍遍摩挲着三叔留下的那张老旧的身份证。

“人家就没看清楚身份证上的名字？”我爸皱着眉头看着那张复印件。三叔跟我爸虽然都姓王，但具体名字却差了俩字。

一个多月前，三叔去县医院做了体检。他不肯说，但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最近工地上有人趁他干活时，偷了他放在工棚里的电焊机。三叔连着通宵干了四天，赚了点加班费，才把新电焊机的首付交上。他干活时总是猛咳嗽，工友们逼着他去医院看看。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三叔就回工地继续干活去了。上星期四那天，医院打来电话，说他肺部有个阴影，让他赶紧回医院进一步检查。三叔放下电话就垮了，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

“该来的躲不掉。”他嘴上这么说，脸上却没了血色。

再去县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医生指着片子说是晚期肺癌，已经转移了。最好的情况，大概还能活个八个月到一年。

我爸和二叔陪他去的医院，我和三婶在家等消息。三婶炖了三叔最爱吃的萝卜排骨汤，那味道飘了一屋子。我记得那天院子里的仙人掌开了花，小小的，白色的，午后的阳光照在上面，好像一下就要融化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三叔的眼睛是干的，脸上那种麻木让人害怕。他只是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在灶台边点着，猛吸了一口，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那包烟是医院门口买的，便宜货，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几个字被他的拇指摩得发亮了。

“我不治了。”他重复着，声音沙哑。“现在治也是拖，自己遭罪，还得花几十万，我那点工伤赔偿都不够…”

“钱的事我们家里人会想办法。”我爸说。

三叔摇摇头，又咳嗽起来。“他们几个孩子还得上学，你们也不容易。我就是不想拖累你们。”

他指的是我二叔家的孩子们。二叔前几年下岗，家里就靠大嫂卖小笼包为生，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最大的刚考上大学。三叔一直在偷偷资助他们。

晚上，我从窗户缝里看到三叔和三婶坐在院子里的那张缺了腿的小方桌旁。桌子的那条腿是用几块砖头垫起来的，每次刮大风，那砖头都要重新垒一次。

三叔的烟一根接一根，三婶就坐在旁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扇子，虽然那晚上根本就不热。月光洒在他们身上，衬得两个人都瘦小了许多。他们不说话，只是偶尔碰碰肩膀，好像这样就能听见对方的心声似的。

第二天早上，三叔就不见了。他带走的东西不多，一个旧军绿色背包，里面装了两套换洗衣服，一瓶水，和他那些药。那些药还是我爸硬塞给他的，说是能缓解疼痛。

“他说了什么没有？”我问三婶。

三婶摇摇头，眼泪又下来了。“他就说…出去转转。”

我知道三叔是什么意思。他不想让家里人看着他一点点消瘦下去，不想让亲人为他操心费力，更不想用那一小笔积蓄给自己治个半死不活，最后还是要撒手人寰。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麻烦别人。

七天来，我爸和二叔轮流去周边的镇子上找人。派出所也立了案，但那些警察显然不觉得这是什么紧急事件。一个成年人，还是个癌症病人，想去哪儿不是他的自由？

不过，三叔也确实没走远。

就在我从县城带着西瓜回来的那天下午，医院又打来了电话。

电话是打给三婶的。三婶接起来，听了没两句，就倒在了门框上，旁边的奶奶手忙脚乱地去扶她，话筒掉在了地上，传出一个焦急的声音：“喂？喂？您还在吗？”

我赶紧过去接起话筒。

“您好，是王家吗？”那边是个女声，听起来很年轻。“我是县医院的张护士。之前关于王建国同志的检查报告…出了点问题。”

王建国是我三叔的名字。

“什么问题？”我问。

“实际上…那个片子不是他的。是和他同一天检查的另一位病人的，姓名很相似，系统录入时出了错。我们今天整理档案才发现这个严重错误。”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抖，“王建国同志的肺部只是有一点炎症，不是什么癌症。现在院方非常着急联系他本人，但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感觉一股热血冲上头顶。“你说什么？不是癌症？那他这几天…他现在…”

三婶从一旁猛地扑过来，一把夺过电话：“真的不是癌症？你们可别骗人！可我三叔人现在不见了啊！都七天了！”

