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警方突然来了一次大动作。据多家印媒报道,当地执法机关近期拘留了至少1000名“非法穆斯林渗透者”,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个数字在全球移民打击新闻中其实并不算特别大,但放在印度当前的宗教政治背景下,却引发了一波不小的波澜。
最近,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警方突然来了一次大动作。据多家印媒报道,当地执法机关近期拘留了至少1000名“非法穆斯林渗透者”,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个数字在全球移民打击新闻中其实并不算特别大,但放在印度当前的宗教政治背景下,却引发了一波不小的波澜。
一方面,这显示了莫迪政府一贯强硬的穆斯林政策正逐步向地方延伸;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更大层面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穆斯林移民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正在成为各国焦虑的共同背景。
古吉拉特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印度宗教问题的一个缩影。
这里不仅是莫迪的政治发迹地,也是200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古吉拉特骚乱”发生地。当年,莫迪作为首席部长(邦首长),在骚乱中被指默许甚至纵容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大规模暴力——上千人丧生,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虽然莫迪后来在司法层面“全身而退”,但那场事件一直是他政治履历中的“隐性标签”。
2·27古吉拉特邦暴乱事件
而这次拘留行动发生的背景也非常典型:印度正在准备2026年前后新一轮的全国人口普查和身份校验,非法移民、“渗透者”成了重点整治对象。古吉拉特警方表示,被捕者中大多数人持有伪造身份文件、假冒印度公民身份,还有部分涉嫌参与跨境贩运、间谍、非法传教等行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拘捕行动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场“早已锁定名单、分批收网”的精确打击。印度媒体在报道中透露,警方使用了包括面部识别、电话通信定位和社区举报在内的“立体式排查模式”。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是某个小派出所扫街时捞上来的“漏网之鱼”,而是整个邦级政府、情报机构、警察部门联合执行的一场“现代化肃清”。
印度是一个穆斯林人口接近2亿的国家,占总人口的约14%,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照理说,这么庞大一个群体,应该是“不得罪”的政治敏感群体,但莫迪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近年来一再对穆斯林采取强势政策。
古吉拉特邦位置
原因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
莫迪所代表的印度人民党(BJP),从建党之初就主张建立“印度教徒优先”的民族国家。近年来,他们已经把这个理念通过制度性改革逐步落实:废除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建造罗摩神庙、禁止牛肉买卖等等,都是试图构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印度教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穆斯林天然成了“异教徒”甚至“外国人”的象征,是“非我族类”的集体代表。
第二,是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穆斯林恐惧”。
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对立,而巴基斯坦又是以伊斯兰为国教的国家。历史上克什米尔、孟买爆炸案、边境渗透、社交平台“极端化传播”事件,基本都与“穆斯林恐怖组织”挂钩。
所以印度安全部门在内心其实形成了某种“结构性认知”:穆斯林移民或边境渗透者,大概率是潜在的安全威胁,哪怕不是炸弹客,起码也是被宗教狂热煽动的“灰色因子”。
第三,是印度基层社会的“牛肉+女儿焦虑”。
在印度很多农村地区,穆斯林被认为是“吃牛肉、抢女儿、人口爆炸”的三大威胁。一些极右翼组织如“保护牛协会”(Gau Rakshak)甚至形成了半地下暴力机制,逮住穆斯林青年私宰黄牛或与印度教女孩谈恋爱就动手。
这种民间仇恨氛围,构成了莫迪政府“硬下心来搞整治”的社会支持基础。
印度与印度教
印度这些年围绕穆斯林的政策,堪称“从宪法到锅台”的全覆盖。简单梳理一下,能看到一整套体系性的操作:
法律层面:2019年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允许邻国的印度教、锡克教、佛教等宗教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唯独排除穆斯林。推动“全国人口登记”(NRC),要求所有人证明自己或祖辈是合法印度公民,否则被视为“非法外来者”。行政层面:在克什米尔废除第370条,剥夺该地区的自治权,设立军管与信息封锁,拆除清真寺,打压伊斯兰教育。
教育与文化层面:改编历史教科书,弱化穆斯林对印度历史的贡献,强化“印度教文明”的延续性叙事。在城市规划中通过更改地名、拆除穆斯林地标建筑来“去穆斯林化”。
民间运动扶持:默许甚至鼓励右翼组织对穆斯林商铺、社区、学校实施“软排斥”。制造社会分层,通过宗教节日、婚姻法、牛肉禁令等制造日常性摩擦。年份政策措施简介2014莫迪上台BJP全面执政,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2017多邦禁止屠牛牛肉禁令影响穆斯林生计2019CAA修正案允许印度教移民入籍,排除穆斯林2019废除克什米尔370条剥夺穆斯林自治区自治权2022清真寺地标改建潮地名、地标“去穆斯林化”
图解:印度反穆斯林政策年表
简单讲,印度已经形成了一种“去伊斯兰化”的国家逻辑。这不单单是行政层面的“驱逐”,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身份重构”。
有意思的是,印度的这套“强人治穆”政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引起太多国际谴责,反而在一些国家内部形成了某种“可以参考的范例”。
在欧洲,面对近年叙利亚、阿富汗移民潮,法国、丹麦、奥地利都陷入了“穆斯林融不进来”的集体焦虑,巴黎郊区成了“法外之地”的话题频频登上舆论热搜。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警告:“我们不能让伊斯兰形成平行社会。”
在东南亚,缅甸和泰国南部长期存在穆斯林少数族群独立倾向,缅甸军方2017年对罗兴亚人实施的大规模清洗虽然受到批评,但在一些“佛教国家”内部反而赢得不少保守派支持。
当然,不能只看表面风光。
印度这种强势打压策略虽然在短期内确实起到震慑作用,但长期来看,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风险:
穆斯林反弹风险上升。在持续的边缘化下,穆斯林青年极易成为激进宗教组织的“招募对象”。对立情绪加剧,可能反向加重安全问题。
国际舆论风向易变。
当前因美印关系靠拢,西方对印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旦地缘格局变动(比如印俄、美中关系破裂),印度的“人权旧账”就很可能被拿出来翻
国内社会撕裂不可逆。
代际层面的宗教冲突,一旦形成互不信任和敌意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靠“经济增长”来弥合的。
说到底,印度如今的政策选择,说不上对错,只能说是极度现实主义的产物。它来自于庞大穆斯林人口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的长期张力,是一种“不得不硬”的政治生态回应。
印度穆斯林祈祷庆祝宰牲节
有趣的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在面对穆斯林问题时,常常陷入“说不出口、做不到位”的纠结,而印度则是“能说也敢做”,从治理逻辑上更接近冷战前的“强人时代”。
未来,这种模式是否能真正构建出“安全的多宗教社会”,或者只是压制下的火山口,还要看印度在经济、社会和区域安全上的长期博弈结果。
但至少在当前这个“碎片化、身份政治横行”的世界里,印度的这套打法,已经成为各国移民政策桌上的一个硬选项。
作者:都护,自由撰稿人。
来源:我从西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