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年前，谢医生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布隆迪，接收了一个因为恐怖袭击快要死了的人。同时这个人还是当地援非医院的门卫。

今天的故事来自援非医生谢无界。

在故事开始前，我想先问你个问题：一个人病了可以找医生，一个国家病了该找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没有答案。但看完故事或许能给你一点启发。

一年前，谢医生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布隆迪，接收了一个因为恐怖袭击快要死了的人。同时这个人还是当地援非医院的门卫。

这个门卫穿搭时髦，很有气势，却一门心思给周围的小孩发糖，为此还求到了中国医生们的头上。

而越是了解这个人，谢无界越难评价他。因为他正在用自己的善良和生命，为战乱中的国家寻找良药。

在布隆迪担任援非医生的那些年，我们不光对抗恶疾，还要对抗战争。

每当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医院里的画面都很惨烈，狭小的急诊室里挤满了等待拯救的伤者。他们会嚎叫，抓住我们的胳膊，撕扯衣服，有一些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这些伤者大多是孩子和女人。

我深刻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医生的无奈：这里各种资源、药物、设备的匮乏，尤其是血液，非常珍贵。

医院当地的领导，又秉持着“有限的资源必须先拯救那些能救活的人”这种理念，给一些难以抢救的人直接宣判死刑。

最难的时候，我们和护士能做的，就是让伤者别睡觉，千万别闭眼，闭上了可能就醒不来。

作为援非医生，我们是客，只能尊重这里医院的理念，只救能“救”的人。

唯独给瓦特动手术那回，我们打破了这种客随主便的想法，甚至动用外交手段，“威胁”医院当地的领导，中国医生们一致决定：这个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回来。

救了这个人，可能就是救了这里的将来。

那天傍晚下了点雨，久违的凉爽让我睡得很早，没睡多久，就被电话叫到急诊室。

护士在电话里说，是恐怖袭击。听到这儿，我脑袋里已经出现一幅画面：

急诊室乱成一锅粥，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抱着血肉模糊的孩子，拥挤在走廊里，哭喊声和求救声回荡在整座医院。

布隆迪的恐怖袭击并不少见，每一回受伤最严重的，都是妇女和孩子。

谢无界第二次援非的医院

果然，急诊室里围着一群非洲女人，每一个人都在哭泣，身上都沾着泥浆与血迹，部分人的衣服有被撕扯的痕迹，一瘸一拐的走得很慢，有些人的脸上还能见到挫伤。

可是这回好像少了点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急诊室里没有孩子的哭声，没有一个女人是带着受伤的孩子，而她们自己身上的伤势，比以往我们处理过的恐袭伤者要轻得多，没有一个是危及生命的，这很不同寻常。

直到我拨开人群，才看见那个最需要救治的人。

他叫瓦特，是医院的门卫，平时就负责登记、看门，升国旗。

医院的国旗班有三个人，医生们还调侃过，说瓦特的正步看着最舒服，后来发觉，他踢的是中国式正步。于是大家开玩笑，这个人可能是中国驻非洲石家庄陆军学院毕业的。

此刻，瓦特躺在担架上，女人们都在对着他哭泣，比起自己身上的伤，她们好像更关注瓦特的伤得怎么样。她们和瓦特是什么关系？

我和一同赶到医院的骨科医生检查伤口，发现瓦特的右侧小腿、左侧小腹有两处枪伤，右侧小腿为火器贯通伤，左侧小腹为非穿透伤。送来时，小腿的伤口做了预处理，但止血效果并不好。

又发生战乱了？

看着瓦特被血浸透的裤腿和鞋子，我的心凉了一截。

骨科医生掀开瓦特的上衣，查看他的腹部伤口。就表象来看，情况要好于小腿伤口，因为盖着伤口的小块布料并没有湿透。

可是骨科医生的一句话，我刚悄悄落下的心，再度悬起来，他说：“绝对有内出血！太危险了，估计是大网膜和血肿压住出血点，也有可能是子弹，及子弹周围血肿的组织。”

