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出生的郭刚堂属狗，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说自己属骆驼，所有事情和苦痛扛在身上，一声不吭向前走。现在，他说自己属鱼，限定7秒的记忆，只记得“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每天都好。
1970年出生的郭刚堂属狗，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说自己属骆驼，所有事情和苦痛扛在身上，一声不吭向前走。现在，他说自己属鱼，限定7秒的记忆，只记得“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每天都好。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的大儿子，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李太屯村被拐走。此后，这位父亲骑上摩托车到全国各地寻子，骑行50多万公里，跑了31个省，报废10辆摩托车。直到2021年，郭振被找到，长达24年的寻子路结束。
但找到儿子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故事的起点。
三年多来，郭刚堂小心地维护着和孩子间的关系，等待他适应身份，一步一步重启亲情，并为他举办婚礼。而为寻子失去的时光已经不再，郭刚堂能做的只有弥补。他试图用接下来的人生，找回过去的24年，找回原来的郭刚堂。
郭刚堂。图/九派新闻 万璇
【1】父子
时隔20多年，全家福终于又出现在郭刚堂家里。巴掌大的照片嵌入木质相框，摆放在夫妻俩卧室一角的书桌中央。画面中，郭刚堂和妻子坐在椅子上，三个儿子站在父母身后，中间的是郭振。
照片上，三兄弟的眼睛和鼻子都很像父亲，“不用验DNA，我们一看就像哥俩。”郭刚堂觉得，这是刻在血缘里的东西，郭振走路速度快，办事麻利，这些都像他。性格上，老大也“随根儿”，内向、本分。刚被找到时，流量向郭振扑来，带货一天赚的钱能顶一年工资，但他只安心教书。
儿子比他心更细。郭振定居河南，隔两三周会回一次家。郭振曾主动提出要给家人做饭。他去超市挑了食材，“都是贵的”，几百元花下来，做了八九道菜，满满一桌，“比我给他成婚那天酒店大厨做的菜还好吃。”平常不沾酒的郭刚堂动了杯。“你还想要啥？”郭刚堂跟自己说，在身边长大的孩子，无外乎也就这样。
郭刚堂丢掉了书房里的行军床。以前找儿子，郭刚堂不敢关机，铃声响起来，怕妻子受到刺激，索性自己在这个屋睡。
寻找郭振的资料都被收了起来，摆在桌上的是其他寻人启事。抽屉里的塑料袋装着12部手机。从BB机到按键手机，再到智能手机，几部手机的屏幕已经裂开，划痕清晰可见，一部手机的按键完全模糊——这是郭刚堂寻找儿子的24年。
郭刚堂寻子路上用坏的手机。图/九派新闻 万璇
父子俩在一起，几乎不谈论那些年发生的故事。郭振很少聊起，他从小的生活，成长的轨迹，为什么选择去做一名小学老师，郭刚堂也不提这些年路上的寻子风波。有时儿子会主动提起自己上学时的玩伴，他也是只听不问。
对郭刚堂来说，生活就像两杯水，一杯是浑浊的、掺杂着苦痛和愤恨的脏水，一杯是洁净的、崭新的清水，他只想看向后者，“为什么非得端着脏水让别人去看？”
他和妻子小心地保护着这段亲子关系。在相处模式上，郭刚堂学习着父亲的样子。郭父是个典型的聊城汉子，讲究传统和秩序，形象严肃，埋头干活，为孩子付出。郭刚堂觉得，自己也要“拿出当爹的样子”。
他希望顺其自然，怎么对待老二和老三，就怎么对待郭振。每次回家，郭振会提前打个电话，郭刚堂的妻子会提前给他晒好被子。
郭振在家的生活很简单，和家人一起做顿饭、聊会儿天，一家团聚的日子，老大和老二带着媳妇儿一起下厨，几平方米的厨房被占满。
想孩子了，郭刚堂和妻子也会到河南去。郭振在当地一所小学教全科，工作忙，有时间了，他就带着父母下馆子、逛景点。母子间的聊天总是更细腻琐碎，3个月前，老二的女儿出生，妈妈免不了要催老大：“怎么你们俩还不生？”郭刚堂的关心明了简单。天热了，叮嘱儿子“注意防晒”，天冷了，让他记得“加件衣服”。
郭刚堂觉得，纽带就在这些细小的点滴里重建起来，自然流淌。
24年的寻亲痕迹还在。郭振曾想去考个摩托车证，他知道父亲寻他那些年几乎都在摩托车上生活。而找到郭振的前两年，郭刚堂也常常做梦，梦里还在找儿子。直到现在，他还能完整背出郭振的寻人启事。偶尔，他看到和郭振差不多年纪的路人，会下意识地和儿时的郭振比对，又猛然想起，“儿子找到了”。
关起门来，郭刚堂没和孩子聊过这些，他更乐意讨论“牛肉和猪肉哪个好吃”，对他来说，“这才是生活”。
【2】难题
距离郭振被找到近三年半，郭刚堂才同意谈谈儿子。他想给牵挂这件事的人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能从此放下对郭振、对这个家庭的好奇。
