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批评可以做得很大，大到描绘和分析十年、百年的文学样貌和精神特质，这样的批评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但也可能大而无当、虚空高蹈。文学批评也可以做得很小，小到细致解剖一个文本，甚至阐释一个词语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的批评精细入微、玲珑剔透，但也可能小而无力、繁杂琐碎。

作者马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0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2期P143-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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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可以做得很大，大到描绘和分析十年、百年的文学样貌和精神特质，这样的批评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但也可能大而无当、虚空高蹈。文学批评也可以做得很小，小到细致解剖一个文本，甚至阐释一个词语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的批评精细入微、玲珑剔透，但也可能小而无力、繁杂琐碎。广大和精微自然都能成就好文章，二者兼顾更是颇有难度系数。这就需要批评者的眼界、气度、修养和智慧，还得有细腻的感知和纯熟的技巧。

回首2024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路可以发现，批评努力描摹时代神韵、凸显地方特质、在声音和风景中寻得艺术真味、从中西交融中深刻理解自我、于批评自身省思中获得突破。虽然批评自身的问题不少，但它自有内在的坚定和持守，有自己追求的使命和境界。在经受时间磨砺的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正用一篇篇耐心之作，在广大与精微之间蓄力发力，在“大”与“小”的广阔地带施展抱负。

一、描绘时代气象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指导新时代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文化文艺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使命任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广大文学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扎根人民生活，不断奉献精品力作，推动新时代文学发生新变化、产生新特质、取得新发展。文学批评敏感于时代之变、文学之变，大开大合描绘文学新风貌新气象，在各类型作品中精耕细作，不断总结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一是深入研究新时代文学的特征和风貌。白烨的《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引领新时代文学阔步前行》认为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的新时代文学在“以人民为中心”、形成新的格局、书写新的现实、为时代树碑立传、塑造鲜活人物、为人民赋形、“延伸联系手臂”、推动新的文艺形态健康发展等方面，充分表现出新时代的新进取与新样貌。李遇春的《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聚焦近十多年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人民性表达的问题，从文学立场、人物形象、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等方面论述正在形成的新的人民美学形态。周保欣的《思想资源更新助力新时代文学的建构》从文学思想资源更新和重建入手，提出新时代文学需进一步打通与天地宇宙、世间万物、社会历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关联。周荣的《新时代乡土叙事的多重面向——读老藤〈草木志〉》结合历史与当下的乡村实践和文学书写，认为老藤的创作在继承“十七年文学”的基础上描绘了充满自然生机与人文诗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图景，其对东北自然景观、乡村建设和青年新人的书写为新时代乡土叙事找到新的路径。王仁宝的《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从创业主题、新人形象、文学风格等方面论述新时代乡土小说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继承和转化。吴岩的《科幻文学的“十年树木”和“百年树文”》从创作、产业、奖项、传播、人才、读者等角度纵览2014年到2024年的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历程，认为科幻文学的繁荣与尊重科学、尊重文化、尊重未来和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此外，不少刊物开辟“新时代文学”研究专栏，多角度探讨新时代文学的思想特征和美学风貌，例如刚刚创刊的《北京文艺评论》。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新时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整体风貌，在此背景下，新文艺形态的批评和研究一方面不断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其敏锐地发现文学与社会现实和广大读者的深层次联系。周志雄的《作为当代文学的网络类型小说》认为网络类型小说书写了广阔的当代生活，作为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学作品，具有积极情感引导价值，创造了一种读者阅读和作者写作融为一体的当代形式，更能呼应广大当代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肖映萱的《论网络文学类型研究的性别视角》细致分析了男女频类型图谱的划分逻辑，从网络媒介、性别意识与经济模式等方面解读网络时代女性群体书写发展壮大的原因。吉云飞的《“爽”及其完成：网络类型小说的存在方式》将“爽”作为类型小说的本质特征、现实作用和存在方式。中国网络类型小说则是以“爽”的方式关注每一类特定人群所期望的幸福，践行人文之道。王玉玊的《短篇网络文学的三种主要形态》总结近年来兴起的短篇网络文学的形态特征，更快的节奏、更密集的情节转折、更强烈的情感体验是其优势，而寻找能够反映时代风貌的新故事、新写法、新风格与新的文学性意涵是其长远发展的力量源泉。李玮、夏红玉的《业态融合与叙事共生：网络文学与微短剧的勃兴》从业态融合、类型重合和跨媒介的叙事共生等方面，阐释微短剧类型与网络文学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理解当下文化产业中的跨媒介内容生产和转化具有启示意义。曾攀的《新时代文学的世界意识、时代主体与未来想象》一文，谈到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融汇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优势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

