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姐姐说，我的钱宁愿扶贫，也不会给公务员享受。＂1998年那个深秋的下午，刘慧芬坐在她服装厂的办公室里，隔着木纹办公桌斜睨着我。
＂姐姐说，我的钱宁愿扶贫，也不会给公务员享受。＂1998年那个深秋的下午，刘慧芬坐在她服装厂的办公室里，隔着木纹办公桌斜睨着我。
那话语像刀子一样刺进我心里，令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外面的缝纫机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只觉得冷风从敞开的窗户灌进来，寒意直透心底。
我叫刘建国，是小河镇政府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科员。
姐姐比我大六岁，从小就是我的保护神，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拉扯我长大，父母忙于生计，是姐姐给我煮稀饭、做布鞋、辅导功课。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小河镇，家家户户还留着老式的木质家具和发黄的结婚照，收音机里播放着《渴望》的主题曲，自行车铃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
我刚工作两年，每月四百来块的工资，勉强够自己温饱，单位虽然说着要分房，却一直遥遥无期。
老家的父母催着我成家，我好不容易相中了镇医院的护士小王，却拿不出像样的彩礼和首付，只好厚着脸皮来找姐姐借。
＂建国，不是姐不帮你，我这钱是要做生意的。＂姐姐为难地搓着手，眼神却很坚定，＂你们单位不是有福利房吗？公家干部不愁没房子住。＂
我苦笑道：＂姐，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单位也得自己掏钱买呀，就是有些补贴罢了。＂
姐姐摇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助山区孩子的汇款单，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说：＂你看，这些娃娃才是真需要帮助的，我宁可多资助他们几个，也不能给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添油加醋！＂
我望着姐姐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她是怎样在改革大潮中，从一个纺织厂的普通女工变成了小老板。
九十年代初，姐姐所在的国营纺织厂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工人们排着长队领救济粮。
有天姐姐扛回一麻袋白面，我问她哪来的，她神秘地笑笑：＂厂里放长假，我跟几个姐妹去南边拿了点货回来倒腾。＂
那时候，下海经商成了时代的潮流，连《人民日报》都在鼓励＂大胆闯、大胆试＂。
姐姐和几个厂里的女工凑了点钱，开始在火车站附近摆地摊卖衣服，风吹日晒，被城管撵得到处跑，却越挫越勇。
我那时还在上高中，每到周末就帮她看摊子，亲眼见证了她如何从地摊到店面，再到后来的小厂房，一步步打拼出自己的天地。
＂你懂个啥，＂姐夫王东常对我笑道，＂你姐这个人啊，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倔得很！＂
王东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手艺不错，但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跟不上节奏。
他做的老式家具精致耐用，却敌不过南方涌来的廉价板式家具，姐姐干脆让他跟着自己干服装生意。
1997年，姐姐的服装厂最红火的时候，雇了四十多个工人，全镇人都竖起大拇指：＂刘慧芬真有本事，女强人哪！＂
我考上了地区师范学院，全家人笑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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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李大娘还念叨着：＂老刘家祖坟冒青烟了，后生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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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多好啊，寒暑假还能休息，怎么去做公家人了？＂她叹口气，＂那帮人油腻着呢，可别学坏了。＂
