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四六年八月，宪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成立"沈阳市西区宪兵队"，负责沈阳市铁西区的勤务，兵力为两个排，以连长朱腾为队长。队部设在一栋日式小洋楼里，后院宽敞，门前临街，过街有一片年轻的树林，它本是日人的产业，日本投降后由"敌产管理处"接收，分配给宪兵使用。那时沈

一九四六年八月，宪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成立"沈阳市西区宪兵队"，负责沈阳市铁西区的勤务，兵力为两个排，以连长朱腾为队长。队部设在一栋日式小洋楼里，后院宽敞，门前临街，过街有一片年轻的树林，它本是日人的产业，日本投降后由"敌产管理处"接收，分配给宪兵使用。那时沈阳市区本身有居民一百万人，铁西区占百分之二十二，是个大区。

说起铁西区，如雷贯耳，当时的热门话题是"工业救国"，谈工业必定谈东北，谈东北工业必定谈到铁西区。铁西区的街道名称：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一片"舍我其谁"的雄心。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报站名，声音响亮，中气充足，兴工劝工，如呼口号。数据显示，铁西区原有工厂二八八家。五月间，蒋视察沈阳，特别到铁西看那一片烟囱，虽然大部分工厂因接收而停工，仓库变成军方的马厩，那些不冒烟的烟囱他也看了又看。四年以后，毛主席也曾站在天安门上指点北京，宣示"以后这里全是烟囱"，可见国家领导人醉心工业之情。那时他们都未曾预料，烟囱有一天会成为环保的敌人，都市的杀手，国家落后的标记。

沈阳市有七个宪兵队，我们这些新手，先到各队跟老大哥学习，得以遍览各区风光。那时有个"北市区"，妓院和餐馆林立，那里的人巴结司法警察，算是一等管区。那时有个城中区，党政军高级官员的活动范围，戒备严，责任大，有机会与贵人结缘，算是二等管区。还有个北陵区，古迹多，风景好，环境单纯，没有疑难案件，算是三等管区。铁西区本是工业区，接收后工厂停工，空屋闲置，容易窝藏盗匪。铁西区又是个多事的地方，"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日本投降，苏联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国军接收东北，也是由铁西攻入沈阳。人到铁西，"开门时人在门内，关门时人在门外"，没有归属感，可算是四等管区。

铁西区既是"四战之区"，又是"不毛之地"，我们怎么会"沦落"到铁西呢？这得郑重介绍六团的副团长，他讨厌我们的朱连长，经常当众指责，而他的指责往往不成理由，长官指责部属，必须"不成理由"才显出权势。朱连长个性强，两次当众顶撞，违反军中（尤其是重视纪律的宪兵）伦理。分配勤务管区，副团长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把二连"置之死地"犹未满足，不久他找到机会，朱连长落了个撤职查办。

那时朱连长毫无警觉，他仗着自己"走得稳、坐得正"，他忘了中国历史许多记载，清官往往死在"清"上，忠臣往往死在"忠"上。我不懂官场的阴阳八卦，只是一个念头掠过：日式房屋怎么能做宪兵队部呢？进屋脱皮靴，出门穿皮靴，一旦紧急集合怎么来得及！瞧那木板墙，一脚可以踢出一个窟窿，怎么大门正对着一片树林，夜晚卫兵怎么警戒，林中漆黑，纵有十个二十个人藏在里面你也看不见。我只是打过游击，我能想到，难道团部没想到？……还好，后来调整勤务，宪兵放弃了那栋洋房，也完全撤出铁西。

上级规定，宪兵人人写日记，我们都领到统一颁发的日记本，布面硬皮活页装订，团部随时一通电话要查验，队部随时收集日记本上缴。队部每天向团部提出日报表，每十天提出旬报表，队部要讯问违反军风纪的人员，作成笔录，队部要接受民众投诉，作成记录，专案转报团部和警备司令部。种种作业，需要专人承办，连长指定中士班长郭伟负责，郭班长要求派我和李蕴玉两人做他的助手。这位郭班长像个白面书生，他高中毕业，本连九位班长，他的学历最高。或许由于"知识差距"，各位班长都和他很疏远，我们三人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各班班长经过门外，侧目而视。

小小办公室开始使用，我问郭班长：西区宪兵队的管区多大？能不能弄一张地图挂在墙上？他一怔，说没有。我说咱们得制一张表，罗列管区内保甲长的姓名住址，他又一怔，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些，我说我打过游击嘛。这一图一表，我们始终没能得到，我每次出外执勤，不知天地之大，常常若有所失，尤其是夜晚，沈阳市应该有路灯，可是许多街道黑不见底，真有无依无助、大海孤航之感。

