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清晰标定了新时代文艺的历史方位。这十年来，新时代文艺在各方面推陈出新，呈现出新的面貌与风采，文艺美学也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2024年召开的党的
作者陈凌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0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2期P150-P156
责任编辑：马涛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清晰标定了新时代文艺的历史方位。这十年来，新时代文艺在各方面推陈出新，呈现出新的面貌与风采，文艺美学也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号角，“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艺美学界聚焦这些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文艺发展的美学精神与价值导向、时代特征与文化传承等方面不断深化研究，拓展理论视野。
一、“两个结合”指引文艺美学新发展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为当前文艺美学的发展指明了目标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精神和突出特点。丁国旗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研究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中的美学问题，对认识中华美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华美学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内涵表现为“文质兼美”和“德艺双馨”的浑然交融，并要通过文艺创作和文化实践来最终完成。文艺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冯俊认为，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艺观，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包括文艺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弘扬中国精神等要点。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是不少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宋伟认为，实践智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都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关注与人类生活实践紧密相关的美学问题，因此二者都可视为一种以“实践智慧”为体用贯通的实践美学或“知行合一”美学。李永新认为，“两个结合”为文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文艺美学的提出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强调从审美经验层面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审美规律，也是在美学研究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中国美学话语的创新发展与体系建构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赖大仁探讨了“第二个结合”在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中国文艺实践、同中华优秀文艺传统相结合推动的结果。新时代文艺发展应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同时，应将传承和弘扬“文以载道”的中华文艺传统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推进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创新发展。徐碧辉提出，实践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形态，也是新时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其中，“‘自然的人化’是美学的前提，‘自由的形式’是美的核心命题，‘象境’是个体生存论层面上美的特征和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对中西方传统美学的理念、观点和范畴进行现代性转化，可形成新时代既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又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了中西方美学史上杰出成果的话语体系。段超、杨杰讨论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性和演变。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以对“实践”范畴的阐释为核心，经历了认识论、本体论和生存论三次范式转换，各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后人类时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对人类社会实践产生深刻影响，更需要我们重审实践与美的关系问题。
二、基础范畴与研究路径再反思
理论的突破往往源于对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深入思考。文艺美学尤为注重在系统地回顾与归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并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以此激发对文艺与美学研究的新见解。
文艺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对前辈学人宝贵思想经验的继承与阐发，可以为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参照。叶朗强调，人文学科需要不断回顾历史并回归传统，“美在意象”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理论与范畴，是对朱光潜、宗白华开创的北大美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美在意象’论强调心灵创造性和精神价值，以‘意象’为本体范畴，建构美的本体论和美感本体论。”高建平总结了黄药眠美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认为他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黄药眠所提出的美在“社会存在”的重要观点，对之后众多认同美在物的社会属性、美在社会生活实践的美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对“价值论”的重视，给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王一川提出，蒋孔阳是中国现代美学谱系中第三代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对西方美学范式、 苏联美学范式及中国美学传统三者之间的汇通道路的探寻，是在中西美学、史学融通中结合文艺特征研究而构造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这种美学研究方法以西方美学史学和中国美学史学构成两纵、以文艺特征学和美学体系学构成两横, 共同组成一种在中西美学史学融通中结合文艺特征研究而构造美学体系的研究方法。”姚文放总结了“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外力与内因，认为文艺美学自提出以来经历由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生态美学—艺术美学构成的谱系赓续过程，其外力包括时代精神的召唤、教育体制的提升、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中西文化互鉴的启示、本土化的追求等方面，其内因包括血脉渊源、流变形态、历史载体、核心力量、内在精髓等方面。