二是坚持探索文学的中国风格。白烨的《人民性立场与民族化风格——贺敬之文艺创作的贡献与特色》聚焦贺敬之的文艺创作，认为最为重要也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人民性立场的坚定持守和民族化风格的执着追求，这恰恰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所缺少和所需要的。白浩的《独一味：马识途“夜谭”文学及其书场效应》认为，马识途的“夜谭”系列小说营造了独特的“书场效应”，综合了从传统说书人艺术到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艺术资源，体现出独特的民族化实践价值和雅俗融合意义。贺仲明的《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生命思考——论〈有生〉的生命观及其精神指向》深入思考小说表达的生命观，解析背后中国传统儒、道、佛思想和民间文化的复杂交织，而小说把赞颂坚韧生命与顺应自然的生命态度融汇在一起，则呈现出真正的民族文化个性特色。罗小凤的《论21世纪新诗对“境界”传统的新释与新构》认为21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和诗人跳脱出既往传统认知，对“境界”进行了新阐释。他们将超越性、博大高远、圆融完全及语言的特殊效果等视为“境界”的独特内涵，从诗人的境界和诗的境界两方面着手建构新的“境界”。吕超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成就与隐忧（1991—2023）》认为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创作表明中国科幻立足本土文化，日益呈现更具民族特色和中国风味的作品。陈若谷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审美经验和美学价值》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在中西科幻对比中深入解读中国科幻文学独特的审美风格。刘大先的《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认为边疆的自觉与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想象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文章从民族国家意识与边疆自觉、主体再造与少数民族文学诞生、从集体主义美学到共同体美学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石岸书的《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独特形态，给予作家基本的文学自信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和雅俗共赏的。

二、独抒地方性灵

重新发现和重新思考“地方”，仍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对一些重要概念考辨源流、阐明内涵，另一方面则是从文本中发现地方的个性和文化差异。细致解读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自然成为抒发地方性灵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对地方的书写和表达固然有文化和文学差异性的驱动，但地方“性灵”显现的背后也有时代普遍性问题的牵引，这也是不少研究者对“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命名和实践展开辨析的内在逻辑动力。

首先，新南北文学论述不断深化。蒋述卓的《“新南方文学”：一次文学事件的意义及其拓展的可能》认为新南方文学具有不同于旧南方文学的文化个性，其内部文化多元杂糅，同时强调其独异性来自开放的姿态、独特的气质和创造创新性。谢有顺的《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认为新南方文学就要讲清楚文化意义上的“南方以南”，其日常性、海洋性、现代性以及独特的美学气质，真正开创出具有地方个性的经验、想象和叙述。申霞艳的《新文明新风尚新形象——面对海洋与未来的“新南方写作”》特别关注相关作品中南方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以及开拓、包容、对话、灵动的南方文化精神。杨庆祥的《海岛书写的当代性——林森的小说及其他》认为林森的创作尤其是晚近的作品，既符合地理上的“南方”，又契合书写对象和主题的“海洋性”，但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条海岛的书写路径，连接起当下富有时代性的日常生活和海洋的纵深、神秘、哲学意味。杨辉的《“新东北”书写的另一副面孔——论老藤〈北爱〉〈草木志〉中的人、事、物》以老藤的《北爱》《草木志》为中心，努力发掘“新东北”书写的另一副面孔。这里有人、事、物的融会互通，新人则在新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完成自我创造，而文学丰富东北多维书写的动力在于回答振兴东北这一重要议题。王春林的《〈草木志〉：生态观烛照下的乡村振兴书写》认为小说是以现代生态观烛照为鲜明思想艺术特色的乡村文学创作，其中的主人公“我”兼具见证者、建设者和书写者的三重功能。小说在现实状况和既往历史两条结构线索的相互交叉中，展现了新时代东北地区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江冰、王溱的《岭南文化视角下的葛亮小说》以《燕食记》《飞发》为例，剖析其所表现的岭南美食文化和广府人精神特质，关注粤语方言元素的应用。李震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传统中的陕西经验》系统总结了几代文学陕军的宝贵经验及其成因；邢小利的《集体性共创：路遥对陈忠实的影响》细致分析了路遥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学真实性方面对陈忠实的影响；杨艺村的《乡土苦恋： 路遥的乡村空间建构》分析了路遥笔下陕北乡村空间建构及其情感力量。