工作展开，整天难得有事可做，出关的部队军纪那么好！出乎意外。每天出动四班巡查，难得遇见帽子没有戴正的军人，难得遇见风纪扣没有扣好的军人，难得遇见符号肮脏、字迹模糊的军人。整天也没个居民上门告状，说军人怎样欺负了他。没有这些材料，我写"日报"难以下笔，"日报"不能一日不报，郭班长授意可以伪造，我只好乱编违纪人的姓名，人名是假的，部队番号是真的，今天回想，对那些部队长十分抱歉。

铁西区环境单纯，我没染上什么坏嗜好、坏习惯，有自己可用的时间，我记私人日记，读文学书籍，拼命向报社投稿。今天回想副团长"整"朱连长，我倒是个受益人，但是当时我不能原谅他。关于私人日记，我多年后写过一篇《鸳鸯绣就凭君看》，这里不再多说。

军纪好，第一个原因是素质高。想那伞兵、青年军、新一军、新六军，士兵有高中以上学历，出过国门，英军美军并肩，"见贤思齐"。第二个原因是打胜仗，打胜仗的军人有自尊心。第三个原因是待遇提高了，衣食足知荣辱。后来我常想，如果派这样的部队去接收台湾，军民关系一定搞得好，也许给"二二八"事变打了防疫针。

关于那时军人的待遇，我有过一个"诉诸印象"的说明。抗战前夕，军人追求"五皮"，皮鞋、皮带、皮夹、皮手套、皮背心。抗战期间，生活艰苦，但"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仍有许多军人可以混到"五金"，五金者，金牙、金表、金戒指、金烟嘴、金边眼镜是也。五金代替了五皮。

抗战胜利，出现"五子"，即窑子、馆子、骰子（赌场）、落子（戏院）、澡堂（塘）子。"五金"尚有储蓄的意愿，"五子"就完全是靡费享乐了。-﹣此为一般军人的五子，与接收大员的五子有别。接收时，"五子"有不同的版本，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上海，看见上海各报刊载的是车子、房子、条子（金条）、女子、面子。我相信这是正本原典。后来到台北，读到赵丽莲教授编印的英语教材，其中有篇文章谈到中文英译的困难，曾举"五子登科"为例，他的"五子"也是车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很显然，后五子由前五子衍生而来，前五子由五金脱胎，五金又与五皮有递承关系。然则五皮又从何而来？我猜五皮源自民间的"五洋财神"，北伐前后，洋货涌至，商店改售洋烟、洋火（火柴）、洋布、洋皂（肥皂）、洋油（煤油），土货几乎全被淘汰。洋货种类极多，何以必举其五？这是因为中国向有"五路财神"也。陈陈相因，因时制宜，难怪有人说，所有的名言都是"长了胡子"的。

我还记得，人到沈阳，宪兵上等兵每月的饷金，加上边远地区的勤务加给，总数是东北流通券四十元，折合法币五百二十元，跟关内的上等兵比较，高出百分之五十，跟马营时代的二等兵比较，高出二十倍。沈阳公车票、电车三毛钱一张票，军人半价，宪兵免费。那时有流动的马车载客，同一区内不分远近，一人一元。宪兵偶然也坐马车，人人自动付钱，没有纠纷。宪兵有了外务，也就有了朋友应酬，常常不回连部吃饭，尤其是班长，往往只有一个值星班长在家，粥多僧少，饭菜吃不完，再也没有伙食问题。

新问题是，宪兵的程度不齐，西区宪兵队两个排，约有三分之一不能写"宪兵日记"，什么刑法民法违警罚法，对他都是白说。漫画书上说，新兵出操，不能分辨左脚右脚。二连真有这么一个人，齐步走，总是踩别人的脚后跟，"枪在肩"的时候，左转右转搞错方向。他的步枪碰别人的步枪，稀里哗啦。他乐天知命，笑口常开，班长想打他，无法下手。陕西招兵难，有时需要人头勉强充数，他是宪兵的稻草人。后来"天崩地裂"，我很为他担心，文章写到这里，不免停下笔来费一番猜想。