这种情况就像是定时炸弹，不稳定的伤口随时可能大出血，瞬间带走瓦特。

血味、汗味、烧焦味，还有烂苹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急诊室的空气中弥漫。

抢救的过程里，我突然想起，好像几次和瓦特的深度接触，都是因为战乱。就连现在我能无视血腥味的这个技能，都是他教给我的，他好像是最熟悉战争的人。

有一回我出诊回来，归途路上遇到一辆烧焦的巴士，所剩无几的挡风玻璃上全是弹孔，而小巴的里面横七竖八满满当当，塞着烧焦并腐烂的人。

人群拥挤，将我推到了车跟前，我差点就和焦黑的尸体，来了个亲密接触。

自那以后，我就能闻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尸臭味。我往鼻子里点风油精、每天早晨洗澡，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依然闻得到那股味道，我甚至买了香水，但是不管喷多少，香是香的，臭还是臭的，它俩互不干扰。

最后还是护士建议：

“你去找门卫瓦特，他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下班后，我来到门卫房，站在门口朝里望，发现瓦特正在闭目养神。

他大概50多岁，头发花白，泛起的褶皱随着呼吸上下浮动。一身褐色的西服，蓝色衬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全部扣上，还系着一条褐色领带。

他扶着一根漂亮的手杖，金色把手，周身漆黑，显得很时髦，脚下的尖头皮鞋一尘不染，整个人气势逼人。

我还没说话，另一门卫走到我身边。他叫开尔，穿着朴素得多，墨绿色破洞网球衫，下身是条被洗的发白的牛仔裤。他问我要做什么，于是我说出求助。

门卫房不大，我说话都能听见，可是瓦特好像没听见，直到开尔走到他身边，把我说的话复述一遍，他才慢慢走出来，像审视嫌疑人般，看了我半天才缓缓开口：

“那个味道并不可怕，相反它能救你，让你远离危险。

瓦特将手杖夹在腋下，帮我整理了下白大褂凌乱的领子，继续说：

“那个味道不是留在你的身上，而是留在你的记忆里。非要消除的话，你要拿出美好的记忆对抗它，例如你喜欢姑娘的头发，穿过你指尖后留下的味道，例如妈妈在太阳底下，晾晒衣物时的味道。”

他的意思是，我自己能闻到这股味，是心理作用，心病还须心药医。

我简单说声谢谢，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结果就在当晚，尸臭如常袭来时，我实在没辙了，就试了瓦特的方法，把从初恋到现在喜欢过的女孩都想了个遍。

竟然真的有效。

那个晚上，一缕疑问飘进我的脑袋：

瓦特到底是谁，他都经历过什么，为什么能想出这种方法解决尸臭？

这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然而很快，瓦特主动找上门，还引起援非医生们的大讨论。

那天，瓦特和开尔在门口磨蹭半天，想敲门，却缩回手。后来两人一阵耳语，瓦特整理下着装，由开尔敲门，在我点头示意后，夹着手杖走进我的诊室。

瓦特郑重地说：“希望医疗队能帮助我，卸下孩子的武装，五颗糖或一块巧克力换一把木头枪。”

他俩磨蹭半天，后面还有病人等着，搞得我有点不耐烦，于是说：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

我早就在晨跑时注意到这个现象。这里的孩子不知何时起，盛行用假枪打闹。其实假枪很简陋，就是用木头疙瘩做的，细心点的涂上黑色颜料。

那时候援非医生们，就讨论过这件事。有些医生觉得“这都不是事儿”，觉得这就像我们的军训，“应该给孩子上点血性。”但是另外一些医生，和我的感受差不多，觉得有点不妥，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我模仿着“这都不是事儿”医生的口吻，想看看瓦特的反应。

“孩子需要血性，暴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话音刚落，瓦特用手杖使劲杵着地面，手上青筋暴起，瞪圆了眼睛吼道：

“暴力可以去任何地方，唯独孩子不行！孩子是底线。”

