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江一河，横络腹、背，是中国山川的显著特征。好在到了东部地区，水流平缓，湖泊密布，加之细小的水系众多，为南北方向开凿人工运河提供了便利条件。大约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始，历代统治者就前赴后继，不断接力着南北方向的运河建造，分别通过沟通江与淮、淮与河等

《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研究》，周爱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王宁

古代中国，在水运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地倾东南”造成的“大河向东流”，使得东西方向的物流运输较为便利，而南北方向则相对困难。

一江一河，横络腹、背，是中国山川的显著特征。好在到了东部地区，水流平缓，湖泊密布，加之细小的水系众多，为南北方向开凿人工运河提供了便利条件。大约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始，历代统治者就前赴后继，不断接力着南北方向的运河建造，分别通过沟通江与淮、淮与河等工程，首先在隋唐时期完成了2700公里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到元代，又在部分地段改曲为直，形成了约1780公里的“新运河”。

明清两朝，大运河的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政府曾设置漕运总督、河运总督、仓场总督等专门机构，并设运军、河兵、船厂、仓厂等专职人员和机构，专门处理漕运有关业务。以粮运为核心，从而形成了舟楫拥塞、艨艟联翩的繁忙景象。

这条原本意在扩张版图、强化集权、稳固帝国统治的大河，带给帝国的影响却远超政治、经济。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播和流变则正可以视作大河带给中国文化非常厚重的一份礼物。

列入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研究》，所聚焦的正是这样一个醒目、重大的研究话题。作者周爱华教授曾经做过八年的山东省京剧院专职编剧，所以，她的研究特别注重理论和应用的结合。2021年出版的《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正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从现已经形成的文本看，作者基本沿着“戏曲文化”的方向来展开全书的研究思路。如前面四章，第一章研究运河沿线戏曲文化生态，第二章谈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则分别从梨园弟子和戏曲家角度展开。第五、第六章考察运河戏台和运河会馆，第七章涉及演出民俗，第八章则从文献记载角度考察演出问题。这样，全书从大到小，从外围到内核，从概括到具体，逐次展开戏曲文化的不同层级的考察和研究。它充分挖掘各时期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不同时期相关戏曲现象、戏曲文物，并将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结合，寻找运河沿线不同剧种的传播流变过程，总结提炼运河对戏曲的推动作用，以及借助戏曲凝聚人群、促进运河沿线经济发展的功能。从学科角度考察，以上研究涉及经济学、民俗学、文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既关注到外部文化，即与戏曲有关的文化现象；又留意了内部文化，即戏曲本体艺术的文化研究。《结语：京杭大运河与戏曲的当代链接》则显示了作者务实的研究思路，力图使得研究成果服务于当下文化建设，这样，就将文化研究落实到了具体和实用的层面，与一般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就拉开了距离。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最终形成了特色和优长：

一是避开了习见和惯熟的视角，关注到“传播”之外的很多重要问题。如第二章第一节《剧种依河而生与因河而兴》，虽然放置在《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一章，但研究视角和实际价值却远超传播这一话题。正如书中所说，一个剧种的产生需要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环境同时发力,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条件共同作用，因此“依河而生”是指剧种的产生与运河流经有着直接而亲密的关系，而并非是把运河作为剧种产生唯一起作用的条件。除了“依河而生”的戏曲剧种，另一类是戏曲不具备“依河而生”的条件，也不是形成于运河沿线，但形成后却通过运河传播而发展繁荣，称为“因河而兴”。需要说明的是“依河而生”同时也“因河而兴”的戏曲样式亦不在少数，因为运河本身就是戏曲传播得天独厚的条件。京杭大运河沿线戏曲剧种数量众多，在这一角度考察，运河其实起到了一个“聚拢”的作用，通过聚货，形成了“聚戏”的效果。所以，“依傍”现象由此得以被揭示。

二是采用朴素的“呈现”方式，借助资料考证、考据，首先完成相关戏曲文化资料的整理和考述。尤其是相关文物资料的系统呈现，既为我们展示了运河戏曲文物的丰富，又为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以信赖的研究资源。