宪兵执勤，常常查看军人的"差假证"。我们检验证明文件的真伪，靠关防大印的尺寸，每人有一本"手册"，末页边缘印着米达尺。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但是限于宪兵的素质，那时只能如此。我们熟记：永久性的机构用方形大印，临时性机构用长方形关防，可怜我们怎知哪个机构永久、哪个机构临时呢！我们熟记：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中将，他的关防宽6公分、长8.8公分，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少将，他的关防宽5.8公分、长8.5公分，我们又怎知哪个机构的首长是少将、哪个机构的首长是中将呢？再说，伪造印信的人总是要找个真迹来摹刻，长宽尺寸一定符合，你量来量去有什么用呢。鉴别印信要知道当时的编制官位，要懂一点篆刻，能从刀法、线条、结体寻踪迹，我读过私塾，对篆刻稍稍有一知半解，那时你怎能求之于人呢！

语言的隔阂很严重，陕西人的口音和东北人的口音差别大，常常把对方的意思弄错了，加上"同物异名","同音异字"，有时根本不能交通。很奇怪，上级却从未顾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在我们的"学科教育"里加一门课程，介绍"东北话"和东北风俗。中共的优势之一，就是当地人办当地事，无须向当地学习，国军的劣势之一，就是外地人来办本地事，又不肯向当地学习。作战部队飘忽不定，今天还在山东，明天也许空运到广东，无法学遍各地方言，宪兵长期驻扎，又和民众密切接触，为何要留下这个缺口？

后来想想，我们那一票人，也都没有多少心思用在勤务上。宪兵极难升迁，一盆清水孵豆芽，谁也长不大。想到宪兵就想到天主教的结构，一批人有上进的阶梯，当神父，当主教，当总主教，当红衣大主教，红衣大主教有资格被选为教皇。另一批人有奉献的热忱，当修女，当修士，照顾病患、孤儿、残疾，伟大如德雷莎，也还是修女。依政府设计，宪兵是修女，但是宪兵缺乏奉献的精神，因为政府不是上帝。误入网罗的流亡学生马上投入补习班，苦修英文数学，待机脱离牢笼。

我们得慢慢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过马路，我们得学着相信红绿灯，我们都不会关电灯，李戬排长夜晚来替我们关灯，我们不会用抽水马桶，李排长到商店借了一副马桶来做"教学道具"，教大家如何操作。有人找我带他到邮局买邮票寄家信，他一直怀疑那枚邮票管用。银行，我只知道里头有很多很多钱，严防歹徒抢劫，有时从门外经过，不敢转脸住里头看。

我们闹了一些笑话。那时军用电话是"手摇式"，宪兵外出巡查，看见地摊上有几具"转盘式"电话机，以为是电报发报机，就没收了。有人走进电梯，门突然关上，无法打开，他以为被歹人劫持了，手枪子弹上膛，对准自动门，差一点弄出命案。有人奉命去看守一栋华宅，他对许多物件有好奇心，这里动一动，那里摸一摸，哗啦一声，自来水龙头打开，他心慌意乱，悄悄把门关好，悄悄走开，装做平安无事的样子。自来水流个不停，溢出盆外，满室地毯泡在水里。有人坐火车，他只有坐汽车的经验，火车缓缓离站，他想起了什么，大叫停车，列车长见他是宪兵，火车居然停下来。他又大叫退回去！退回去！火车居然又退回车站月台。那时东北同胞尊敬宪兵，路上相逢，常对出巡的宪兵鞠躬。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不久，西区宪兵队分兵皇姑屯，成立皇姑屯宪兵队。当地有一个富商选女婿，选中了宪兵队的一位班长，结婚典礼相当铺张，邀请西区宪兵队全体官兵吃喜酒。结婚以后，这位班长白天穿着军服当值，晚上在家丝质棉袄，白底便鞋，俨然是个土财主。西区宪兵队再分兵四平街，成立四平街宪兵队，带队的排长喜欢洗澡，天天泡澡堂子，浴池公会的主席为他设立单独的房间，提供按摩女伺候。依沙团长的尺度，这是不能原谅的腐化，朝里有人好做官，副团长庇护他。

以后，西区宪兵队就撤销了。

我们那一票人大都出身农家，崇拜肥沃的土地，久仰东北的黑土层，我们一直在铺满水泥或木板的都市里走来走去，未能亲近原野。有一天，同连的一个列兵出差回来，黑土填平了他的靴底，他把皮靴脱下来给我们看，我用大头针把靴底沟槽里的黑土挖出来，大家轮流欣赏，欣赏中国人发誓要收复的地方。咳，那时候，我们的心念何其单纯！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上刊载北京水利部的报告，由于人为的原因，东北的黑土层年年流失，每一年损失一厘米，生成这一厘米的黑土层，需要两百年到四百年，预计五十年后，黑土层流失净尽，寸草不生。哀哉，不肯爱护土地的人何其多！何其多！