身旁的开尔，抱住瓦特说：“没事没事，咱们在医院门口自己换就好了。”

我说：“好吧，我跟其他医生说说，但是不能保证说服他们。”

尸臭的事让我觉得自己欠瓦特一个人情，但我打算帮他，真正的原因是，这里的孩子把战争游戏玩得太过火了。

玩战争游戏的孩子

我亲眼目睹过几个男孩，用“枪支”强迫一个女孩在地上爬。

医院领导盖伊的老婆，还看见好几个大孩子拿假枪霸凌一个小孩，她推倒霸凌者中领头的孩子，后来是我给那孩子包扎的。

回到驻地，我趁着晚饭时和大家复述瓦特的请求。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卢旺达、布隆迪在九十年代有过种族大屠杀，近百万人丧生，可是“这都不是事儿”医生的观点没变，“为什么被屠杀，就是因为没有反抗、没有血性！如果给与适当的抵抗，就不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屠杀。”

妇产科的女医生明显带着怒气反驳：“我看了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相关资料，他们不是被外人屠杀，而是原本一家人的两个种族，互相屠杀。我觉得如果他们不被教唆、热爱和平反而不会出现屠杀。”

听到“教唆”两个字，我说：“这种武装游戏，会不会就是童子兵的筛选？”

“这都不是事儿”医生说：“这些关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是来这治病的啊。这个底线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

讨论半天也没定数，大家都沉默了，直到队里岁数最大的医生举手说：

“我同意帮他，我希望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人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最后举手表决，仍有少数医生不同意，但少数服从多数。

于是我们在诊室用糖果换“枪”，瓦特和开尔在医院附近换枪。

这个计划出奇顺利，孩子喜欢糖果的程度，远远大于喜欢打仗游戏。

但很快，我们收到枪的质量越来越差，就在瓦特第四次补给糖果后，整个计划被迫叫停。

首先，孩子们的枪升级成可以发射BB弹的弹簧枪，周边的商店并没有弹簧枪售卖，即使有这些孩子也买不起，说明有人在给孩子发枪。

其次，枪的价格水涨船高，5颗糖不再够，一包糖才能换一把枪。

这段时间，因眼睛、鼻面部被射伤而就诊的孩子多了起来，当然BB弹造成鼻腔、耳道异物的小患者也多起来。

而且收枪的这阵子，经常有泥块从靠近街道的那一侧，被人扔进医院，我们追出去，就只能看见已经逃远，仍在嬉笑的孩子。以前没有这种事，说明糖果换枪，可能真惹到什么人了。

“糖果换枪”行动持续一个月，消耗20包糖果，木枪被我们扔进铁桶，烧了整整一天。

其实在“糖果换枪”行动中，最让我好奇的还是瓦特的身份，一个普通医院门卫为什么要管这事？

我试着和瓦特凑近乎，想知道这个人背后的秘密，几次到门卫室，从“你的正步踢得真好，在哪学的”和他搭话，可是他一句话都不肯向我透露，简直惜字如金，甚至连看都不看我。

我只能用昂贵的姜汁饮料“贿赂”开尔，他才肯透露一点：

“我和瓦特以前是保安，拿真枪的那种。”

后来我才明白，开尔嘴里的“保安”，和中文的保安不是一个意思。他想说的是，守护者。

自从三十年前那场屠杀起，两个人一直在守护平民，直到今晚这场恐怖袭击发生。

思绪飘回当下，我们将身负枪伤的瓦特推进急诊的手术室。

我问送瓦特来医院的女人们，他是怎样伤成这样的？

护士将我的问题翻译成当地语言。原来今晚距离医院六十公里外，靠近国境线的村子，遭到恐怖组织红色巴塔的袭击，瓦特就是在疏散妇女、儿童时被打伤的。

上次援非时我就听过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它是一个活跃在刚果金、坦桑尼亚、布隆迪边境线上的恐怖组织，专门对平民百姓下手。

急诊手术台上，我神情沮丧，因为在布隆迪，这样严重的外伤，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这家医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血库，血液制品极度匮乏，我在布隆迪的第一个朋友布朗先生，就是因为缺血，在我眼前死掉的。