该书第五章《运河戏台与戏曲演出》将运河沿线戏台分为家宅戏台、寺庙戏台、祠堂戏台、船上戏台以及其他戏台，并分别进行考察，既关注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演出情况，也实地调研了戏台当下的存续状况，它们是运河沿线戏曲发展繁荣的见证者。尤其第四节《船上戏台》更能体现出运河戏曲的独特性。船台作为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尤其是江南水乡的文化景观，不仅丰富了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也成为连接上层社会与民间百姓的桥梁，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如今，船台演出已不像过去那样普及，但是在江苏童子戏、山东端鼓戏等仪式性演出中，微山湖、泰州里下河等地的渔、湖民还保留着船上演出的习俗。第六章《运河演出与戏曲会馆》将运河会馆分为同乡会馆、同业会馆、同僚会馆以及其他会馆，并分别进行考察，既关注了会馆的地域性、行业性，又关注了其联系乡谊、商业交流的特点。会馆是过去离家外出的商人或官员在异地结成的同乡组织，在联系乡谊、聚集议事、互帮互助方面有积极作用。会馆创建者以商人群体为主，因为外地商人有娱乐消遣的需求，有把家乡戏带到经商所在地的愿望，因此会馆内通常建有戏台、戏楼，这也使会馆兼具了商业文化和戏曲文化的性质。运河沿线码头城市商业繁荣，聚集商人众多，因此所建会馆众多。

以上两个章节分别聚焦作为戏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台和会馆，一内一外，都是采用“呈现”的方式，来体现运河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是采用文献、文物、民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有对《青楼集》《太和正音谱》之类的戏曲文献的考索，也有关乎戏曲文物诸如会馆等角度的考察，还有借助方志和小说等文学文本的探寻，以及礼仪、岁时、庙会等民俗事项的研究，使得整个论著的研究角度灵活多变，灵动新颖。通过对《青楼集》所记倡优歌伎的梳理，107名可知生活地区的艺人中，45人主要活动在京师一带，占42.06%；49人主要活动在江浙沪一带，占45.79%；其他地区13人，其中运河沿线的河北、山东等地3人，占2.80%；非运河沿线的湖广等地区10人，占9.35%。可以看出，在已注明或者可以推知其主要活动地区的戏曲演员中，有90.65%出生或主要寓居于运河沿线地区，非沿线地区只占9.35%。这些数据对于证明京杭大运河与戏曲传播之关系以及运河对戏曲艺人的“聚拢”作用非常具有说服力。书中对《太和正音谱》中“知音善歌者”以及《扬州画舫录》中“花雅二班”的梳理，同样能够说明此问题。

书中还特别关注了庙会民俗、生产与集贸民俗、家族民俗、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禁忌民俗、民间游艺民俗等与戏曲的有机关联。虽然沿京杭大运河六省民俗活动有明显的南北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无论南北，都有戏曲活动参与其中，甚至成为民俗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运河方志小说与戏曲演出》部分运用“以文证史”“文史互证”的方法，冯沅君先生称此种方法为“以诗证史”。它是指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依据相同社会背景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推理方法，到文学作品中寻求帮助，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参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运用此研究方法，依据《水浒传》与周宪王的杂剧来探讨金元的院本。

四是可贵的地域文化视角和“资治”的研究意图，这也是本书区别一般纯学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点。由于作者地处山东，加上齐鲁文化在整个运河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书关于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二者关系的论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梳理以及重新建立当下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新链接的对策与建议等，其实都可以用以服务地方文化建设。

保护大运河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传续。在当前以“互联网+”“文化+旅游”为背景的文化旅游产业模式下，戏曲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对于实现文化创意、旅游休闲、体育康体等产业在运河沿线布局和发展，打造运河旅游休闲产业带，重新建立起运河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新链接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理应发挥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理论的研究，更是应用性研究，有着深层次的现实意义。

正如作者在结语当中所说，在大运河的旅游价值、文化价值被重新肯定和开发之时，戏曲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在推动运河开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意图，正在于建立与当下和当代的文化链接，这种“资治”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意图，也正是当下很多学者所缺乏和应该学习效法的。

论著的另外一个巨大功用，则在于为我们揭开了原本关闭的一扇窗户，开辟了一块儿继来者可以持续耕耘的学术田地。比如作者提到的关于大运河和戏曲传播以及中国戏曲传播的几条路径等话题，都是可以继续探讨和研究的很有学术含量的课题。