我不明白她为何对公职人员有如此偏见，只当是她生意人的市侩心态，也没往心里去。
九十年代末，改革深入，市场更加开放，大量的廉价服装涌入国内市场，姐姐的厂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天晚上，我去厂里送饭，隔着车间的玻璃窗，看见姐姐坐在堆积如山的布料中，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
车间里只开着一盏惨白的日光灯，照得她的脸色蜡黄，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姐，吃饭了。＂我轻声说，把饭盒放在她面前。
她猛地抬头，眼圈红红的：＂建国，你说我是不是太冒进了？＂
我望着四周几近停工的缝纫机和空荡荡的车间，心里一紧：＂姐，是不是厂子出问题了？＂
她苦笑着摇摇头：＂行情不好，订单越来越少，可我前几个月又贷款买了新设备，这下可真是骑虎难下了。＂
我心疼地看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姐，要不先缩减规模，等行情好转再说？＂
＂这行就这样，谁退缩谁就出局。＂她倔强地说，眼神中却透出几分迷茫，＂你说，我是不是要去找点关系，打通销路？＂
＂什么关系？＂我心里一惊。
＂听说咱们区里有个分管经济的副区长，他要是帮着说句话，给咱们拿个订单，不就好了？＂
我陡然明白了什么，连忙摆手：＂姐，这事可不能想，那是行贿，犯法的！＂
她嗤笑一声：＂你们这些当官的，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还不是一个样？早听人说，没有疏通的关系，哪有顺畅的路子！＂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应这种偏见。
那晚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小王，她抿着嘴笑我：＂你姐这是气话，别当真，再说了，我们这些小公务员哪有什么权力，别说拿好处，连个章都盖不了。＂
小王是镇医院的护士，我们大学同窗，毕业后一起回到了小河镇。
她性格温婉，家境也不富裕，父母是小学老师，对我这个公务员女婿很是满意，只盼着我们早日有个自己的小窝。
1999年秋天，姐姐厂里的形势急转直下，订单少得可怜，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散了。
姐夫王东日渐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抽闷烟，眼神空洞地望着远处。
＂慧芬太要强了，＂他悄悄对我说，＂做生意有起有落，她非要一条路走到黑，实在是犟不过市场啊。＂
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姐姐却不愿服输，四处借钱周转，甚至找了高利贷。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下班回家，发现姐姐站在我家门口，眼眶通红。
＂建国，借我两万块，厂里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了。＂她的声音沙哑，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我当即答应，把存折里准备买房子的钱全都取了出来。
小王在一旁默默点头，眼里满是理解和心疼。
我们的婚期不得不往后推，但小王没有一丝怨言：＂你姐这些年不容易，帮她度过难关要紧。＂
谁知第二天，姐姐却把钱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姐，这是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她抹着眼泪说：＂昨晚我去找区里那个副区长了，他答应给我们厂子引荐几个客户，订单的事有着落了。＂
我心头一震：＂你给他好处了？＂
她转过脸去，不肯直视我的眼睛：＂这叫投资，你不懂。＂
我拉住她的手：＂姐，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那些贪官迟早会被查，到时候你也会受牵连！＂
＂贪官？呵，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她甩开我的手，怒目而视，＂你们这帮吃公家饭的，谁手上干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个老杨，家里盖起了小洋楼，那钱是从哪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哑口无言，只能看着她愤然离去的背影，心里又气又痛。