其次，辩证地方书写中的个性和普遍性。李怡的《当代文学地方路径的演进》认为从创作到批评来看，“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呈现了中国文学地方性意识的一种深化，也有超出地方的更深的关切。卓今的《地方化文学分类标识概念的转型分析》认为，文学的地方化命名是某种精神气质和艺术性格的体现，在全球语境中坚守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一大贡献。黄平、唐诗人的《“地方”不是终点，而是道路》认为无论东北或南方，“地方”虽然有相对的差异性，但也是和更为广大的普遍性相联系的，我们既要关注文学书写的地方性，也要看到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

三、领略声画韵味

声音、风景日益成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的重要路径，其背后可以解读出历史与美学的深刻意味。这表明，当代文学批评对感官体验的重视打开了文学阐释的多维空间，也表明语言艺术依然能够创造审美的丰富意蕴。

陈晓明的《奇点、事件与小说聚合历史的力量——试析〈檀香刑〉的现代发生学》以“奇点”概念解读小说的历史聚合能力，特别关注其中独特的叙述美学。小说采用民间戏曲茂腔突出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腔调，其杂语复调的叙述把历史性的政治以感性的声音表达出来，可称之为一部现代声音的政治学。叙述声音与历史现实构成复杂关系，既穿透了人物的灵魂，也唱出了历史的悲歌。他的《仿梦的语言事件——重解孙甘露的小说艺术》一文分析孙甘露早年小说语言与梦境的结合及其叙述呈现的优雅风格。孙甘露的小说以诗意的语言和修辞越过日常生活的逻辑，连同其他先锋文学作品一起推动了当代小说的革命。武茳虹的《氛围的生成：论苏童小说的声音景观》尝试从声音景观出发，分析其对苏童小说的氛围生成的影响，认为苏童小说选用的声音元素深受古典文化的影响，不仅对视觉形成补充，让南方的声色更加鲜明，也通过声音的密度与响度及幻听的运用，推动了情节发展和意蕴深化。孟繁华在《前现代的趣味、想象和遗风流韵——关于“慢的美学”一个文学史视角的札记》中提到周立波创作具体生活场景描写的过人之处。他以《禾场上》开篇描写的休闲场景和田园牧歌氛围，说明作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悠闲、散淡和适宜的新生活的表现，这里显然隐含着“风景的政治”。吴义勤的《何为风景，风景何为？——〈雪山大地〉〈花灯调〉风景美学的意涵与功能》认为两部小说中风景的布局、品类、形态、轮廓、色彩、光影的变换和韵味，带给读者听觉、视觉的感官享受和审美乐趣，以及娱乐的、审美的和精神的多层次复合性感受。风景在脱贫题材叙事中获得了独特的内涵，以艺术审美的形式履行了文化意识形态功能。曹霞的《“70 后”作家的风景书写与叙事嬗变》以“70 后”作家小说中的风景书写和文学地形学的变迁为路径，从四个阶段探析其叙事嬗变。“70 后”作家以“文人写作”的姿态，在山水清晖中品味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构建起具有中国意蕴和“中国气派”的风景美学。而并置的城乡风景、“流动”的城市风景则与现实产生密切联系。王金胜的《作为方法的风景——论杨志军〈雪山大地〉》认为《雪山大地》中繁复的风景描写，是一种寄寓和传达多重意义与价值的文化媒介和象征符号：既是现代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新时代文学家园意识的表征，也是以地方建构共同体的表意形式。