身旁的骨科老师也听见护士的翻译，看着我，大声说：“小谢，振作点！这个人咱们必须救活，外面等着他活的人太多了。”

这句话很鼓舞人心，但是看着腿上不断渗血的伤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瓦特腹部的伤还是个定时炸弹。

我们需要更多的血，也需要更多的人手。

我脱掉手套，电话叫来所有能来的医生。夜里两点多，来到手术室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哈欠连连，面露不悦。我拍了拍手，等到大家差不多都看向我，说：“还记得瓦特吗？昨天晚上恐怖袭击，他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孩子伤成这样的，不信你们看外面那些哭的女人。”

骨科医生说：“有人说，这人死定了，我俩还不如睡觉去，我就是不信邪。我们和外面那些女人说了，医生们肯定救活他。

“我们当不了布隆迪的英雄，但是可以救活布隆迪的英雄。”

医生们态度不一，埋怨骨科医生夸大话，说我们净找麻烦，但不管怎样，大家的困意总算是过去了。有的医生戴上手套，穿好手术服随时准备上台，有的医生拉近蛇皮灯，以防这里手术时常出现的停电状况。

主刀的骨科医生决定，先处理正在出血的小腿伤口，待出血止住后再处理腹部。

妇产科医生站在一助的位置，拿着钳带纱布，帮助骨科医生得到更好的操作视野。她昨天有两台连续剖腹产，已经站了6个小时了。

骨科医生边操作边调侃：“在国内给哪个领导做手术，也没像今天这么紧张。”

手术进行约四十分钟，小腿出血的势头略有好转，年纪最大的老医生将碎发塞进帽子，潇洒地转了一圈，拿带子系住手术衣，换下了疲惫不堪的妇产科医生，面色激昂地说：

“我们想留住的人，上帝是带不走的，各位加油。”

这句刚说完，瓦特的心脏突然骤停，腿部伤口涌出大量鲜血。

止血出血、止血出血、心脏骤停……我站在侧面，双手叠起为瓦特做胸外按压，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出血没有好转，点滴架上那袋血浆已经不多了，而我也渐渐心跳加快，耳朵里嗡嗡的，汗滴落在瓦特脸上，我意识到瓦特可能救不过来，我们要失去他了。

就在我茫然失神时，身边的女医生一把推开我，接力进行胸外按压，恍惚中时间变得特别漫长，不知过了多久，本地的麻醉师拿着听诊器，激动地喊：

“回来了，回来了！”

刚刚摆弄蛇皮灯的医生不知何时离开手术室，此刻手里拿着一袋血浆跑进来说：

“这是花了五瓶饮料，从产房赊出来的，再没有了。”

五瓶饮料在国内不算什么，但是对布隆迪的人来说，很金贵。

听到这，大家不约而同地锁紧眉梢，“再没有”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输完这一袋血的时间内，止住瓦特的出血，这一袋血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极限。

手术室里，除了器械碰撞的声音，大家安静地像是没了呼吸。

直到骨科医生说：“小腿贯通伤出血已经扎住，大家准备剖腹探查术。”

剖腹探查术是用来寻找病因，确定病变程度，进而采取相应手术的一种检查和治疗方法，但是瓦特这种情况，剖腹探查术本身的风险非常高，因为我们做不了任何影像学检查，只能依靠主刀医生扎实的解剖技术——就像蒙着眼睛，拆解一枚定时炸弹。

有毫厘的偏差，哪怕打个喷嚏，操刀的手抖一下，瓦特都可能失去生命。

骨科医生迟迟没有动刀，而是示意大家看点滴架，那袋血浆已经见底。没有充足的血，贸然开腹一旦出血，瓦特必死无疑，可是这样等下去，瓦特也是死路一条。

于是，我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去找医院负责人盖伊，管他要血。

关上手术室的门，周围特别安静，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送瓦特来医院的女人们一下子围了过来，语言不通，她们只能盯着我，露出焦急的眼神。我只能勉强蹦出几个词，再比划着，让她们明白，身后的手术室里，医生在拯救这位布隆迪的英雄。

