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代育儿保温箱原来是靠游乐场发扬光大的——这样的冷知识不是这本《夏娃》要讲的重点，就单一话题而言，你可以把《夏娃》这本书看作一次简洁但缜密的论证。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即“生育和女性个体权利的种种关系“，而作者聚焦在技术带来的辅助生殖和育儿话题上，探讨它们究竟会成
初代育儿保温箱原来是靠游乐场发扬光大的——这样的冷知识不是这本《夏娃》要讲的重点，就单一话题而言，你可以把《夏娃》这本书看作一次简洁但缜密的论证。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即“生育和女性个体权利的种种关系“，而作者聚焦在技术带来的辅助生殖和育儿话题上，探讨它们究竟会成为解放女性的工具，还是“优生学”的帮凶。比如，人造子宫对于女性保护来说到底是解放的福音还是新的压迫？我们如何保护生殖和堕胎权利？曾在“优生学”名义下出现的历史悲剧会再现吗？人造子宫技术下诞生的孩子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标签去面对父母？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以为它会涉及到更广泛的生殖伦理话题，但这样的聚焦也很好。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四章 扮演母亲角色的机器
考虑到优生学在现代社会依然余波未散，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关注人造子宫的哪些应用方式可能带来危害。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个重点：目前开发这项技术的预期用途是为极早产儿和孕育者提供服务。早产会带来极大创伤，而现在研发这些科技的人员是想要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救死扶危，绝不是夺走人们对自身生育功能的掌控。毫无疑问，人们对这项技术赞不绝口，认为这将会改变新生儿和孕育者护理的潜在规则。但让我们暂且假设，人造子宫只会被用于作为一种新式的生育护理方式这个目的，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可以享受到这项技术？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逐渐走向衰微，维拉·布里顿就在那时候写下了《翡翠鸟，或一夫一妻制的未来》。如今我们的医疗状况也没有多大变化：体外人工培育技术尚未研发出来，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有许多人就连现有的基本医疗保健都无法获得。
根据估计，目前正在研发的这项技术将会需要许多人力，价格高昂，而且需要重量级的基础设施来保障其运行。在EVE平台进行测试时，需要有研究人员24小时轮流值守，持续监测羔羊胎儿的生长状况。如果人造子宫的最终循环测试时也同样需要全天候的监督，那就还需要对专家团队展开细致的培训才行。同时，荷兰的研究人员希望生产出的原型机能达到目前气球的最先进水平。在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他们还会用3D打印机制出哺乳动物的模型来进行试验，这听上去非常诡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要找许多生物技术合作伙伴来采购零件，这可能也会导致他们的设备造价高昂。至于美国的EXTEND项目，每一项功能都必须经过细致的处理，比如要保证人造胎盘可以除去二氧化碳并向胎儿提供营养，同时要有监视器来持续检测心率和血流，还要制作出可调试的导管来充当脐带。最后，人造子宫本身的制作也非常重要。团队每天还要反复调配，生产出大约300加仑的人造羊水。所有这些元件都需要采购、组装和维护，单是其中任何一项都已经是巨大的挑战。但若要把所有这些部件组合在一起，最终做出人造子宫，并保证能有预期的运行效果，则更是需要研究人员投入大量的努力，还要花费精力去检测。2020年，EVE平台的一位骨干研究人员向《斯莱特》（Slate）的记者表示：“实际情况是，这根本不是什么有趣又随意的分娩方式，根本不像水中分娩那么轻松。假设我们真有一天要用上这项技术，价格肯定是昂贵得让人心痛，并且还得有一支技艺娴熟的团队才行。”
以上种种事实究竟为什么重要？人造子宫技术耗资巨大，应用过程中又需要多项组件，又要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才能保持稳定，还必须有专家团队监督，这都意味着我们也许只能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使用人造子宫。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时就有过许多公共讨论，如何努力在这次危机结束时实现医疗方面的平等。但直到2022年春季，医疗护理的资源分配仍然不公，形势依然一如既往地严峻。虽然那些经济实力较好的国家已宣布恢复“正常生活”，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是没有接种疫苗，绝大多数地区的居民在感染之后也依然无法得到治疗。
有些人在活着的每一天都知道，自己只要走进一间诊所就可以接种疫苗，此举有时还能救下自己的性命；有些人在怀孕时很清楚自己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医院，并得到充满尊重的、无微不至的、专业化的照护。在过去的几年中，医疗保健的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但当今社会有许多人总是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我们一步步让世界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而这些不平等正是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严厉控诉。现实不像布里顿构想的那样是一个充满了集体主义关怀的乌托邦，而是更接近赫胥黎笔下的反乌托邦世界。
在低收入国家的人们有机会接种第一针疫苗时，经济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接种完成了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的接种。每个人都应了解到这个重要事实。而且，有些关键性医护资源分配不均，这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其中最残酷的那些就会由孕育者和新生儿来承受。这样说来，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事情。人造子宫可以救下一些极早产儿，否则这些婴儿就会夭折。那些22周甚至21周就早产的婴儿个头甚至比一根胡萝卜还要小，如果他们能够存活甚至茁壮成长，人们对极度早产这件事就会一改既往的看法。有些孕育者在孕中期或孕晚期就出现了危及健康的并发症，甚至可能因此生命垂危，在更远的未来，人造子宫也可能帮她们脱离困境。现在如果有孕育者出现先兆子痫，那就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而且需要密切监测，但以后医生也许可以使用人造子宫来进行治疗。现在这项技术正在研发的过程中，但是在医护资源极端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只有少数人才有这份幸运能用上人造子宫。