范畴研究是文艺美学的重要资源和路径。王振复认为，中国美学独特的范畴体系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与结构，渗透着中华文化所特有的生命意识，具有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包括以“无极”为逻辑原点、以“无极”与“太极”为哲学本体、以“道、气、象”为人文支柱、以“道、气、象”所统摄的范畴群落为基层建构等。李修建认为，中国审美范畴史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最能体现中国美学独特性的写作范式，特别是围绕“意象”“意境”等范畴的深入挖掘形成了众多成果。生活美学、环境美学、政治美学等新的研究范式也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美学的研究。韩伟梳理了中国现代“美学范畴”概念的发生过程，认为其经历了哲学范畴期、美感范畴期、美学范畴期三个阶段，其中蕴含着“引入—对接本土化—艺术学抽象化”的内在理路，也显现出了学科意义上“中国美学”确立、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诸多概念和思想是当代文艺美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其理论方法也值得不断总结和借鉴。张法总结了先秦美学的思想核心及主要特点，提出先秦美学是中国美学最大的一次转变，“在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与重建家国天下的新秩序中,审美世界产生了体系性变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从秦到清的审美基本结构”。韩经太聚焦老庄思想，从主体论、生存论、实践论三个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哲思美论的创造性智慧，以求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重新认识，并为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贡献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智慧。朱良志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布置，探寻了其中蕴含的中国艺术的生命旨趣，即以萧散为原则，强调曲径通幽、剑走偏锋、暗中求明、浅中求深、孤中求联等布置特点。顾春芳探讨了敦煌艺术遗产中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特别是乐舞图像体现出的美学品格。她认为，敦煌艺术构造的圣俗交融的意义空间，具有中华文明礼乐精神的底色，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的交相辉映和相互融通，彰显了中国艺术的意境之美与对自由和心灵的超越性追求。
西方美学理论同样为文艺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美学范式的可能性，值得参考与借鉴。高建平从美学的定义、意图概念的辨析、现象场概念的论述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比厄斯利的分析美学思想。比厄斯利认为美学是艺术批评的哲学，强调艺术批评的理论反思；主张艺术批评不应仅仅基于作者的意图，而应关注作品本身和它所产生的经验；提出了现象场概念，以解决美学中的主客观之争，强调审美对象的客观性。周宪通过对德国美学历史谱系的梳理，展示了德国美学如何从理性主义走向多元化，并在不同时期对西方美学产生深远影响。他认为，德国美学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西方美学的整体面貌和学术走向，从鲍姆加登到阿多诺，德国美学始终贯穿着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卢春红深入分析了18世纪西方思想中情动理论的发展，“情动理论在对意志的普遍性探索中经历了从合法则性到合道德性的转向，并通过意志之主观原则指向先天意义上的‘情动’概念”，力图揭示出情感状态如何在主体心灵中呈现，并与意志、理性和审美判断相互作用，以及情动理论在近代美学学科构建中具有的意义。
三、中西交流与互鉴
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流对于建构当代文艺美学话语体系有重要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互鉴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着一种既开放又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美学的概念和框架直接套用到中国的语境中，而是在深入了解东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寻找它们之间的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美学。
关键词比较是中西文艺美学互鉴研究的一种有效切入路径。“象”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彭锋提出，“象”的“再现”和“在场”性，使其具有“居间性”或“双重性”。这种“居间性”或“双重性”在西方哲学的二分本体论框架中理解较为困难，但在中国哲学的三分本体论框架中，通过与相邻概念的对照辨析，可以确定“象”的本体论特征，并由此显示“象”在对艺术的言说和理解方面所具有的潜力毛宣国反思了近年来以西方摹仿论为比照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周易》中“象”的基本语义，以及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美学精神，易于造成对“摹仿”概念的误读和对中国意象美学精神的遮蔽。徐辉对中国的“意象”与西方的“拟像”进行了比较与辨析，认为二者在内涵上可以视为相同的,皆为宇宙万象之源的“永恒的神秘”。这种“永恒的神秘”在中国即“道”，在西方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
“虚”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元范畴，与其相关的“虚实”“虚静”“虚拟”等范畴可以与西方进行互鉴比较。李健从中西审美心理的超越性追求角度，比较了虚静、移情与心理距离，认为中西审美心理都追求对功利或利害的超越，虽然手段存在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功利或利害对审美的阻碍，以期进入纯粹的审美境界。陈丽丽关注到“虚实”在中西方美学史上皆有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实”的审美内涵极具衍展性，形成了重实、尚虚、虚实相生三种审美指向；西方美学中，“虚实”与摹仿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虚构性等密切相关。王怀义辨析了“虚”“拟”与“虚拟”，认为在中国古代， “虚”不是虚假存在，而是充满神性的真实空间，“拟”也不是带有否定意义的虚构或虚拟，而是一种通过摹拟以与万物之理、宇宙之道相契合的创造行为。在西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真理关系的不同论述形成两种不同的虚拟观和艺术真理观，直到歌德时期，虚拟才获得正面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被固定下来。
以西方美学理论为视角重新思考或观照中国艺术现象与美学，或者在跨文化的视域中重新考察中国文艺自身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张晶将西方“气氛美学”及其中“反差”的概念引入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同样具有“反差”的运用，这使得作品的审美空间具有强烈的张力。“反差”并没有导致作品境界的支离，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了审美和谐，作品也因此产生更为丰富的意境。陶水平在中西互鉴的视角中探讨了“物色”在中华感兴美学中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可与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论、审美感性论以及德国古典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等相互发明，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邹元江以戏曲表演美学为中心，考察了跨文化研究中的文明“互鉴”和概念“置换”两种模式。他认为，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美学常常被西方话剧思维和心理体验导表演体系加以隐性“置换”，由此造成了传统戏曲模式在场上表演的文本结构、姿势化的具身表情、观赏者意象性接受等三个方面的改变，并带来了戏曲审美趣味的偏离。汤凌云在文化互鉴视野下讨论了中国现代“和谐”美学观建构，他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家通过对中西和谐论资源的接受与转化，搭建起人生观—美感—艺术境界三位一体的现代和谐论美学框架，折射出中国现代美学彰显民族文化立场的意图及效果。