其实瓦特的身份，远不止“英雄”两个字那么简单。

“糖果换枪”行动以后两周，我们一支枪也没换到，只能把剩下的糖果还给瓦特。

那时我才得知，瓦特已经被抓进警察局一周了。因为有人举报瓦特，说自己的孩子吃了他的糖果，出现腹泻和呕吐，而且还不止一次。

开尔恳请我救救瓦特，求我去警察局，把瓦特赎回来。他递给我一团纸币，我数了下正好20美元，以前我在布隆迪的警局赎过人，知道20美元不够，于是自己掏了张50美元。

开尔看见，不停用蹩脚的中文，跟我说谢谢。

可能是50美元，也可能是开尔想让我救出瓦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他终于说出两人的真实身份，“谢医生，我和瓦特参加过卢旺达大屠杀，我俩是胡图族人，是军人。”

医院前广场的国旗

卢旺达分为胡图族和图西族，前者是绝对多数，但是后者在殖民者的分化政策下，被塑造成统治阶层的上等人，占据90%以上的教育、行政资源。

1994年4月，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因为恐怖袭击罹难，引发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血腥报复。

不到一百天里，上百万人遭到屠杀，死亡人数占当时相当于卢旺达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整个国家陷入崩溃。这不是军队与军队、政权与政权间的内战，而是平民之间，手握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对自己往日的朋友、同事和邻居的残忍杀戮。

曾经我有一位病人，参与过当年的屠杀，我问：你为什么要杀人？

他面无表情地回答：“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是有可能杀掉你的人，你只能先动手杀掉他们，不杀人，就要被杀，没有第三种选择。”

屠杀蔓延到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今天的刚果，直到现在布隆迪还有一句本地语的口头禅，专供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使用，意思是和平、我没有恶意。

开尔告诉我，他自己是胡图族，但是他的妻子是图西族，当时的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要么让其他人杀了他们一家。

偶然的情况，让开尔得知在坦桑尼亚边界线方向，有一位胡图族的上校瓦特，他驻守的那段边境线，可以放图西族离开，而且明码标价100美元一个人。

疯狂的岁月里，愿意提价码，不杀人的胡图族，太罕见了。

但是开尔依然付不起这笔钱，为了给妻子一条活路，他就地入伍，跟随瓦特上校，抵了那100美元。然而100美元只能让妻子活着走过边境线，不能保证她后续的安全。

瓦特说到这儿，没有哭，声音中含着哽咽，“她没能逃过后续的关卡，还是死了。”

在那以后，开尔就一直跟在瓦特身边，他亲眼目睹瓦特违抗军令，放走一批批他们“本该”杀死的图西族人，到后来就连开尔都害怕了，因为他们放走得太多、太多了。

后来瓦特奉命围困一家图西族医院，但是他阳奉阴违，竟然偷偷给医院供给物资，直到手下的胡图族士兵哗变，他们不得已，带着医院里的孕妇、病患一路逃到刚果金，随后的三十年里，在临近的几个国家不断流亡，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到这时才明白，那些送瓦特来医院的女人，就是当年医院里的孕妇。

说到这儿，开尔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接着又用中文向我说：“谢谢你，谢谢中国人。”

这时的我，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我之所以流眼泪，不只是因为屠杀的惨烈和悲剧，而是被一段记忆击穿了。

那是我第一次援非的时候，在过年期间，我们和一个援非建筑队聚餐。我坐在一位咋咋呼呼的老大哥身旁，他五十多岁，喝了酒嗓门特别大，还吐沫星子乱飞。

酒桌上很吵闹，我离他近，只能听他胡吹大气。聊到半截，这位老哥喝了一大口啤酒，拍着肚皮喊：“要说花钱，我这辈子花钱最值的一次，就是在卢旺达，100美元一个人……”