我很怀念铁西。二 OO 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的 Gramercy Theatre 放映"铁西区"的纪录片，中国大陆导演王兵制作，我特地跑去看了。电影显示，"沈阳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区，解放后发展为中国面积最大、生产品种最多样化的工业重镇，可是到一九九 O 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破产倒闭或转型迁移，'文革'年代有如天之骄子的工人，在被逼下岗后生活困顿、前景未卜。王兵顺着铁路来往于工厂及工人住宅区，记录下灰冷荒芜间的日子。"铁西区外观尽改，奈何命运却有如循环！

我们终须与现实接触，我的差事来了，管区内发生车祸，郭班长命我前去"看看"。

那时汽车少，车祸不多。队部没有汽车，我们坐公共汽车出外执勤，车祸早上七点钟发生，我九点才赶到出事地点。那时十字路口有个圆形建筑叫"圆环"，汽车绕过圆盘，谓之大转弯，不绕过圆盘，谓之小转弯，一辆军用卡车在应该大转弯的时候小转弯，撞上了商人用的小车，车头损毁，车里的人也受了重伤，伤者已送进医院，警察保留现场等我出现。

肇事车辆的单位来了一位中尉军官，他把我拉到旁边，低声说："咱们都是军人，胳臂弯儿往里拐，您上天言好事。"不等说完，捏着一沓钞票往我口袋里塞，我突然热血上冲，头昏脑涨，举手给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倒退一步。我马上后悔了，我怎么可以打人，尤其是对方是一位军官。完全是反射作用，也许谷正伦阴魂附体，身不由己。那军官指着我说："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匆匆钻进他的吉普车。

回到队部写"日报"，我直言军车违反交通规则，除了文字说明，我还画了一张图。团部打电话来称赞，日报有图有文，这还是第一次。后来伤者死亡，肇事的单位希望和解，传话恐吓死者家属，"东北人胆大"，家属不屈，坚持告状。法庭传我作证，我实话实说，死者的子女当庭给我磕头。

从车祸现场回来，路上遇见一件很特别的案子。那时国民政府战后裁军，"编余"了很多军官，这些人流落四方，找不到职业。有一位编余的少校营长，跑到铁西区，他在闹市的马路旁边铺下一幅白布，上面写着：他是黄埔军校哪一期毕业，参加过哪几个战役，负过伤，得过奖状、奖章，现在政府把他裁下来，他无家可归，陷于绝境，乞求仁人君子施舍。白布四周摆着他得到的奖章、奖状、"抗战胜利纪念章"、军校毕业生的文凭、佩剑，剑柄两面刻字，一面刻"成功成仁"，一面刻"蒋中正赠"。他这一手，北方人叫做"告地状"。

宪兵以三种方式处理违纪：告诫放行，纠正放行，带队处理。我只有请这位老前辈到队部和连长谈谈，他朝我一挥手："教你们连长自己来！"我回到队部报告，朱连长果然亲自去了，三言两语，原来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气氛立刻活泼起来。编余军官干净利落，他卷起白布："你看我该怎么处置？"朱连长针锋相对："请到我的办公室喝茶。"

他俩谈话，连长命我随侍在侧。编余的少校姓庄，他说出生时投错了胎，人人叫他庄营长，他是一个"假装"的营长，现在露了真身。他说抗战八年，都说为了收复东北和台湾，现在东北收复了，我这个东北人裁掉了，东北是我老家，我在老家门口讨饭，你们外路人凭什么管？想饿死我？我若饿死了，我的列祖列宗从坟墓里钻出来，抓你一把，咬你一口！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会爱国，现在国家把你一脚踢开，不稀罕你爱，还能做什么？他说"抗战胜利纪念章"是伤心章，毕业证书是牛马证明书。

朱连长说，宪兵有宪兵的职责，你老兄一清二楚，你一定要在这里摆摊，我这个宪兵连长只有辞职，可是辞职没那么容易！裁掉了有裁掉的委屈，辞职辞不掉有辞不掉的委屈。你给我一个面子，离开我的管区。庄营长立刻站起来：没问题，一言为定！朱连长掏出几张钞票送他，他冷笑一声拒绝：你们宪兵清苦，自己留着用吧，你如果发了接收财，这点钱我嫌少呢！