全球每年诞生大约1500万名早产儿，印度、中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孟加拉国、菲律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巴西的早产率高居前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的孕产相关死亡案例（即孕育者在分娩前、分娩中或分娩后死亡）有94%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其中86%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在这些地区，婴儿在出生后首月内死亡的可能性几乎是高收入国家的10倍。在低收入国家，那些不满28周就早产的婴儿中有90%会在出生后几天内就夭折，而高收入国家的这项比例低于10%。局部人造子宫技术的目标群体正是那些出生不足28周的极早产儿。对这些孩子而言，这项技术堪称革命性的创新。
在世界上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们往往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医疗资源。我们只需要看看孕育者、母亲和婴儿会得到怎样的护理，就能看到种族不平等依然很明显。在美国，非裔孕妇的死亡率是白人孕妇的3到4倍，而且她们更容易遇到那些“有惊无险”的情况，也更可能遭受怀孕和分娩带来的伤害和并发症。据估计，原住民妇女因为怀孕或其他生育相关原因而死亡的可能性是城区白人妇女的4.5倍。在美国的非裔居民、夏威夷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群体中，婴儿有较高的早产风险，并且在出生后一年内就夭折的可能性也更高。在美国的某些州，非裔母婴与白人母婴之间的健康状况存在差距，而实际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05年至2014年间，只有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婴儿死亡率没有下降。
全球各地和各个种族之间都存在早产死亡率的差异。如果这是因为缺乏先进的新生儿护理技术导致，那就应该根据这些数据来分配局部人造子宫，可能这才是最公平的做法。例如，如果已经有临床试验证明这项技术安全有效，那就应该优先考虑那些风险最高的人群，这意味着需要把人造子宫分配给那些早产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英国的早产率很低，而且出生在英国的极早产儿也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存活，但印度的早产率很高，而且这些早产儿很有可能会夭折，难道这不能有力证明印度应该先使用人造子宫吗？
然而，缺乏先进技术并不是这个案例中的唯一的难点，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挑战。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虽然一些资源匮乏地区已经具备救助新生儿的技术，但因为缺乏相应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使用新技术有时反而会导致婴儿死亡。例如，保育箱等技术需要稳定的电流，在那些经常断电的地方，本应从治疗中受益的早产儿可能反而会陷入风险。即使人造子宫本身是免费的，或是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但运行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人力，以及大量可靠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电力供应、制造人造羊水的设备、用来预备每个部件的物理空间。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只是把人造子宫运到诊所或医院是远远不够的。医护人员本就不足，而从业人员要接受大量培训才能使用这项技术，之后还需要一直维护。而且，这还意味着医护人员可能要放下手中那些本就迫于眉睫的职责，才能腾出手来运行人造子宫。
换句话说，我们永远无法只依靠新式的、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础资源的分配不均，而不是缺乏新颖的发明创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那些低收入国家，正处于或不足32周就出生的婴儿中，约有一半的婴儿都“因为缺乏切实可行的、性价比较高的护理而死亡，比如环境不够温暖，缺乏母乳喂养的支持，感染时未得到基本护理”。这个情况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早产概率如何，婴儿和分娩者的后续情况如何，往往得看孕育者能获得怎样的医疗支持。
我们知道，若要在医疗环境中使用人造子宫，就必须先克服科学和伦理上的阻碍。但让我们暂时先想象一下，正如EXTEND团队的研究人员预测的那样，临床试验将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间进行。然后，我们假设试验证明，这项技术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有效。那么我们在2032年可能就会拥有一个医疗平台，用来保障孕期21周至23周之间出生的胎儿健康生长。低收入国家本就缺乏抗生素、类固醇，也没有那么多训练有素且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护理专业人员。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低收入国家在这些方面还是几乎没有改善怎么办？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孕婴状况本就已经极为不平等，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人造子宫就会导致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这个思想实验实在让人沮丧，但也向我们揭露了事实。
若想要解决新生儿和孕育者因为种族差异而面临的不平等护理，依靠新技术也不太可行。恰恰相反，这些差异其实是社会问题显露出的症状，比如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医疗机构的歧视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观念。在美国，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医疗保险，以及能否住在资金充足的医疗诊所附近，种族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2019年，有一项研究追踪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中的隔离情况，这里我们说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隔离。研究发现，和白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婴儿相比，非裔婴儿更有可能被集中安排在环境较差的NICU。然而，这还不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在美国，教育和经济稳定等其他方面也存在优待，这也会影响到白人孕育者及其婴儿在产后的健康状况。但非裔妇女及其婴儿会因为种族主义而在孕期就陷入风险，不论他们的教育或经济状况如何都是如此。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