在传播意义上，这一话题还可以通过“转型”，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比如，大运河对于戏曲传播的作用，其实是因借着运河货物运输的恒常性、规模化、日常化而存在的。地各有产，使得货物流动形成了固定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粮和盐的运输成为运河物流的重要物品，如“南粮北运”就是明清两代一直持续的物流类型。“漕”本字的含义就是“以水运粮”。《说文》：“漕，水转榖也。”《明史·食货志》记载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据嘉靖《吕梁洪志》载：“江东民运白糙、粳、糯，每年过洪者：曰常州府及武进等四县；曰苏州府及吴江等六县，太仓州；曰松江府及华亭等二县，共粮一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则以民舟运之，不下千余艘焉。”这里记载的是江苏徐州东南古泗水之险段的情况。《品花宝鉴》第五十一回《闹缝穷隔墙听戏，舒积忿同室操戈》以小说方式，再现了运河粮船的盛况。

“盐”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商品。古代盐业由国家统制，盐课收入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而两淮盐业的规模和产量均为全国第一。故明清两代，政府均在两淮设都转盐运使司，长官为盐运使；又设巡盐御史，负责监察盐政事务。

扬州盐业到清代达到鼎盛，清代的扬州曾被学者戏称为“躺在盐上的城市”。盐商得利后，多服食豪侈、喜声妓繁艳。时人记曰：“两淮诸商, 皆席富厚, 乐骄逸, 园亭、服食、玩好、宴会、优妓之乐, 穷年不休。”

除了盐、粮，清代漕运人员还允许附带“土宜”，即各地方的土特产。尤其是自南而北的粮船，返回南方时，允许附带的“土宜”数量也逐渐放开。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这样，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就十分普遍。这种货物的定向流动，无疑刺激了人员的流动，为昆曲等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这样，传播问题其实就形成了经济学甚至是移民研究的视角。如果从族群和人员流动角度考察，则形成了如作者所言的几条传播路径，一是官路：

由于康熙和乾隆的高频度南巡，尤其是扬州盐商的“奢华迎驾”，形成了“苏戏集维扬”的独特景观。据《圣祖五幸江南恭录》记载, 康熙帝第五次南巡, 一进扬州境内, 几乎天天有戏相伴。据统计, 从扬州, 到苏州、常州、杭州, 再折返回到苏州、镇江、扬州、淮安, 60天内, 康熙帝观戏达28场之多, 这段时间最常见的日程安排就是“进宴演戏”。

在推动昆曲传播方面，皇帝和官方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庄清逸在《南府之沿革》中记载，乾隆在第一次南巡后，因为喜爱昆剧，便在回京的时候从江南戏班里带回许多男女演员，让他们入“南府”，并称其为“新小班”。平时在闲暇之余就听“新小班”演唱。

从苗菁根据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统计的数据来看：现有据可查的明清时期蓄养家班者共有173人，明代有96人, 清代有77人。明代96人中, 以籍贯与居住地论, 属于运河沿岸城市的, 计杭州2人, 嘉兴8人, 苏州12人, 无锡7人, 常熟5人, 湖州1人, 常州2人, 镇江1人, 扬州4人, 淮安1人, 临清1人, 吴桥1人, 北京3人, 共48人。临近运河的城市, 计绍兴3人, 海宁2人, 兰溪1人, 南京7人, 上海5人, 太仓5人, 南通2人, 泰州4人, 共29人。明代运河沿岸及附近城市蓄养家班者达到77人, 不属于运河以及周边城市的只有19人 (包括无记载者3人) ；属于运河沿岸城市的, 计杭州3人, 嘉兴1人, 苏州4人, 无锡3人, 常熟2人, 常州4人, 镇江2人, 扬州15人, 淮安3人, 德州1人, 沧州1人, 北京4人, 共43人。临近运河的城市, 计海宁2人, 泰州5人, 南通4人, 太仓2人, 共13人。清代运河沿岸及附近城市蓄养家班者达到56人, 不属于运河以及周边城市的只有21人 (包括无记载者5人) 。从统计可见, 明清时家班主要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及其附近城市与市镇中。

商帮的活动是维系族群流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形成了戏曲传播的“商路”。沿运河城市很多会馆都建有戏台。明清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市镇, 是当时各地商人的集中之地，除本地商人外，徽商尤其引人注目，当时整个江南地区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扬州, 更是徽商簇聚之地。据《新修江都县志》载：“扬州……而以徽人之来为最早，考其时地当在明中叶。扬州之盛, 实徽商开之。”

