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天的后半截，风也懒得动弹。县城南边那条老街上的榕树叶子发黄，树下歪着两把竹椅，姑妈常坐在那儿纳鞋底。

夏天的后半截，风也懒得动弹。县城南边那条老街上的榕树叶子发黄，树下歪着两把竹椅，姑妈常坐在那儿纳鞋底。

我骑着电动车经过时，总会放慢速度。那条街我熟，从小学到初中，走了六年。如今回老家探亲，每次路过那儿，总忍不住看两眼姑妈家的老房子。两层水泥小楼，窗户上的铁栏杆已经锈迹斑斑，楼前的水泥地上有个大裂缝，长出几丛不知名的野草。

姑妈这两年人瘦了，脸颊凹陷，眼角的皱纹爬得老高。自从大表哥离家出走，她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前年夏天，我回老家的第二天，镇上就炸开了锅。

“阿伟欠了四十多万，跑了！” “听说是赌债，被人追着打断了一条腿。” “老陈家这回可要倾家荡产了。”

大表哥阿伟比我大五岁，从小在镇上是个风云人物。念书时成绩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听说在家电城做销售,起初挺顺利,结了婚还买了辆小车。

后来的事,我也只能从街坊邻居断断续续的闲话中拼凑。阿伟经不起朋友撺掇,跟着赌钱，输了不少。本想东山再起，结果越陷越深，四十多万砸进去就再也没了动静。

去年开春的时候，姑妈家的老房子卖了。那是姑丈留下的唯一家产，两层小楼，虽然有些年头，但地段不错，卖了四十二万。

姑妈搬到了镇郊的一间平房里。那房子湿气重，每逢阴雨天墙角就泛黄。老人膝盖不好，湿冷的天尤其疼痛。但姑妈从没抱怨过一句。

“阿伟欠的债，总得有人还。”姑妈常这么说，声音平静得如同在讲别人家的事。

姑父去世早，阿伟是姑妈一手拉扯大的。小时候姑妈在镇上的糕点厂做工，冬天手指冻得裂口，血和面粉混在一起。厂里发的手套她从不戴，说会弄脏面粉。那时候我常去她家玩，每次都能吃到新鲜出炉的小饼干。

“给阿伟留着的更好吃，”姑妈笑着把饼干分给我们几个小孩，“他从小就爱吃甜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姑妈的笑容很纯粹，像是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原石。

阿伟出事后，糕点厂早已倒闭的姑妈又重新开始做糕点。县城北边新修了一条商业街，年轻人多，姑妈租了个小摊位卖自家做的小饼干和绿豆糕。早上四点起床和面，晚上九点收摊，日复一日。

我帮姑妈搬家那天，在她的床头柜里看到一个旧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沓医院的收据。姑妈的膝关节炎已经到了需要手术的程度，前年医生就建议她做手术，可是一直拖着。

“房子卖了钱不是还够？”我问。

姑妈摇摇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阿伟的债务必须先还清，不能让他在外面抬不起头。”

这种执拗我无法理解，但也无法改变。只能每个月尽可能多跑几次，给姑妈送些吃的用的。

去年深秋的一个夜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小齐吗？”电话那头的声音熟悉又陌生。

“阿伟表哥？”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我…我回来了。”他的声音充满疲惫，“能不能请你先别告诉我妈妈？”

我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去了县城火车站。站前广场上，阿伟孤零零地站着，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有些旧，手里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他比记忆中瘦了很多，脸上有一道不明显的疤痕，眉心间总是紧锁着什么。

“你去哪了？”我问。

“云南。”他简短地回答，“在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后来去了一家民宿当杂工。”

我们沉默地走在街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

“姑妈把房子卖了，还了你的债。”最终我打破了沉默。

阿伟的脚步猛地停下，转过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我知道。”

雨突然下了起来，秋雨细密如针，飘在脸上冰冰凉。我把他带到了一家小面馆。老板娘认出了阿伟，眼睛睁得老大，嘴巴张了又合，终究没说什么，只是端来了两碗热腾腾的面。

“我妈还好吗？”阿伟低头搅动着碗里的面条，声音很小。

“膝盖不太好，医生建议手术，但她说没钱。”

阿伟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手微微颤抖。

“我…我赚了点钱。”他放下筷子，从外套内侧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五十二万。”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五十二万。”他重复道，“我想还给我妈，还有欠债的利息。”

面馆的收音机里播放着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老板娘在柜台后打着哈欠，外面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中年人载着满车蔬菜经过，车轮碾过水洼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一年时间，你怎么可能…”我没继续说下去。

阿伟苦笑了一下：“工地上认识了一个老板，他的民宿缺人手。我从打杂做起，后来发现那里的土特产可以运到沿海城市卖，就开始帮老板跑业务。”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去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一片野生的黑虫草，市场价很高。”阿伟的眼睛亮了起来，“老板很欣赏我，分了我一部分股份。”