2021年7月，郭振被找到，他选择留在养父母身边，郭刚堂也不打算追究养家责任。一时间，指责郭振的舆论扑面而来，甚至有网红跑到疑似郭振养父母家直播。郭刚堂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郭振，随后关机两个月，和家人搬离小区住了两周，回避所有外人来访。他挡在儿子面前，小心保护郭振的私人信息，缄口不谈，等待热度散去。
那两个月过得煎熬。由于疫情，一家人很少见面，郭刚堂心情急迫，有太多话想和儿子说，但许多家庭认亲后互不往来的经验让他不敢盲目。那段时间，儿子和妈妈的联系更多，只在有要事时，郭刚堂才和孩子沟通。
直到去年，儿子决定在聊城办婚礼。前两年的难受情绪突然被喜悦冲淡，一个多月里，夫妻俩忙着撒信儿、买喜糖、选酒店，“孩子找到了，想尽最大努力让他更风光一点”。
当天，妻子穿上了这辈子都没穿过的旗袍。迎亲队伍前是一排摩托车——国内铁骑队用摩托车给婚车开道。以前他骑着摩托找儿子，如今摩托车驶向了儿子的婚礼。
热度也涌向了郭振的婚礼。郭刚堂始终绷着一根弦。他的眼睛盯着各个角落，过道里，台阶上，楼梯旁，挤满了人，网上流传的视频里，数不清的手机支架朝向典礼上的郭刚堂一家，很多人从外地赶来，上千双目光聚集在这里。主持人讲了什么，郭刚堂没太听进去，满脑子都是顾虑，他担心踩踏事故发生，担心小孩子被挤到，担心对面那栋楼里，“万一掉个人下来怎么办？”
通常二三十桌的酒席规格，满满当当坐了80多桌，总人数超过八百。一个打着“郭刚堂表哥”旗号的人，那两天赚了不少钱。
将郭刚堂从压力中拉回来的，是儿子在婚礼上给他磕头。在这以前，提到郭振，他脑海中浮现的始终是寻子旗上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新人磕头的瞬间，“一下成了大人”。
郭刚堂过去骑着摩托车寻子。图/央广网
《失孤》导演彭三源送上了祝福。当年拍摄这部以郭刚堂为原型的电影时，她曾提出使用原籍、原名，但被郭刚堂拒绝。在他看来，用原名拍了电影，“寻亲”标签就会流传下去，他不想让孩子们承受这些风波。
事实上，舆论从未停息，责怪郭振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有人质疑他不孝顺，“一个月都回不了家一次”，郭刚堂站出来解释——单程200多公里，来回的高速费和油钱加起来就要六七百块钱，孩子还总是买东西，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千，“他回来行，谁给他付高速费和油钱？”
寻亲成功后，被拐孩子如何融入原生家庭，是另一道难题。郭刚堂见过的例子里，最终能较好融入的孩子数量远少于无法融入的孩子，不少家庭认亲成功后反目成仇。
西北大学教授李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成年被拐者能顺利回归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保守估计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郭刚堂见过太多分分合合。他说，找孩子的初心和最终目的要匹配，他寻找郭振的初心，是让妻子的心归位，现在孩子已经回来，这个家就能好好过下去。但现在有些家庭想流量、亲情两手抓，为了利益将双方强势捆绑，把家里的事情都在镜头前豁了出去。
“哪个做父母的不想一把给他拉到怀里？但有些东西你自己必须清楚。”郭刚堂将这种分寸感形容为“手里握沙”，要尊重孩子的意愿，重建亲密关系是一个柔软而漫长的过程，一下攥起来，手里留存的沙子很少，但要是慢慢地呵护着往里收，就会找到最佳位置。
【3】重建
找到郭振后，郭刚堂的首要目标，是重建生活。中间的24年几乎是空白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找儿子。家庭、理想、经济、未来，许多事情都处于错位状态，他需要将生活的条缕重新梳理开。
靠着直播助农，上个月，郭刚堂把银行贷款全部还清。
他记不清还了多少钱。寻找郭振这些年，汽油从每升1.9元上涨到七八元，住宿从一晚三五元的网吧，到8元10元的小旅馆，碰上旅游景点时需要花上七八十元。
最早一笔债务还清大约在2007年。当时，背着36万元欠款的郭刚堂只在冬季没活时骑车到外地找孩子，春夏秋三季都用来挣钱。通过搞土方调运、帮忙清理建筑垃圾，5年里，他赚到39万元。但两年后，这些钱花光，一家人又过起穷困潦倒的日子。
2009年，来采访的鲁豫想帮助他们一家，拿出一沓钱，被郭刚堂拒绝，他说：“我不是没有能力赚钱，我只是没有时间。如果把郭振找到，我会让家庭以最短的时间殷实起来。”
他与鲁豫定下十年之约，同时保证，会让老二和老三也接受最好的教育。2019年再见时，郭伟已经在北京读研究生，随后留京工作。