乾嘉时期扬州昆曲的兴盛，主要得益于盐商的支持。当时，在扬州职业昆班阵容整齐强大, 演出剧目丰富, 表演水平精湛，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扬州戏曲活动也就此达到全盛，其整体水平已与昆曲发源地的苏州不相上下, 人们谈到清代昆曲，往往都是苏、扬并称。更有学者说，如果谈明代昆曲不谈苏州，谈清代昆曲不谈扬州，很多问题都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戏曲本来也有“兵路”一说，即兵将的迁移也往往会带来昆曲的传播。如所谓的“军傩”，就是伴随着部队的迁移而游走、传布的。当时，部队的调动很多也是借助运河运输，如北方的京津一带，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下面这一条例证是明末清初刘泽清的故事，根据信息判断，查继佐的家班演员，很可能是刘在淮阴时期夺得的，其北上也应该是沿着运河无疑。查揆《筼谷诗集》卷十一《皱云石》有两句“纷纷四镇虫沙屯，蝶粉去矣空琴尊”，原注云：“先生盛声伎，其翘楚曰‘蝶粉’，为东平侯刘泽清所夺。”刘泽清，明末将领。崇祯十七年（1644）弘光政权成立，他开府淮阴，拥兵自重。次年旧历四月，清军渡淮南下，他率部投降，官封“一品世职”，移居北京，于顺治五年（1648）谋反伏诛。顺治九年（1652）查继佐到北京，杨犹龙等友人还曾设法让流落京中的蝶粉与继佐破镜重圆，因故未果。

运河戏曲传播还有“民路”一途：下面是民间日常交际视角下的运河与戏曲考察。这里记载的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苏州文坛领袖王百谷七十大寿，他的知己马湘兰带着演员，乘船到苏州为王祝寿：

《马姬传》：先是，姬与余有吴门烟月之期，几三十载未偿。去岁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买楼船，载婵娟，十十五五，客余飞絮园，置酒为寿，绝缨投辖，履舄缤纷满四座。……未几复游西湖，梅雨淹旬，暑气郁勃，柔肌腻骨，不胜侵灼，遂决西归之策，约明年枫落吴江，再过君家。……余方小极，扶病登舟送之，射渎分袂之顷，姬握手悲号，左右皆泣。

这次从南京到苏州，如果乘船，其路径只能是先沿江从南京到扬州，然后再沿运河南下，舍此并无他途。而且，马湘兰这次不仅到了苏州，还乘船沿运河到杭州，与杭州包涵所家班合作演戏。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六一《快雪堂日记》“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六月初六”载：“杨苏门与余共十三辈，请马湘兰君，治酒于包涵所宅。马氏三姊妹从涵所家优作戏。”

清初另外一个著名家班，也经常沿着运河游走演戏。金埴《不下带编》卷六：

康熙初间，海宁查孝廉伊璜继佐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娇童十辈，容并如姝，咸以“些”名，有“十些班”之目。小生曰风些，小旦曰月些，二乐色尤蕴妙绝伦，伊璜酷怜爱之，数以花舲载往大江南北诸胜区，与贵达名流，歌宴赋诗以为娱，诸家文集多纪咏其事。

《品花宝鉴》第二回《魏聘才途中夸遇美，王桂保席上乱飞花》里面，讲述了清代北方书寓当中几个“相公”的故事：

……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我从家乡起身时，先搭了个客货船，到了扬州，在一个店里，遇见了这位李世兄，说起来也是到这里来的，就结了伴同走。本来要起旱，因车价过贵，想起个便船从水路来，遂遇见了这两个戏子船在扬州。那个教师姓叶叫茂林，是苏州人。从前在过秦淮河卞家河房里，教过曲子，我认得他。承他好意，就叫我们搭他的船进京。在运河里粮船拥挤，就走了四个多月。见他们天天的学戏，倒也听会了许多。

自公元前486年到咸丰五年（1855），漕运被海运替代退出历史舞台，大运河航运在中国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有一些地段的运河，依然发挥着其重要的航运功能。作为重要的“食货”物流渠道，它的恒常性、持续性与规模化，带来了族群尤其是商帮以及相关人群的规模化、定向性游走，并借助宦游、游学、游幕、流民、战争等因素的推助，从而形成了流遍南北的戏曲的水流。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运河两岸形成的“沿运河经济长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长长的街巷，一喧闹就是上千年。而在戏曲传播、流布的意义上，这条长长的街巷，又何尝不正像一条弦歌流响的“戏街”，咿咿呀呀，一唱就是几百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由《京杭大运河与戏曲文化研究》一书所开辟的这一具有深远意味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话题，可以启发、激励更多的后来者众擎共举，再造运河文化研究之辉煌。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