我把电话从三婶手里轻轻拿过来，告诉张护士谢谢她的电话，我们会尽快找到三叔的。

挂了电话，院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奶奶手里捧着的那碗给三叔准备的枸杞水差点掉在地上，被我一把接住。

“不是癌症…”奶奶喃喃自语，“我就说嘛，我儿子那么壮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得那病呢？”

我们重新组织了搜寻队伍。这次连村里平时对三叔不怎么热络的人都加入了进来。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传遍整个村子，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王建国那人心软，不会是怕连累家里人，去什么地方…那个…自己解决了吧？”有人小声说。

这话让三婶差点又晕过去。

“不会的，”我爸斩钉截铁地说，“我弟弟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找了个地方静静。”

“会不会去了东边那个水库？”镇上开小卖部的老刘说，“我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挺喜欢在那儿钓鱼的。”

这一提醒，我们才想起来，三叔年轻的时候确实喜欢钓鱼。那会儿他还没去建筑工地，在村里的砖窑厂上班，日子虽然苦，但每个月总能挤出一天时间，骑着自行车去水库边钓鱼。后来砖窑倒闭了，他就去了建筑工地，再也没时间钓鱼了。他的鱼竿还挂在我们家杂物间的墙上呢，落了厚厚的灰。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骑着电动车沿着去水库的路找去。那是条土路，两边种着杨树，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跟我说话。

水库不大，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如今有些年久失修。夏天的时候，水位会下降不少，露出一圈干裂的淤泥。远远的，我就看见水库边有个黑点，像是一个人影。

我把车停在路边，沿着长满杂草的坡道小跑下去。走近了才看清，果然是三叔。他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面前架着一根竹竿——那是用树枝临时做的鱼竿。

他瘦了，脸颊凹陷，胡子拉碴，衣服也皱巴巴的，但眼睛却异常明亮，映着落日的余晖。

“三叔！”我喊他。

他回头看了看我，有些惊讶，但并不慌张。“明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走到他身边，气喘吁吁：“全家人都在找你！医院打电话来了，说…说检查结果弄错了，你根本没有癌症！”

三叔愣住了，手里的竹竿差点掉到水里。“什么？”

“真的！是弄错了！和你同名同姓的另一个病人的片子，给搞混了！”我一股脑地把事情说了个清楚。

三叔的嘴唇抖了抖，然后突然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的笑声在水面上荡漾开去，惊起几只睡在芦苇丛中的野鸭子。

“我就说嘛，我这身子骨…怎么会那么容易垮？”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声音有点哽咽。

我坐在他旁边的石头上，好奇地看着他的”鱼竿”和旁边的小水桶，桶里居然有两条巴掌大的鲫鱼，还在微弱地挣扎着。

“三叔，你这几天…都在这儿？”

他点点头。“就在水库边上的那个废弃的看守房里。白天钓鱼，晚上就在那边睡觉。”

那间看守房我知道，是以前管理水库的老人住的地方，十几年前就空了。屋顶有个大洞，墙皮也剥落了大半，但勉强还能挡风遮雨。

“你…你一个人待在这儿想什么呢？”我问。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指着远处正在下沉的太阳。“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些东西。”

他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出里面的情感。

“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去过什么远的地方。整天就是工作，就是为了钱。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我可能活不长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不一样的事？”

他叹了口气，收起鱼竿。“可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只能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来这儿钓鱼的日子。”

我爷爷，也就是三叔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他是个很爱笑的人，而三叔继承了他的笑容，只是这些年，那笑容渐渐被生活的重担压没了。

“我在这儿待了七天，看了七次日出，七次日落。”三叔指着水面，“我看着这水，想着人生就像这水库一样，来来去去，涨涨落落。有时候水浑浊得看不清底，有时候又清得能照见人影。”

“那你想好了没？下一步要做什么？”我问。

三叔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回家。能活着，就好好活着呗。三婶的腰不好，我得回去帮她做家务。再过几个月就是二叔家老大的大学开学了，学费我攒了一半，还得再努力努力。”

他提起水桶，里面的鱼还在扑腾。“今晚炖鱼汤喝，你奶奶最爱喝鱼汤了。”

我们一起沿着小路往回走。暮色四合，远处村庄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像是繁星落在了地上。

突然，三叔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还剩最后一根烟。他犹豫了一下，把烟叼在嘴上，但没有点燃。