如今，他也更关注对妻子、父母、另外两个孩子的陪伴。
郭振丢失第三年，老二郭伟出生。心潮澎湃的郭刚堂写下一副春联，上联“金龙兴他乡展宏图”，郭振这条金龙无奈背井离乡，能成大事，下联“鲲鹏起家中创伟业”则指郭伟。郭父看了，什么也没说。直到过完正月十五，他向孩子开了口：“有些事可以心里有，但明年不要再想了。”郭刚堂知道，父亲是想让他放下。
现在，他不用再满世界找儿子，可以骑车载妻子去旅行，一辆摩托车模型至今留在书房的窗边。丈夫在外那些年，他的妻子留在家里照顾两个儿子，靠做家政赚钱。
夫妻俩去了山东泰安、济南、菏泽和附近省份的城市，方圆几百公里。以前到全国各地，他都走马观花，眼睛只盯着人，现在，他们可以好好看看山水，在地里，在海边，落日余晖照到两人身上，“夕阳无限好”。
最近，郭刚堂在操办父亲85岁的寿宴。父亲73岁时，郭振还没被找到，房子也没拆迁，为了给儿子贴补家用，郭父去饭店宰鸡，每月拿1800元，节俭也成了老人一生的习惯。不久前，郭父脑梗。在医院里陪床时，郭刚堂用纸巾给父亲接痰，父亲把纸巾撕成两半分着用。郭刚堂觉得，不能再往外跑了。
他盘下一个80多亩的农场，之前的老板花几百万元打造失败，他借了过来。从一条小道拐进去，道路两侧树木高大，入冬的季节，落叶遍地。
这里离家约20分钟车程，郭刚堂打算把父母也带来转转。他知道，父母和土地有70多年的深厚感情，如果自己能把这个农场盘活，“是不是我父母的心也活了？”
农场成了他对未来事业的开端。他描绘未来的设想，这里种什么，那里养什么。父亲养了许多鸟，郭刚堂备了个比人高的鸟笼，再给父亲养两条狗，“他指定高兴”。他带着期许地指着一片荒芜杂乱的空地说：“来年春天你们再来，这里一定是春暖花开。”
郭刚堂在农场喂鸡。图/九派新闻 万璇
【4】找回郭刚堂
郭刚堂常常对外说，他觉得自己还在35岁。
闲暇时，郭刚堂会不自觉哼起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他喜欢旧事物，卧室里的棉被盖了30多年；妻子本打算扔掉的结婚时穿的玫红色套装，他留了下来；因为喜欢听笔在纸上发出的“唰唰”声，他一直保留着使用钢笔的习惯；一辆2008年产的红旗是他的爱车，市价两三万元，别人不开了，他用一辆摩托车换了过来，天天上路。
事实上，他54岁了。上学期间，郭刚堂练铁人三项，百米跑只需要13秒左右，如今，他早已达不到这样的成绩，但庆幸自己还有个好身板，“这就已经很好了”。还有一膀子力气，他决定用到地里。
他仍在帮助其他家庭寻亲。聊城几乎没人不知道他，接受采访的那天上午，他帮一个母亲找到了离家出走的孩子。他每天会接到很多寻亲家庭的电话，带妻子骑车出去旅行时，他也在摩托车后插上几面寻子旗，上面是其他丢失孩子的信息。两个月里，其中一名孩子被成功找到。
成为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10年，交届期已到，他辞去了会长的名头。该做的事情，他还会继续，能做得更多。他还想加入蓝天救援队，参加公益组织。
他最想加入的是摩托车协会。成为“大家的郭刚堂”这些年，随着媒体关注，丢牛的、丢马的、丢三轮车的、想自杀的、艾滋病患者，都找到他，不少人有他的电话。郭刚堂像一个巨大的“事务所”，忙着给大家分忧。而自己的情绪，他没法告诉身边人，只能在骑摩托车时，通过眼睛释放到沿途看到的花花草草里，这是他唯一的排解。“现在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羁绊，找找风吹脸的感觉。”
1997年，郭振被拐前，郭刚堂27岁，积极上进，吃得了苦。初中辍学后，他去工厂打工，由于不会写大写数字，感到文化有限，他在17岁重返校园。仅用半年时间，他的数学和英语考试成绩达到联校第一。后来考中专失利，直到1992年，他靠保送进入高中。他是个脑子灵活的人，喜欢闯荡，通过跑运输，他赚了家当，买了拖拉机，还攒下5万元的积蓄。
那时，他梦想带领乡亲们组建运输工程队发家致富，也计划投资建设几百平方米的旱冰场。
周围人对他的印象是，爱唱爱跳、爱开玩笑。十几岁时，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烧遍大江南北，那时看歌舞团表演，郭刚堂不服：“你唱的什么，还没有我唱得好。”他跑到台上，自告奋勇唱了一段。
提起这段经历，郭刚堂有些感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忘记了这样的自己。时间回到2024年12月，他坐在琥珀色的红旗汽车驾驶座上，手握方向盘，开往家的方向，后视镜里的他，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现在的我，不光要找回原来的生活，还要找回原来的郭刚堂。”
郭刚堂走在农场里。图/九派新闻 万璇
来源：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