许子东的《世情生态代表作：金宇澄〈繁花〉》从对话、方言等角度细读小说，指出其语言技术上的特点，如用上海话写作但又能用普通话读、上海方言中夹杂书面文言、“不响”在小说中的多重功能等，这是有意挑战“五四”欧化文艺腔和用烦琐的话语表现世俗生态。他的《说话的重要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从小说不厌其烦的“说话”入手，详述“说得着”“说不着”“喷空”等话语状态，解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和难以沟通，以及这种伦理关系的延续和修补。徐刚的《沪语改良、现代说书与历史的“双线并置”——〈繁花〉的文体意义》认为小说特色在于对沪语的“深度加工”和对传统“说书”的现代改造，既调动方言的活力去捕捉汉语文学的韵致，又不至于构成阅读的障碍，并从话本传统中寻找力量。颜同林的《小说方言写作的尺度及其融通》以赵树理和周立波创作中的方言运用为例，认为他们都对方言采取了适当纯化、提炼与淘洗，既不排斥方言也不走纯方言化之路。

四、体悟中外交融

今天的批评无法忽视世界性因素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批评视野和批评空间的不断扩展，是对文学机制形成的更深层认识。这就将中国当代文学与域外文学有效勾连，相关问题也随之具有了新的视角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从批评实践中发现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长期以来这一方面是相对薄弱的。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细致梳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在理论、体制、形态和具体作家作品等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随着历史情势的转变，当代文学在建构自己的文艺体制、理论和创作方法过程中的种种努力。王都的《苏联科学文艺与“十七年科幻小说”》介绍了苏联科学文艺作家米哈伊尔·伊林在中国的影响和评价，梳理了“十七年科幻小说”创作观与苏联科学文艺的关联，揭示与反思“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历史限度与认识论可能。张雪妞的《苏联惊险小说的译介和新中国的阅读与改写》分析苏联惊险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叙事模式和理论建构之不足。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苏联惊险小说的阅读和改写实践，为理解新中国的文艺通俗化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邵燕君的《李建军的路遥与现实主义——读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对把路遥创作放到世界文学谱系中考察所得出的各种观点加以评价，也将路遥的讨论与世界现实主义的发展流变以及在当代文学中的命运联系起来。何言宏的《中国文学的“创意写作时代”？》分析世界视野中创意写作的中国实践，认为中国创意写作工作坊注重“技艺+经验”的自我表达，这与欧美创意写作界所说的“自主诗化”相通，其核心在于个体自我忠实于自己的自主性的文学创造。

凯瑟琳·夏尔芒、邓欣南的《“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译记》与卢冬丽、浦元里花的《〈繁花〉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与日译者浦元里花的对谈》分别介绍了《繁花》法语和日语翻译过程中的问题、经验以及域外读者的接受和评价状况。李莎（Patrizia Liberati）的《贾平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略谈〈老生〉的全球本土化》在世界文学和哲学的体系中探究小说的世界性特征，尤其是用宇宙图的概念定义小说中的《山海经》，认为《老生》类似宇宙图的归纳与世界上绘制宇宙图的文化息息相通。谈凤霞的《新世纪儿童小说的跨文化书写》关注侨居国外的具有鲜明跨文化书写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并自觉比较和思考中外文化异同，以其对话性、开放性、包容性和理想性的特征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互鉴。任思锐的《互补协商与科幻文学海外译介——以〈三体〉英译副文本为中心》比较《三体》两位译者差异性的翻译策略，探讨译介实践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传播提供的重要经验。吴宇、曹兰的《“文学陕军”作品译介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介绍“文学陕军”作品的译介现状，认为其海外译介必须重视地方经验与国族经验叙述，涉及译者对地方的本真情感、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异质文化的接受等问题。郭恋东、解依洋的《中国网络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基于汉西翻译网站的调查和分析》聚焦中国网络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网站建设及翻译和传播情况，在综合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以及技术平台等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网文在西语世界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效果。夏烈、于经纬的《从“后起之秀”到“青出于蓝”：网文出海与世界通俗文化格局的重构》一文，分析了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状况和特点，认为其不仅可以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而且能够以“青出于蓝”的姿态超越先行者们，重构世界通俗文化的格局。

