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大地的动脉，河流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人民，成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摇篮，让人民产生“大河依恋”“大地依恋”和精神家园的归属感，形成了母亲河的基本内涵。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有“母亲河”这一概念，而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哺育着中华民族，承载着中华

作为大地的动脉，河流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世世代代的人民，成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摇篮，让人民产生“大河依恋”“大地依恋”和精神家园的归属感，形成了母亲河的基本内涵。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有“母亲河”这一概念，而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哺育着中华民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源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

大众心理结构

族群的“大地依恋”与人类的“母亲依恋”汇集于长江，转化为一种“大河依恋”，即“长江依恋”，这就是长江母亲河的文化原型。中国人的“长江依恋”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在长江流域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改造自身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催发下，长江由自然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典型性象征。荣格将这一根植于族群意识深处的潜在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称为“集体无意识”，它通过文化遗传机制成为扎根于每一个成员心中的心理定势，维护着人类知觉、领悟、情感、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致性。千百年来，长江母亲河的文化原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知觉、想象和情感，使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壮阔舞台上的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感觉、想象、情感以及行为模式的一致性。

冯天瑜先生将各国文化进程中基于“文化原型”逻辑产生的“返祖开新”现象归纳为“文化重演律”，认为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重演”。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会不断回溯其元典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和发展这些精神，从而实现文化的创新与进步。长江母亲河的文化原型正是长江文化元典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返祖开新”。

形塑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文化原型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模型，是族群亿万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在形式上能够为族群成员共通共享。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母亲河”已经成为很多民族和国家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的来源，母亲河的文化原型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精神世界的建构方式。

作为自然地理空间和自然景观的长江，借助文学的方式，利用语言及文学叙事等表意实践转化为文化原型，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领土版图、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古代诗人从不吝惜对长江的赞叹，例如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等等。无数经典诗句孕育了后人关于长江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丰富想象，建构了对生活空间的审美亲缘性连接。长江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景观空间，更是带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投射的特定场景和神圣地点。

长江借助艺术的途径转变为文化原型，支撑了族群关于领土版图最初的认同。清人朱仕琇说：“所涉黄河、长江，湠漫汹涌，骇耳荡心，足以震发诗之意气。”宋元明时期，中国山水画中开始出现大量以千里江山、万里长江为题材的巨幅长卷，从北宋范宽《长江万里图》、郭熙《长江万里图》、王诜《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到南宋李唐《长江雨霁图》、夏珪《长江万里图》、赵黻《江山万里图》，明代吴伟、戴进《长江万里图》等，都采用全景俯瞰的宏大视角，将壮丽的山河、丰富的景物尽收眼底，构建了以长江地域为基底、以共同生活场景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极大地强化了领土版图认同和民族认同感。这些长江画卷转化为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扩大了其在公共传播领域的影响，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民族意象和国家象征。

长江借助信仰空间转变为文化原型，演化为内在的政治伦理秩序。长江的广阔空间是天下秩序观的空间载体，是一种形而上的国家政治空间。为感恩山川对万民的生养之德，历代朝廷皆举行山川祭祀仪典，“五岳四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符号化的伦理实践空间。长江作为四渎之一，自然也在国家祭祀之列。秦代曾立江渎庙于成都，进行祭祀。西汉后期，一度把江神祠迁往下游江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朝廷诏令每年皆派使者持节祭祀“五岳四渎”，其中长江“一岁四祠”。天宝六年（747），唐玄宗祭江渎之神，祭文曰：“惟神包总大川，朝宗於海，功昭润化，德表灵长。”清康熙自制祭江渎庙祭文：“神岷山导源，南国作纪，百川并纳，九派同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长江从自然地理空间上升为政治伦理原则，演化为纲纪天下的尺度。

作为母亲河之一，长江蕴含着与天下秩序相一致的疆域观念。唐代僧一行（本名张遂）的“山河两戒”论以黄河为“北纪”、长江为“南纪”，从地理上明确区分“华夷”天下格局。正是这种地理区隔使得一直模糊的“华夷之辨”落实到地理观念上，王朝国家的领土版图观念亦由此形成。

历代王朝国君祭祀长江，加之民众对长江水神和龙王等膜拜、祈愿，丰富的信仰空间感知与长江的神圣性相互协同，使自然地理空间形态演化为王朝国家的政治伦理秩序空间，空间性叙事转化为时间性叙事，大大简化了纷繁的天下格局，有利于普通民众对国家的理解，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建构中国人的家园归属感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超级生活空间，族群多维的历史叙事建构出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共有的心理图景，映射着人们与生活空间的复杂纽带和对家园的浓烈情感。经过族群的文化加工，长江从一个具象的地理空间、场景呈现和活动场域转化为一种人文地理的家园意象和故乡情感的文化符号。

一万多年前，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明支撑华夏民族建立起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农业社会结构，养育了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长江流域的先民创制了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文化成就，如物质文化领域的稻作、丝绸、茶叶、瓷器、青铜、漆器、干栏式建筑、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这不仅惠及中华民族，更惠及全人类，中华农耕文明成果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水平，这是中华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底气。

与黄河文化尊礼重法、庄重严谨、朴实厚重的风格不同，长江文化深受先秦楚文化和汉晋文化思潮的影响，偏向玄理哲思，强调心性，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江南的湖光山色、古典园林、水乡古镇、寺庙禅院、亭台楼阁、名胜古迹、丝竹清韵、工艺器物、茗茶佳肴、民俗仪式等文化符号中孕育出一种诗性生活方式和审美情怀，以及融儒、道、佛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从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诗性世界，让中华民族创造性地利用诗性文化而非宗教路径，获得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诗意的文化想象。

长江母亲河原型所建构起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提供了一种文化聚合力。长江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万里长江”的母题承担着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功能，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元末明初，丁鹤年在经历国破家亡之后将返武昌之际，作《将归武昌题长江万里图二首》诗：

一

长江千万里，何处是侬乡。忽见晴川树，依稀认汉阳。

二

长啸还江国，迟回别海乡。春潮如有意，相送过浔阳。

遭遇元末乱世，寓居漂泊，丁鹤年在诗中发出“长江千万里，何处是侬乡”的感叹，但长江边的武昌已经成为他精神上的避风港。

在长江母亲河原型所建构的意义场域中，人们通过亲身经历参与文化符号的创造，将个体身份嵌入集体身份之中，形成精神家园的归属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的主要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长江母亲河的文化原型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中华民族既在物质上掌握环境，又在精神上掌握自身的思想武器，其意义就蕴藏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