我还以为，他在说什么下流的事，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

“100美元、一个人、一道关卡！当时我们把油桶里的油全倒了，挖掘机的发动机拆了，里面塞满了图西族的人，连座椅底下都拆了放人。工程款不能动，大家能拿的都拿，手表、西服，药物，值钱的都拿出来了，一个人、100美元、一道关卡！”

酒桌上的话不能当真。我一直都无法确信，老大哥的话是真是假，直到开尔提到100美元的事情，这价钱吻合了，我愿意相信这种事真有可能。

抵达警察局后，警察破天荒地退了我20美元，只收了50块钱，让我签字保释瓦特，接着带我们来到看守所的牢房。

牢房并不在警察局里面，而是砖砌成的小隔断，一个个矗立在警局院子里，每间隔断只能供一个成年人站立，里面闷热得可怕。

打开门，汗味、血味和一股烂苹果的味道扑鼻。瓦特倚在墙上，嘴角的血渍已经干枯，右眼的青紫像是新伤，皮鞋也不知道哪去了，光着脚踩在满是粪便的沙地上。

后来开尔又用5美元，从警局换回瓦特的皮鞋。

自那以后，瓦特不再无视我，每当见到我，都会主动给我敬一个中国式军礼。

等到瓦特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再次担任旗手时，我去找了他一次，想要和他谈谈卸下孩子武装的新计划。

经过一阵子观察，我发现录像厅门口总是围着一堆孩子，而拥有电视的教会、集会中心，孩子也特别多。卸下孩子武装，是个长久的过程，我建议瓦特，可以用电视的魅力，像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慢慢的影响孩子的思想，这比正面对抗要有用的多。

瓦特听后，还是像之前那样，一句话不说，只是偶尔点头示意。开尔坐在旁边一颗颗不停地吃着剩下的水果糖，满地的糖纸，有些是新的，有的上面盖着红土及鞋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瓦特还在警卫室的情况下，这小小的空间还能如此脏乱，他似乎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焦虑。

后来才知道，瓦特那时就收到情报，红色要来袭击村庄，他就是在为整个村子的撤离而焦虑。他很早就做准备，村里的妇女和孩子受伤得很少，只有他身中枪伤。

此时此刻，我能做的，就是去找医院负责人盖伊要血，救活瓦特。

盖伊是一个坚守自己治疗理念的医生，他不会不计代价去救任何人，而是要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均分给更多的人，去救一定能救活的人。

我生怕说服不了盖伊，就拉上几个送瓦特来的女人，和她们一起来到盖伊的办公室。

刚进门，我就说：“她们在等我们救活她们的人，但是备用血用完了。”

盖伊看也没看外面，直接问我，伤者的情况如何，有多少把握救活。

瓦特的确伤得很重，如果说实话，盖伊肯定不会批给我们更多的备用血。情急之下，我想到他也有孩子，就打算转移话题，脱口而出：“你要是不批血，让我怎么跟她们说？让这些妈妈怎么教育孩子？我怎么跟女儿说，爸爸只能救那些，百分百能救的人？”

盖伊完全不吃这一套，相反听到我们用光备用血，严肃地说：“恐怖袭击太多了，而且他伤得太重，可能你们浪费了这些血，他也活不了。而且明天万一调血不成功，产妇的死亡概率也会加大，你让我怎么跟那些产妇交代呢。”

直到盖伊离开这家医院时，我才知道，盖伊坚守这种理念，亲手为自己的儿子系上黑丝带，我那番话根本打动不了他。

我狠下心，拿出手机随便找了个人，打了微信语音，把手机递给盖伊说：

“我们的总队长明确表态，这个人我们必须要救活。”

屋子里很安静，只能听见那边，“喂喂能听见吗”的说话声。盖伊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的心脏砰砰直跳。援非医疗队的总队长表态，就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外交施压，在我所知的援非医疗队记录中，从来没有存在过。