五、追寻批评境界

批评的成规和方法固然重要，但打破常规成规、在技巧的使用中显现“大道”，成为当下文学批评迫在眉睫的问题。不少文学批评面目机械呆板，读起来味同嚼蜡，缺少智慧和趣味。有些批评则像“预制菜”一样，外观花里胡哨、色泽鲜艳，内里胡乱添加理论佐料，没有营养，反而有害。更重要的是，数据和技术的入侵及其催生的新的文学形态，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由此而来的新的批评形态也不断涌现，它们如何保持一颗跳动的人文之心，如何穿透数据化的迷雾直击文学的根本，这也是批评迫切需要更新自我、提升境界的原因所在。

王兆胜的《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维度及其限度》从天、地、人、文、心五个维度理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文章针对的正是当下文学批评仅以审美或人之道为标准的单一尺度，及其对知识性、技术性的过分推崇；提倡的是具有眼界、高度、风骨、神韵、境界和超越性的文学批评。黄发有的《“闽派批评”的精神传承与创新探索》认为理论与批评并重、善于以小见大是“闽派批评”的宝贵经验。叶立文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指出了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观阐释的随意性和伪历史主义批评泥淖，提出以史料限定和限制阐释的方式回到作品，继而在彰显批评家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以情感力量推动心史互证。陈国和的《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性》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应紧密结合文学性探究，而批评主体增强历史意识，凸显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具备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和素质，目的在于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陈培浩的《何谓细读？如何批评？——细读批评论札》一文，旨在进行中国式细读批评理论总结和话语建构，认为细读批评既不以社会政治遮蔽文本，又不陷于文本中心主义而切断与历史沟通的可能；它应成为一种创造性阐释，既照亮细节，又有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段崇轩的《从文本细读之桥走上现代批评之路》则提倡建立一种开放式细读批评，它沟通文本内外，既注重西方文论科学的构架与实用理性的方法，又重视中国传统文论阔大和谐的精神与精微灵动的技艺。

黎杨全的《游戏现实主义与2.5 次元的文学》认为文学进入了2.5次元时代，进而论述了2.5次元批评的现实基础、内在特征、操作模式和文化追求，以及如何实现人文性与现实关怀。单小曦、王樱子的《作为“数字人文2.0” 的新媒介文艺批评》认为，作为“数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应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即智能化与数字人文主义。智能化指的是将各种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实践的批评方法，而数字人文主义指向思想和价值观层面，它将人置于万物平等、万物互通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中，以开放多元共存主体观，思考和确定人的存在方式、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周冰的《网络文学的数据性及数据批评》面对网络文学数据属性的强化状况，提出数据批评的概念，并强调这一批评范式不是与印刷批评绝对割裂，而是引入数据思维与视野，兼顾文学性与数据性，实现定量与定性结合以及人—机协同；它不是功利性的数据崇拜，更不是片面的数据分析、技术分析，而是对数据保持充分警惕基础上的、体现技术与人文相结合的批评。龙其林的《在大众话语与专业话语之间寻求平衡——以豆瓣文艺批评为中心》从当前网络文艺批评的困境、大众话语与专业话语之间的平衡、促进传统文艺批评与网络文艺批评深度融合等方面解读豆瓣文艺批评的机制和经验。王小英的《数据牢笼与批评突围》分析了数据批评实践中数据的平台控制、模型分析的偏差、数据操纵等问题，认为数据批评应以批评之术来提升人文之道，实现道术相合，增强人文思辨的力度，使文学批评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无缝衔接中不断提升质量。张学谦的《摆脱数字迷思与强化历史性维度》针对日益成为技术概念游戏的批评现状，提出网络文学批评应增强其历史性，重视接受主体的经验、体验与历史处境的连续性，从而形成扎根于自身历史的批评理论与范式。胡行舟的《数字批评之批评》分析当前数字批评存在缺乏有效的问题意识、着迷于信息和统计的可视化呈现、数字工具的化约倾向等问题，提出未来的超级阐释者需集合众长，具备强大的思想力和计算工具能力，才能使我们穿过信息迷雾。

致广大而尽精微，对文学批评来说也是一种理想，何以达成？一篇篇诚心之作终会孕育精品，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时间的答案。在此过程中，2024年的文学批评努力保持自身的时代感、专业性和现实关怀，在广大与精微之间辛勤耕作、积蓄力量、迸发力量，尽力向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掘进、向更有韵致的境界攀升，如灵蛇一般在盘坐中伺机而动，如巨龙一般在云雾中升腾。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