我送他出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告地状是发牢骚、开玩笑，"我会留在阳继续奋斗，咱们后会有期！"果然，我跟他"恶业"未了。我先补述一下抗战胜利后的裁军。

日军投降以后，国府着手整编军队，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团以下酌量合并。究竟裁掉多少人，各家的记述不同，我不做研究，只抄台北"中央研究院"编撰的大事记，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防部提出报告，"裁汰"军官十四万人，"汰"字非常刺眼。抗战八年，只有师扩编为军，军扩编为集团军，只有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突然反过来，军官在心理上很难适应。不仅如此，有些军官"编余"之时降了级，本来是中校，到头来只是上尉，从军时是少尉，一直升到上尉，抗战胜利编余，又回到少尉。为什么会这样呢？依照政府规定，中尉排长升上尉连长，要经过"任职"和"任官"两道手续。任职，确定你是连长，任官，确定你是上尉。战时戎马倥偬，全凭师长军长下个条子走马上任，人事部门没有替他办任官任职，他自己也不懂，国防部根据人事档案办编余、核官阶，很多汗牛血马白白出生入死。

军人没有恒产，一旦失去军职，生活陷入困境。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团长被裁掉了，他的太太上街头卖茶，羞愧难当，勉强支持了一天，晚上回家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一个军官，跟他的女朋友以"初夜"庆祝抗战胜利，兴奋甜蜜，不幸裁军的第一刀就把这个军官切下来，他因此无法结婚，……后来带着她去打胎。这两个故事，开始都有很好的情节，我无法想出快乐的结局。

"解甲归田"本是美谈，可是编余军官有三个原因不能回老家：其一，老家已成解放区，不能回去。其二，老家可以回去，但是苛政太多，官吏太腐败，军队纪律太坏，"什么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做老百姓。"第三，亲友的轻蔑。马营和我们一同入伍的那位马连长，本是为了回北京探母，才和我们同路，他到了沈阳，并未照原计划行事。他说，他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回到老家，亲友把他围在中间，朝他身上吐唾沫。他说，有一个编余军官回到东北老家，冬夜严寒，国军派出来的侦察兵到他家取暖，硬把一家老小赶下热炕。老母冻得整夜咳嗽，一口气没上来，也许心脏病发，归天去了，亲友都来责难这个军官，问他在外边怎么混的。

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十二个军官总队收容编余军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军官都觉得受政府欺骗，他们自己求公平，办法是集体扰乱社会，欺压官民，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他们居心伤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流行一句话："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饭锅。"我听见有人说，委员长曾对他们演讲："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人说，"现在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业前途还能有多久！"

军官总队的本领大概如此。近人论裁军之失，多半说编余军官纷纷投共，国共军力因此消长。当年确有一种说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也曾出现传单："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武汉领路费，延安去报到。"究其实际，可有资料证明，共军的哪一桩成就，有编余军官参与？共军的哪一次胜利，得了编余军官之力？可有数据记载，编余军官有多少校官，多少尉官"延安报到"？如是我闻：中共要枪不要人，要兵不要官，除非军官率领武装部队起义。国军军官秘密接洽个人投诚，中共的工作人员总是劝他：留在国民党里奋斗，等你能掌握部队了，挑个好日子再来。

有人经过上海，看见"告地状"的编余军官，也曾问可曾考虑投共。他扬起眉毛："笑话！我又没帮他放过一枪！"

这次裁军，裁掉上将十五人，中将两百一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官阶越高，挫折感越大。南京有个军官总队，收容的尽是将官，这些将官到中山陵"哭陵"，发泄心中的愤懑，蒋听到报告，怒斥这些哭陵的人不识大体。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党国元老陈立夫曾经指着蒋先生的画像说："他是活着的上帝。"

国府裁军，原则上裁官不裁兵，但老兵、弱兵、病兵一概不留。裁掉的兵比裁掉的官处境更艰难，但是编余将校只替自己说话，没人替士兵说话。

宪兵勤务，有一项取缔"非军人穿着军服"。关东军遗落了大批军服，充斥旧衣市场，沈阳街头常见市民穿着日本军服，团部命令限期禁绝。各区宪兵队加班加点，把这些穿军服的人带到宪兵队门口，门外放着一桶桐油，衣服涂上桐油，就不能再穿了。这是他们从陕西带来的土法，陕西出产桐油。我对郭班长说，这些人穿日本旧军服，多半因为穷，他们身上的军服也是花钱买来的，如果把涂桐油改成涂颜料，他们回去拆洗了，送进染房，染成别的颜色，布料还可以使用。郭班长立即采纳，并且吩咐我写入日报，向全团建议。