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小河镇的街道上人迹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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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个月后，《小河日报》的头版刊出一则消息：区里查处了一起冒充领导诈骗案，一名自称区领导的骗子专门瞄准困难企业，以帮助拓展业务为由，骗取了不少钱财。
我拿着报纸，心如刀绞。
当晚，我急匆匆赶到姐姐厂里，发现大门紧锁，工人们蹲在门口，脸上写满了焦虑。
＂刘主任家的，你姐去哪了？咱们的工资啥时候发？＂一个年长的女工拉住我问。
我手足无措，赶紧去姐姐家里，推开院门，却见王东正在收拾行李。
＂姐夫，你这是...＂
他叹了口气：＂建国啊，我不行了，撑不下去了。俺妈病了，我得回老家照顾她。＂
＂那姐姐呢？＂
＂她啊，＂王东的眼神闪烁，＂说是去南方找客户了，让我先走。＂
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心凉了半截：＂姐夫，你...你不会是...＂
他不敢看我，匆匆提起行李，低着头从我身边挤过去：＂建国，对不住了，你帮我跟慧芬说声，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
那一刻，我明白这个老实的男人是逃走了，留下姐姐一个人面对一切。
＂姐夫！＂我在他背后喊道，＂那副区长是骗子！姐姐被骗了！＂
他的脚步顿了顿，却终究没有回头，消失在飘雪的巷子里。
三天后，姐姐回来了，憔悴得像变了个人。
我在厂门口堵住她：＂姐，那个副区长是骗子，报纸上都登了。＂
她愣了一下，随即苦笑：＂我知道，晚了。＂
＂你知道？＂
＂他拿了钱就消失了，我去区里一打听，根本没这号人物。＂她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深深的疲惫，＂王东呢？＂
＂他...回老家了。＂我不忍说出真相。
姐姐点点头，像是早已料到：＂也好，省得看我这个失败者的样子。＂
＂姐，别这么说，咱们能挺过去的。＂我搂住她的肩膀，＂跟我回家住几天吧，小王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
她轻轻推开我：＂建国，姐没脸见人了。厂子倒了，工人的工资和医保都发不出来，我还欠着一屁股债，怎么见人？＂
＂我们是一家人，有啥见不见的。＂
＂不，＂她倔强地摇头，＂我得自己解决。你们公家人不懂我们做生意的，赚钱容易，赔起来也快。＂
＂姐...＂
她打断我：＂建国，你别管我了，我能行。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好呢，别操心我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厂里，留下我在寒风中站了良久。
回家路上，我看到街角的露天电影正在放映《焦裕禄》，黑白的画面在夜色中闪烁，四周围着稀稀拉拉的观众，他们裹着厚厚的棉袄，呵着白气，专注地望着银幕。
我停下脚步，恍惚中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看这种露天电影，每次看到焦裕禄为民服务的情节，他都会感动得直抹眼泪：＂建国啊，你以后一定要当个好干部，像焦书记那样，为老百姓做实事！＂
我鼻子一酸，这不正是我选择当公务员的初心吗？
为什么到了姐姐眼里，我就成了那些贪官的同类？
2000年春节前，姐姐的厂子正式破产了。
工人们领到了最后一点遣散费，稀稀拉拉地离开了。
姐姐卖掉了房子和厂房，勉强还清了债务，自己租了个小阁楼住。
我去看她，发现她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桌上放着一瓶散装白酒，已经喝了大半。
＂姐，跟我回家过年吧。＂我轻声说。
她摇摇头：＂我哪有脸见人？欠了那么多钱，让人家笑话。＂
＂我这边攒了点钱，先帮你还上急的。＂
她猛地抬头，眼里闪着酒意和倔强：＂不要你的钱！你们这些公务员的钱，哪有那么干净！我的钱宁愿扶贫，也不会给公务员享受！＂
她口中喷出的酒气熏得我眼睛发酸，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姐，你这是怎么了？我是建国啊，你弟弟，从小你拉扯大的建国啊！＂
她挣脱我的手，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指着墙上她和山区孩子们的合影：＂你看看这些孩子，他们多纯真啊！不像你们这些...这些...＂
＂姐，你喝醉了，＂我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是公务员，不是贪官，我的钱都是光明正大挣的，我问心无愧！＂