“医生不是说我肺部有炎症吗？”他笑着把烟又放回盒子里，然后一把将烟盒扔进了路边的杂草丛中。“以后不抽了。”

我帮他拎着水桶，看着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三叔不高，但那时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却如此高大。

回去的路上，我们碰见了骑着摩托车四处找人的二叔。二叔见了三叔，二话不说就是一个熊抱，然后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你这傻子，吓死我们了…”二叔骂着，但声音里全是心疼。

三叔只是憨憨地笑。

到家的时候，院子里聚满了人。三婶第一个冲出来，一把抱住三叔，哭得说不出话来。奶奶颤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那碗枸杞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奶奶不住地说，苍老的手抚摸着三叔的脸，像是要确认这不是幻觉。

三叔接过那碗枸杞水，一口气喝完，然后举起水桶：“炖鱼汤！今晚全家一起吃！”

那晚上，我们家院子里热闹非凡。三叔亲自下厨，炖了一大锅鱼汤，那鱼腥味和香油葱花的味道飘得老远。村里人都来了，从老到小，围在桌边，端着碗，说说笑笑。

李婶抹着眼泪说：“这病走了就好，咱农村人，身体才是本钱啊。”

三叔笑着点头，给每个人的碗里都添了汤。他的眼睛很亮，好像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亮过。

晚饭后，大家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们家人。三叔拿出那个军绿色的背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爸。

“这是这几天写的…想到啥写啥，乱七八糟的，你们看看就行。”

我们打开袋子，里面是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那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被水渍浸湿，字迹模糊。

“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就想着给家里人留点什么。”三叔挠挠头，“可我又没啥钱，就只能写点心里话。”

我爸翻看着那些纸，突然停在一页上，声音哽咽：“老三，你…你说要把你的工伤赔偿和积蓄都给二哥家的孩子交学费？”

三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不是以为自己活不长了嘛。现在没事了，那钱当然还是我自己用。”

但大家都知道，他肯定还是会帮二叔家的孩子们。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聊到很晚。三叔说，这七天他想了很多，包括他这大半辈子走过的路。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这辈子是失败的，没读过什么书，没挣多少钱，连个孩子都没有。

“但现在我想开了，”他望着满天繁星，“什么成功不成功的，能帮家里人一把，能让关心你的人不担心，就已经很不错了。”

三婶靠在他肩上，轻轻地抹着眼泪。

第二天，三叔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医生说确实只是轻微肺炎，加上长期吸烟导致的一些问题，但只要按时吃药，戒烟，多休息，很快就会好起来。

三叔从医院出来，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是年轻了十岁。

“知道吗，”他搂着三婶的肩膀，“我现在才明白，活着真好。”

他抬头看着天空，那蓝得发亮的天空中，一群白鸽子正掠过，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后来的事情，村里人都知道。三叔去工地辞了工，回家开了个小修理铺，专门修各种电器。他那双粗糙的手特别灵巧，什么坏了的东西到他手里都能修好。

每个星期天，他都会骑着三轮车，载着三婶和奶奶，去那个水库钓鱼。有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着他们一家人在水库边的草地上铺开野餐布，晒着太阳，聊着家常，那样子，比任何幸福的画面都要温暖。

有人问三叔，当初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难受的是什么？

三叔想了想，说：“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有真正地活过。”

那个医院的张护士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据说她因为这次医疗事故差点丢了工作，但三叔跑去医院，说自己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感谢这次经历让他重新认识了生活。院方最后只是给张护士记了个过，但要求她到我们镇上的卫生院实习半年，算是一种”惩罚”。

张护士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些营养品给三叔。三叔总是笑着推辞：“我好着呢，真的不需要。”

现在，村里人提起三叔，总会竖起大拇指：“王建国这个人，真是福大命大！”

但我知道，不是三叔福大命大，而是他懂得了如何珍惜每一天，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

每当夕阳西下，我经过三叔家门口，总能看见他坐在那张补好腿的小方桌旁，摆弄着那些坏掉的电器，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

那个军绿色的背包，如今挂在三叔家的墙上，里面装着那几张写满字的纸。那是三叔在生死边缘写下的话，如今成了他最珍贵的财富。

有时候，我在想，人生就像一场误诊，你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其实路还长着呢。重要的是，无论路有多长，我们都要好好地走完它，不留遗憾。

就像三叔说的：“活着真好。”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