要是盖伊发现我作假，搞不好就会闹成外交事件。

没别的路，我只能赌一把。

盖伊没有接手机，而是转身拿起白大褂，推着我往外走。

他亲自去，就意味着我们有了用血的许可。

可是还没等我松一口气，他说：“你们不怎么见过枪伤，我得帮你们一起手术。我们没有办法不计代价救人，如果真的救不活，我会强行中断手术。”

半路上，盖伊反复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在意这个外国人，非要救活他。”

他问得我一时语塞，没过脑子说出很多回答，什么我们不能让英雄死去之类的，直到抵达手术室也没能说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其实就连我们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一定要救活瓦特呢？他为什么这样重要。直到手术后，我和其他医生聊起这件事，才得出真正的答案。

我们是医生，不管是英雄，还是一个普通人，我们都想竭尽全力救治。可是，布隆迪的情况摆在这里，盖伊的理念拦着我们，医生们就是没法做到，不计代价地去救每一个病人。

唯独瓦特是个例外，他是英雄，他保护村庄里的女人和孩子，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每个医生都知道，一般恐袭后的伤员都是妇女、孩子，而这次重伤的只有他。

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计代价去救人的他，完成了我们想做却不能做的事。

走进手术室，主刀的骨科医生见到盖伊，立刻让位，站到一助的位置，还详细讲解之前的手术情况。过去这两个人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的技术更好，还因为谁主刀起过冲突，但此时此刻，大家抱着一个目标，谁也没心思再争那些。

盖伊要延长我们剖腹探查术的切口，“太小了、太小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骨科老师的眉毛都缩到一起，但还是什么都没说，手下飞快地配合主刀盖伊。

随着一块块滴着鲜血的纱布，从瓦特的腹腔拿出，我知道炸弹已经倒计时了。

瓦特出血量很大，双手与左腿建立了三静脉通道，左脚上输入的是平衡液，双手输入的是血浆。从手术到现在已经用了3袋红悬3袋血浆，每次护士拿血进来，盖伊都会叹气。

此时手术室安静无比，我仿佛能听见液体进入血管的声音。

“抓住了，钳带线。”盖伊兴奋地喊。

出血扎住后的20分钟，盖伊终于取出子弹。骨科老师接过盖伊手上的圆形铅弹，高兴地告诉大家，“这家伙太幸运了，肠管没问题，再检查检查，就能关腹了。”

击中瓦特腹部的枪支，可能不是制式枪支，所以子弹没有穿透肠管，也就没那么难处理。

随着腹腔引流袋挂在床旁，顾不得地下有多脏，我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这场硬仗我们算是赢了。

手术结束后，盖伊说：“这次是我见过你们最团结的一次。”

他没有休息片刻，立刻去别的医院调血，骑上摩托车，消失在漆黑夜幕中。

从瓦特送来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埋怨开尔，平常鞍前马后跟那么紧，结果在关键的时候不见了。他要是在，瓦特可能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

第二天早上开尔回来了，是躺在担架盖着白布抬进来的，他已经死了。

抬开尔进来的是几个半大小子，身后跟了一群小孩子，经护士翻译得知，瓦特和开尔一起帮助孩子和妇女逃走，瓦特负责妇女，开尔负责孩子。

开尔身上全是刀伤和钝器所致的软组织挫伤，脑袋上的刀伤最严重，深度直达头骨，跨度从耳根直达头顶，头皮顺着刀口向两边翻着。那件熟悉的绿色网球衫，被血和着泥，硬邦邦地裹在身上，下半身赤裸着，大腿上的肉和重要部位被切下。

孩子们泥泞的脸上布满了惊恐，一双双眼睛因哭泣而发红。

过了一周，瓦特挺过来了。

我们谁都没提开尔死了的事情，但瓦特还是知道了，他的病房正好能看见保安亭。他不说话，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除了睡觉都在看着保安亭，这个状态和自杀没什么区别。

担架床上的瓦特

瓦特腿部的伤口经过19天换药，早就应该愈合，但现在线都拆不了，还是红肿得厉害，缝线的周围布满了脓痂，按压伤口明显可以感觉到波动感，没办法只有拆了部分缝线，放置引流条，继续换药，继续延长住院时间，继续延长痛苦。