她冷笑一声：＂那个老杨呢？那个冒牌副区长呢？他们的嘴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姐，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副区长，是骗子啊！真正的好干部多着呢，我们单位的王主任，自己生病了都不肯占用公车，宁可挤公交车去医院...＂
＂够了！＂她一把推开我，＂你走吧，别管我了。我刘慧芬这辈子，不会再相信什么公家人了！＂
我看着她满是血丝的眼睛，心如刀绞，却不知如何才能消除她心中的偏见。
过完年，姐姐搬走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像着了魔一样到处找她，在她曾经资助的山区孩子家里打听，在她做生意时结交的朋友中询问，甚至跑到王东老家去找，都没有消息。
我妻子小王安慰我：＂姐姐性子倔，等她想通了，自然会回来的。＂
＂可她一个人在外面，我怎么能放心？＂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建国，也许姐姐需要时间独处，好好想想。＂小王轻声说，＂你是她弟弟，她不会真的不理你的。＂
婚后，我和小王省吃俭用，终于凑够了首付，买了个小两居室，简单装修后，搬了进去。
小王怀孕了，我的心情终于有所好转，只是每次看到阳台上姐姐送的那台老式缝纫机，心里还是会一阵绞痛。
这台缝纫机是姐姐厂子最初的＂元老＂，跟了她十几年，她破产时将它送给了我，说是给小王做嫁妆。
我常常坐在阳台上，听着窗外的蝉鸣，看着缝纫机上的划痕和磨损，仿佛看到了姐姐曾经奋斗的身影。
小王有时会在我身后轻轻抱住我：＂别担心了，姐姐那么聪明能干，不会有事的。＂
2003年，我在单位渐渐站稳了脚跟，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
同事们都说我是块做事的料，领导也对我青眼有加。
这一年，我申请参加了一个扶贫项目，负责对接几个贫困村的产业发展。
这意味着我需要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风吹日晒，餐风露宿，但我却乐在其中。
每当看到村民们的生活一点点改善，贫困户的笑容一天天多起来，我就感到无比满足。
儿子满周岁时，我们在家里办了个小宴。
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唯独不见姐姐的身影，我心里空落落的。
＂建国，别想太多，＂母亲拍拍我的肩膀，＂你姐那个脾气，犟得很，等她想通了自然会回来的。＂
父亲在一旁叹息：＂唉，要不是王东那个没良心的跑了，你姐也不至于这样。＂
我只能默默点头，心里却想：不知道姐姐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初夏的一天，我在火车站附近出差回来，天色已晚，街上的霓虹灯次第亮起，远处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声。
我在一家小面馆吃了晚饭，正准备回家，路过一排小吃摊，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是个卖烤红薯的中年妇女，头发花白了不少，戴着口罩和帽子，但那瘦削的肩膀和忙碌的姿态，与我记忆中的姐姐重合。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几乎是跑过去的。
＂姐！＂我喊道。
她明显一僵，然后装作没听见，继续翻动炉子里的红薯。
＂刘慧芬，你别装了，我是建国啊！＂我声音哽咽。
她这才慢慢转身，摘下口罩。
三年不见，姐姐的脸上多了深深的法令纹，眼角的鱼尾纹像是刀刻的，但那双倔强的眼睛还是我熟悉的。
＂你怎么在这儿？＂她的声音干涩。
＂我找你找了三年了！＂我几乎要落泪，＂姐，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她低头整理着摊位，手上布满了被烫伤的痕迹：＂别嚷嚷，我现在叫张红，谁也不认识。＂
我看着她风吹日晒的脸和粗糙的双手，心如刀绞：＂姐，回家吧，跟我回家。＂
＂我哪有家？欠了一屁股债，房子都卖了。＂她苦笑着，眼里却闪着泪光。
＂我家就是你家！＂我不由分说，收拾了她的摊子，硬把她拉上了出租车。
出租车里，她坐立不安，一路上不肯看我，只是低着头摆弄着沾满烟尘的围裙。
我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一个褪了色的红绳，那是她十几年前去山区支教时，一个孩子送给她的。
＂你...你还留着这个？＂我指着那根红绳。
她的眼神柔和了一些：＂嗯，那个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时不时还给他寄点生活费。＂
＂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惦记着别人？＂我又心疼又感动。
她抬起头，眼里闪着倔强的光：＂再难，也不能断了孩子的念书路啊。＂