"非军人穿着军服"视同冒充军人，而冒充军人视同利用军人身份掩护犯罪，这"高高举起"。"非军人"没受过军事训练，没有军人的仪态，非军人穿着军服，妨害军人的形象，这是"轻轻放下。我离开军伍以后对军服有恐怖感，老年移居美国，看见穿着军服的"非军人"很多，报上说，美国陆军的军服用特殊的衣料制成，既能防雨，也可透风，我大为心动，到专卖军用服装的商店去买了一件上装。我问售货员："我不是军人，是否可以穿这件衣服？"店员用保证的语气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穿！他一面替我包装货物，一面把我的问题告诉柜台的收银员，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发生了有趣的新闻。

我有文书专长，一度豁免例行勤务，不久，两位老班长很有意见，于是特权取消，照常轮值夜间卫兵和昼间巡查。那时电影院是宪兵巡查的绿洲，里面设置"宪警弹压席"，备有清茶、糖果、瓜子、香烟，可以歇脚，我不抽烟，值勤时也不喝茶、不吃糖，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也从不带朋友进场看白戏。戏院经理看见我，总是露出害怕的神情，好像我是来者不善，使我非常纳闷。后来他明白我没有恶意，只不过初出茅庐，内方有欠外圆。他的态度由戒备改为亲热，不过有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地干哟！"我至今猜不透他什么意思。

"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居然也有好处，离开电影院以后，找个清静地方，推测以后的情节发展。我决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写手，第二天，我再去看那部电影的后半部，拿我编想的情节和电影比照，训练我的想象力。《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这个时候看到的，我从电影编导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又看过一部电影，主角是个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有钱的时候装穷，等到真的没钱了，他又突然装阔，大出我意料之外，世人多半穷的时候哭穷，富的时候炫富，编导反其道而行，产生新意。"反其道而行"！这一部片子只能列为次等制作，许多次等制作也能给我一等的启发。

我非常害怕再遇见行贿的场面，我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行贿的方法，又从行贿的方法悟出拒贿的方法。如果对方把钞票塞进你的口袋，抽身离开，你就没有办法退回贿款，即使你掏出来丢在地上，他也不会回头捡起来，任它随风吹去，你依然不清不白，所以绝对不可让对方贴近身旁，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对方也可能利用握手的机会输送贿款，握手时用拇指按住手心里的钞票，手掌倾斜，手背掩护手心，趁两掌贴合时抽出拇指，钞票就到了对方的掌心里，人人都会不假思索握住已经到手的东西，这是本性使然，等到"既而一想",已经难办了，所以绝不可与对方握手。如此这般，防患未然，哪里用得着打人耳光？豁然开朗，中心畅快，只苦没有机会马上建议全团，甚至建议全国。但是若干年后我有机会提醒所有的作家，读者亲近文学，有时是为了寻找方法解决难题。

铁西区似乎没有妓院，我从未巡查过妓院。旅馆很多，规模简陋，尤其是"大车店"，大屋通铺，男女老幼一排一排睡在铺了草的地上。抗战流亡时，我也住过类似的店，没想到东北光复，老百姓还要过这样的生活。屋子里没装电灯，我得用手电筒照射他们的脸，光线微弱，面孔灰暗沮丧，不忍多看。我不信他们造反搞破坏。

"正式"的旅馆当然有房间有床铺。那时规定，军警检查旅馆时，住宿的人都要站在房门口，手里拿着身份证明，等待检查人员过目，我有很好的机会观察各色人等。说来惭愧，我并未从治安的角度观察他们（坦白地说，这种方法也根本查不出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来，即使屋角里有机关枪，我也看不见）。我从写作的角度观察，我观察的能力幼稚薄弱，所见甚少，想得很多，回去写在私人的日记本上。

对我来说，这样见多识广，当然比足不出户伏案办公好得多，老班长抵制郭班长，取消我的特权，焉知非福！我有材料可写，开始投稿，饷金之外，还有一些稿费收人。

服外勤还有最大最意外的收获，我因此遇上另外一位天使，当然，中间经过一些曲折。

【王鼎钧，山东省兰陵人，1925 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 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 从1992 年至2009 年，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