西方文艺美学概念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也反映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互动的复杂性。黄兴涛关注到了“美学”这一术语在华的早期传播，尤其是德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在中文世界中对“美学”一词的创造和使用。他提出，花之安在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中首次介绍了西方美学，包括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他的美学观念和术语传播受到了西方美学主流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艺术审美论。花之安是西方“美学”概念在中国最早的自觉传播者，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美学”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创用者。方维规探讨了“诗”（lyric）在中西方文学中的历史演变和观念形态。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文学”体系中，“诗”是语言艺术，即今天的“文学”；而汉语中常将“诗”理解为“诗歌”，这导致了对历史文本中的“poetry”的误读和误解，在汉译中，lyric常被误译为“抒情诗”，而实际上它应被视为诗歌的文类概念。
四、现实指向与审美新变
文艺美学的发展始终要与时代风向和现实问题保持共振。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对文艺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文艺美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与新方法。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AI）发展十分迅捷，对于传统的文艺创作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文艺美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彭锋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作品中的“灵韵”（aura）如何被重新理解和体验。他认为，手工时代、机械复制时代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灵韵，但分别来源于作者、对象和观众。“人工智能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不是从作品内部散发 出来的，而是观众从外部赋予的。”这要求重新思考艺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艺术的人文价值。王峰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学潜能。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提出了非人创造美的可能性，要区分人的意识与AI的思考功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对非人艺术和美的探索，其与传统人文哲学的结合可能产生新的美学体系。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理解人工智能在美学中的角色和潜力，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和审美体验。刘方喜探讨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对文艺美学具有的重塑意义。他认为，自然语言大模型的弱共识性实质语义不仅改变了科学和文学文本的传统理解，而且为理解人类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特别是在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对话中展现了其价值。段吉方、阎恺祺关注到AI生成艺术和后人类技术在美学领域的意义和影响。AI生成技术通过与艺术同源的工艺技术的路径，不断模仿人类作品的风格特点，二者越来越难以区分。尽管AI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人类的参与和实践仍然是艺术的核心，AI技术应被视为人类艺术创作的工具和延伸。
美育是美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应用型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向和实践价值。王德胜、宋刚讨论了文学批评的知识化、艺术化趋势及其在美育中的功能。文学批评可以通过培养文学感受力与鉴赏力，以及通过批评写作获得情感释放，实现美育功能。理想的文学批评状态是知识化与艺术化有机结合，以实现文学批评的“化人”效果，即通过特定的审美方式扩大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刘旭光深入探讨了审美教育的根本特征、核心原理和实施路径。他认为，审美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特征，而审美的根本特征在于由感性感知获得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或自由愉悦，因此审美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审美活动获得的自由愉悦，这种愉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和教养。审美教育的实施应当遵循“愉悦即教养”的原理，通过审美活动来培养个体的自由人格和高尚人格，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影音等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各种由改编、混合、戏仿等方式形成的跨媒介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新的媒介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叙事和审美呈现。张颐武以《繁花》为例，探讨了“改编”在当代影视文化发展中的特征和意义。他认为，“改编”本身既有充沛的活力和可能，也有限度和边界，任何“改编”都会与“跨媒介”和“跨语境”息息相关。改编作品是在新的媒介和文化环境中对原作的重新诠释和创造，因此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刘毅青、周天羽探讨了动画短片《空载明月归》如何通过动画手法表现古典禅宗美学，认为该片充分发挥了动画艺术对时间、空间关系的重构功能，成功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范畴在动画影像中营构了出来。这说明动画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美学，也为古典美学的现代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陈旭光、张明浩关注到人工智能在生存环境、艺术观念和创作原则等方面给电影导演带来的变化，提出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发展，需要关注“人机一体”的创作观念，电影导演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角色和创作方法，在个体与AI算法间找到平衡，尊重数据理性，发挥创造性想象。
总体而言，2024年的文艺美学发展态势，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本土立场，与新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紧密相连，致力于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在各学科交叉融合与中西互鉴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来源：中国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