回到家，小王见了姐姐，二话不说拉她去洗澡，又端出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碗老鸡汤。
姐姐坐在餐桌前，突然捂着脸，肩膀抖动起来。
＂姐，你别这样...＂我手足无措。
＂我对不起你，建国。＂她哭着说，＂那些年，我太固执了。＂
饭后，儿子睡下了，我们姐弟俩坐在阳台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和远处的城市灯火。
姐姐终于道出了实情。
原来她早年有个远房表妹嫁到了县城，丈夫在税务局工作。
表妹夫常常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在家乡盖起了气派的小洋楼，却在一次大检查中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表妹带着孩子无家可归，姐姐收留了她们娘俩几个月，亲眼目睹了她们的痛苦。
加上后来又被冒充税务干部的骗子骗走了钱，以及在电视上看到的贪官新闻，姐姐对体制内人士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负债后，她不愿连累我，独自躲到了外地，靠小摊维生，还债度日。
＂姐，你这么想太偏激了。＂我轻声说，＂咱们国家几千万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的，为民服务的，不能因为个别害群之马就全盘否定啊。＂
她沉默了许久，才说：＂我知道，但那时我被蒙蔽了，加上生意失败，人一蒙了心，就糊涂了。＂
＂那你现在想通了吗？＂
她望着远处闪烁的灯火：＂这些年，我在外面也看到了不少基层干部为老百姓办实事，慢慢地，我心里的怨气淡了。＂
她转向我，眼睛里泛着泪光：＂建国，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人，妈从小就说你心地善良，我不该拿别人的错处来迁怒你。＂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姐，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就怕你出什么事。你知道吗？爸妈都老了，他们也很挂念你。＂
姐姐的泪水终于决堤：＂我...我不敢回去，我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怎么会呢？你是他们的骄傲啊！＂我安慰道，＂你创业那几年，爸在村里可没少吹牛，说他女儿多有本事！＂
她破涕为笑：＂是吗？他那个老爱面子的样子，我倒是能想象。＂
＂姐，明天我陪你回老家看看爸妈，好吗？＂
她思忖片刻，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小河镇。
老家的房子还是那个样子，青砖黛瓦，院子里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子，有几颗已经裂开，露出晶莹的籽粒。
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坐在门槛上择着菜豆，听见车声，抬起了头。
＂慧芬？＂母亲看清了车上下来的人，手里的衣服＂啪嗒＂一声掉进了水盆，＂真的是慧芬回来了？＂
姐姐站在那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敢上前。
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一把抱住她：＂我的傻闺女，你终于回来了！妈想死你了！＂
父亲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抹着眼泪。
姐姐扑进父母怀里，泣不成声：＂爸，妈，对不起，是我不孝，让你们担心了！＂
那天，老宅里洋溢着久违的欢笑。
母亲杀鸡炖汤，父亲从地窖里取出珍藏的老酒，左邻右舍闻讯赶来，家里挤满了人，热闹非凡。
晚饭后，我陪姐姐去了她曾经的厂房所在地。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电子厂，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进行着夜班生产。
姐姐望着那熟悉的建筑轮廓，眼里流露出复杂的情感：＂建国，你知道吗？我这些年最遗憾的，不是赔了钱，而是辜负了那些跟着我的工人。＂
＂姐，你已经尽力了。＂
她摇摇头：＂不够，我太自信了，以为凭一腔热血就能闯出一片天地，却忽略了市场的残酷和变化的速度。＂
＂可你还是帮助了很多人，那些山区的孩子，没有你，他们可能连学都上不了。＂
她苦笑着擦了擦眼角：＂也许吧，但我欠那些工人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姐，我负责的扶贫项目里，有个村子正在发展手工艺，缺乏技术指导，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她惊讶地看着我：＂你是说...让我去？＂
