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10月2日，我曾写过这篇《“洛阳”说的救命稻草成了压垮稻草，论《寄白司马》（上）》，当时讨论的话题是“京城牡丹之争”。说实话，这种近乎论文级别的文章，以头条的受众来讲，愿意看的，能看懂的已经不多了。

2023年10月2日，我曾写过这篇《“洛阳”说的救命稻草成了压垮稻草，论《寄白司马》（上）》，当时讨论的话题是“京城牡丹之争”。说实话，这种近乎论文级别的文章，以头条的受众来讲，愿意看的，能看懂的已经不多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用文理逻辑分析了几首唐诗，恰恰用这几首唐诗推翻了围绕着这些唐诗而编的“历史小故事”！更让人好笑的是，这个故事还是唐朝人自己编的！以下是从百度百科查到的诗人徐凝的“人物生平”和相关历史小故事：

我把主要内容复述一下：徐凝，唐代诗人，浙江睦州分水县柏山村人，生卒年均不详，与诤友张祜（792？-853？）年岁相当，与白居易、元稹同时而稍晚。元和间（806-820）有诗名。这是说他自806年开始就有成名的诗歌了。下面就是“历史小故事”了：

约公元八一三年、初游长安，因不愿炫耀才华，没有拜谒诸显贵，竟不成名。南归前作诗辞别侍郎白居易： “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尝于杭州开元寺观牡丹，见徐凝题牡丹诗一首，大为赞赏，邀与同饮，尽醉而归。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的本事：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慧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围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至此分而种之也。会稽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题开元寺牡丹）”

白居易、徐凝两人相见，谈起长安牡丹和往事，甚感相见恨晚，说笑甚欢。更为奇巧的是，就在此时寺僧忽报诗人张祜来了。后徐与颇负诗名的张祜较量诗艺，祜自愧勿如，白居易判凝优胜题牡丹诗，为白居易所赏，元稹亦为奖掖，诗名遂振于元和间。

现在你可能会奇怪：从这些故事来看，杭州才是徐凝和白居易首次相见的地方，那这徐凝前面写的《寄白司马》时都不认识他，何故要写给他呢？ 这又不是现在的粉丝追明星，你可以寄明信片给根本不认识你的明星。

作为一个从来不是“屁股指挥大脑”的诗词研究者，告诉你什么叫作“专业分析”！还记得我之前一篇文章的标题吗？《“唐诗”要比“唐书”靠谱！为争韩愈诗中的天街何必鬼迷心窍？》我从来不会因为这种历史小故事对我的结论有利就会偏听偏信，所以当“洛阳天街”派和“洛阳京城”派不断在评论区提供各种历史小故事时，我只会嗤之以鼻！

徐凝应该早在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白居易和元稹！否则《题开元寺牡丹》中的“待舍人”你又认为是等谁呢？再来看所谓徐凝初次到长安，怀才不遇后留诗给白居易的故事，怀才不遇是有可能的，但引用这首诗一定是错的！

首先从题目来看， “侍郎”是指白居易晚年做到的“刑部侍郎”：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

为什么这么肯定？这就是准确理解诗词的重要性：徐凝初到长安不久，他会用“一生”这种词吗？ “一生所遇惟元白”，元白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只有和他们长久相处之后才会有这一句诗成立的可能性，你都还不认识他们能写出这种话？最后一句“白头游子白身归”，只有年纪大了才会白头，除非徐凝是个“少白头”！第三句的“欲别朱门”，朱门代表权贵阶层的宅院，你都没进过“朱门”，何来的“想要离开”呢？这不是在瞎编吗？徐凝在元稹做宰相的时候的这两首诗就是他曾在“朱门”的铁证：

这“元相公”就是元稹，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但他只做了三个月。再看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之后的履历：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如果徐凝不是和元稹、白居易在长安时就有很深的交情，并且一起欣赏过牡丹，那《题开元寺牡丹》中的“含芳只待舍人来”这句怎么被他想出来的？难道会算命？既然徐凝 “一生所遇惟元白”，这“舍人”不是白居易还能是谁？

那么记录他在杭州“未识白公”的唐人范摅是谁？他编的《云溪友议》又是什么性质的书呢？范摅（生卒年不详），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子，江苏吴县人。约唐僖宗乾符中前后在世。与诗人方干同时，布衣以终。《云溪友议》是唐代笔记小说集，载开元后异闻野史，尤以诗话为多。所录诗及本事，有为他书所不载者，遗篇琐事，有不少靠该书得以流传。如王梵志诗十馀首，即为唐人诸书所未及。但所载也有失实处。书中还有一些神鬼故事，如韦皋遇玉箫、王轩遇西施等，颇有传奇文气息。韦縠《才调集》、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等，皆取材于此书。

连唐朝人自己编的书都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乱用唐诗来瞎编故事。这后代人编的史书，特别是这种故事类的，还有多少可信度？那些一天到晚拿新旧唐书来说事，甚至自编历史小故事，却连半首唐诗的证据也提供不出的人，知道自己有多不靠谱了吗？

所以，我们在解析唐诗时，究竟是先去搞懂文理逻辑重要，还是为了满足于自己的“读后感”，找各种历史小故事来当作证据，以期自圆其说，证明自己被古代原创诗人“灵魂附体”？把个人意淫当作参透了诗人的“意境”？

来源：抒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