阿伟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表哥。但他的眼里多了一些沧桑，手上的老茧昭示着这一年的艰辛。

“我不敢直接回家。”他的声音又低了下去，“我怕…”

“怕姑妈不原谅你？”

阿伟点点头，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先去看看姑妈吧。”

我们开车到了镇郊那间小平房前。姑妈正在院子里摆弄着几盆花，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姑妈愣在那里，手中的花盆摔在地上，砰的一声，泥土四溅。她的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妈…”阿伟的声音哽咽。

姑妈慢慢地走上前，抬起手，我以为她要打阿伟一巴掌，可是她只是轻轻抚摸了一下儿子消瘦的脸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姑妈重复着这句话，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阿伟跪在地上，头埋在姑妈的怀里，肩膀不住地颤抖。

我悄悄退了出去，站在院子外的榆树下点了根烟。远处的田野里，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笑声远远地传来。

晚上，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小平房的饭桌前。姑妈做了一桌子菜，都是阿伟爱吃的。鸡汤有点咸，炒青菜糊了一角，但阿伟吃得很香，一个劲地说好吃。

“妈，这是我赚的钱。”饭后，阿伟把那个信封放在桌上，“五十二万，四十万是还您卖房子的钱，剩下的是利息。”

姑妈看着信封，眼神复杂。她伸出手，却没有去拿钱，而是握住了儿子的手。

“傻孩子，你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利息。”

阿伟摇摇头，坚持道：“这钱您必须收下。房子是爸爸留给您的，我不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哽咽了。

姑妈叹了口气，轻声说：“好，妈收下。”

她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收了起来，就像对待什么珍贵的宝物。

“您的膝盖，”阿伟突然说，“小齐说您需要做手术？”

姑妈不在意地摆摆手：“老毛病了，不碍事。”

阿伟固执地摇头：“明天我们就去医院检查，该手术就手术。”

院子里的老榆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门前的泥土路上，一只野猫悄悄走过，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

后来的事情也就水到渠成。姑妈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恢复得不错。阿伟在县城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把姑妈接了过去。他联系了以前的老同学，在县城开了一家土特产店，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上个月我又回老家，特意去了阿伟的店里。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阿伟正在给一位顾客介绍云南的野生菌，说起来头头是道，眼里有光。

店里的角落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放着一首我不认识的云南民歌。姑妈坐在收银台后面，正在织毛衣，看起来比去年红润了许多。

“生意怎么样？”我问。

“还行，”阿伟笑了笑，“比不上大城市，但够用了。”

他带我去店后面的小院子，指着角落里的几棵小树苗：“从云南带回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活。”

树苗看起来有点蔫，但还顽强地长着新叶。

“前两天一个客人来买东西，”阿伟突然说，“说了句’阿伟现在真是长大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色。阿伟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轮廓分明，他望着那几棵树苗，若有所思。

“有时候我在想，”他轻声说，“如果不是那次犯错，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长大。”

我没接话，只是点了根烟，递给他一支。

“我从来不是姑妈的骄傲，”我吐出一口烟圈，“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阿伟笑了：“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晚上，我们在阿伟家里吃饭。姑妈做了一桌子菜，其中有一道是云南的菌菇汤，据说是阿伟在民宿学会的。汤色浓郁，香气四溢。

饭桌上，姑妈突然拿出一个盒子，递给阿伟：“这是买房子的首付。”

阿伟愣住了：“妈，您…”

“我这把年纪了，不需要那么多钱。”姑妈温和地说，“你该有自己的家了。”

阿伟接过盒子，手微微发抖。盒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给阿伟”三个字，字迹有些颤抖但很工整。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姑妈总会在点心盒上贴上”给阿伟”的纸条。

那晚回去的路上，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皎洁的月光洒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想起了阿伟离家出走那年，也是这样的月色。

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来愈合，有些教训需要付出代价才能领悟，而有些爱，就算历经风雨也不会改变。

如今姑妈家的院子里，那几棵从云南带回来的树苗已经扎下了根，长出了新的枝条。阿伟说，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开花。

我想，对于姑妈来说，最好的”利息”，不是那五十二万，而是阿伟真正长大成熟的心。

而对于阿伟来说，最珍贵的财富，也不是生意上的成功，而是在迷失后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回来。

就像那几棵不知名的小树，经历了漫长的旅途，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无论去过多远的地方，家永远是最能让人安心的港湾。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生吧。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平凡踏实地活着，犯了错能够勇敢面对，受了伤能够慢慢愈合，爱过的人永远记在心里。

月亮升得更高了，照亮了回家的路。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