＂你有这么多年的服装经验，完全可以帮他们设计些有市场的产品啊。＂
姐姐沉思良久，眼中渐渐有了光彩：＂好啊，我去试试！＂
第二天，我带姐姐去了我们项目对接的几个贫困村庄。
她看着墙上贴满的扶贫工作照片和数据，听着项目组同事们讲述各村的变化，眼神渐渐柔和。
＂记得那个李大爷家的老房子漏雨吗？＂我指着照片说，＂现在他住进了新房，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原来，你们真的在做实事。＂姐姐低声说，眼里满是愧疚。
走进村子，看到村民们朴实的笑容和对我们的热情欢迎，姐姐的眼圈红了。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拉着她的手，用浓重的方言说：＂闺女，你是刘主任的姐姐呀？你弟弟可是好人哩，帮俺家申请了危房改造，这不，住上了新房子，睡觉再不怕下雨啦！＂
姐姐转头看我，眼里满是惊讶和感动。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村部简陋的宿舍里，姐姐兴奋地跟我讲她对村里手工艺的设想，眼神中闪烁着久违的光彩。
两周后，我陪姐姐去了她资助的那几个孩子家。
其中有两个已经考上了大学，一个在县医院工作，还有两个在读高中。
那个在医院工作的女孩一见到姐姐，立刻扑进她怀里哭了起来：＂刘阿姨，我找您好久了！我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都存着呢，说好要请您吃饭的！＂
回程的车上，姐姐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突然说：＂建国，我想明白了。。我以前太偏执了。＂
春天来临时，姐姐在我家后院的小屋里办起了手工制衣作坊。
她给作坊取名＂慧心坊＂，招来了几个下岗女工，做起了特色民族服饰，通过我的项目渠道，销往城市和旅游区。
镇上的几个下岗女工来帮忙，慢慢打出了名气。
我们还一起资助了三个贫困生，每月寄去生活费和信件，姐姐常常笑着说：＂这下你总算入了我的扶贫名单了吧？＂
有天下班回家，看见姐姐在院子里晾衣服，头发被夕阳染成金色，眉眼间的倦容渐渐消退，又恢复了当年的神采。
她看见我，笑着问：＂今天又跑了几个村？＂
＂五个，＂我放下公文包，伸了个懒腰，＂这次县里给贫困村拨了产业发展资金，正好对接你们的手工艺。＂
＂太好了！＂她眼睛一亮，＂我最近设计了几款新的民族风背包，特别适合年轻人。＂
她带我去小作坊看她的新设计，那些色彩鲜艳的布料和精巧的手工，让我啧啧称奇。
＂姐，你知道吗？＂我笑着说，＂你当年那句＇宁愿扶贫也不给公务员＇的话，现在看来还挺有意思的。＂
她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这不是成真了吗？你这个公务员，现在天天扶贫，我这个老板，也成了你的后援团。＂
我们笑作一团。远处，小王推门出来，喊我们吃饭。
饭桌上，姐姐举起杯子：＂建国，谢谢你没放弃我。＂
＂姐，咱们是一家人，哪有放弃不放弃的。＂我眨眨眼睛，＂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当年不借我钱，不然我可能就是个安逸的小公务员，也体会不到扶贫工作的意义了。＂
小王插嘴道：＂就是，你们哥俩都变了样，当初我嫁给建国时，他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乖孩子，哪像现在，跑得上山下乡的，黑得跟碳一样！＂
我们哈哈大笑，笑声中满是久违的轻松和幸福。
夜深了，我送姐姐回小屋，路过那台老式缝纫机时，她轻轻抚摸着它：＂这老伙计，陪我南征北战好多年了。＂
＂姐，它现在可是我们家的宝贝，小王说等儿子大了，要教他使用这台机器，让他知道他姑姑有多能干。＂
姐姐眼圈一红：＂你们...你们太好了。＂
＂姐，咱老刘家的人，倔是倔了点，但心都是热的。＂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她点点头，仰望着满天星光：＂建国，你知道吗？我最感谢的，不是你给我物质上的帮助，而是你让我重新相信人心。＂
夜风拂过，吹散了往日的阴霾，只留下漫天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星光下，姐姐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仿佛回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那个带着我去摆地摊，教我数钱找零，在艰难岁月里保护我的姐姐。
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明白了什么叫血浓于水，什么叫亲情永恒。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