在下胃管强制加强营养后，瓦特能下床活动了，但小腿的伤口还是没好，甚至形成窦道，里面有脓源源不断地溢出，在他身上散发着腐烂死亡的味道。

直到两周后，我们检查出他有糖尿病，这就是他腿总好不了的原因。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之前去警局救他，闻到那股淡淡的烂苹果味。这是糖尿病人身上的独有的味道。

瓦特的感染很严重，揭开在腿上的纱布，可以看见一个黑白色像是碳块的黑洞，在侵蚀着瓦特的腿，整个小腿加上大半个脚的皮肤，都变成黑色，为保命必须得截肢。

截肢手术很顺利，一个月后，他就辞去保安的工作，到村子里修养。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否见到他，于是在他临走前，找他聊了一回，想听他再讲讲三十年前，保护图西族的事，但是看着他受伤的腿，好半天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口，最后我说：

“这些年逃亡，很不容易吧。”

没想到，瓦特竟然露出笑容，不再惜字如金。

“能活下来，是因为那笔钱。”

瓦特当年让自己的士兵，到处宣传他能放走人，且明码标价，并且告诉同级的军官，种族冲突不是第一次发生，与其杀戮不如捞钱。但当时敢这么做的，就他一人。

他救下数不清的图西族人，拿这笔钱在边境换了很多物资，接着把剩下的一大笔钱，埋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些年，有胡图族的人找过他，有图西族的人找过他，所有人都想要得到那一大笔钱，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埋在哪。

所以，这些年两族都不敢“清算”瓦特的罪。

他拯救过图西族的人，但他参与过屠杀；他是胡图族，但他是个叛徒。

唯有那家医院里的产妇和她们的孩子，这些年一直视他为守护者。

医疗队回国前一周，瓦特来看我们。

送瓦特来的是两个小伙，和瓦特留着一样的短发。

布隆迪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穿得破破烂烂，衣服上还残留呕吐物的痕迹，走在街上流氓气十足，我们见了都躲着。这两个小伙的衣服虽然也很破旧，但是特别干净。

他们就是当年那家医院，还在妈妈肚子里，被瓦特保护的孩子，现在又高又壮。

在瓦特的影响下，他们躲过屠杀、种族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重要的是，我在他们的目光里看见的不是仇恨，脸上也不是愤怒，而是微笑。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不会成为发动恐袭的人。

瓦特当年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经开花结果。

参与手术的多数医生都来见瓦特，他逐一和医生们握手，两个年轻人离得太近，他就拿起单拐，推走他们。但是两个年轻人显然不放心，始终距离瓦特很近，好像害怕他站不稳，同时两人不断变换着位置，给医生留出空间。

最后，我们将吃不了的牛肉、奶粉、台灯，还有两部手机，都给了瓦特。

瓦特说，不用担心他，因为腿截掉，他可以休息了，还指了指两个年轻人说：

“有人接替我保护村子了。”

迄今为止，我们已将近一年没有再见面，盼望瓦特先生一切都好。

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激动，很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瓦特这个人，到底怎么带着一群孕妇在那样的岁月里流亡，又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村庄的？

遗憾的是，谢无界告诉我，在他回国前，瓦特已经返回卢旺达，他们此后再也没有联系。

听到这儿，我有点悲哀。因为等待瓦特的，可能是极端分子的复仇，也可能是图西族的审判，唯独不会等待他的，就是一个英雄的赞歌。

所以，尽管这篇故事有太多、太多的空白，我们还是选择把它记录下来，不光因为瓦特一个人的英雄举动，更重要的是，他后续的三十年里，在孩子间播撒希望的种子，让仇恨不再生根发芽，这样的故事足以跨越地域、跨越民族，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孩子是所有人的未来。

最后我问谢无界，如果再见到瓦特，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呢？

谢无界说：“我想告诉他，你做的很好了！足够了，歇一歇吧。”

来源：天才捕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