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琇琮：从医生到中共台北市书记，32岁生日当天，他如何慨然赴死

摘要：作为台湾土生土长的郭琇琮，1918年11月28日出生在台北，本来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但是为了反抗日本“皇民化”运动，他成为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青年领袖，并因此被日本殖民当局投入牢狱。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他辗转台

作为台湾土生土长的郭琇琮，1918年11月28日出生在台北，本来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但是为了反抗日本“皇民化”运动，他成为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青年领袖，并因此被日本殖民当局投入牢狱。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他辗转台湾各地，努力发展党组织，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后，为避免国民党的抓捕，他东躲西藏。在1950年5月被捕，11月28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1918年11月28日，郭琇琮出生在台北士林一个富裕的士绅家庭。父亲郭坤木，曾担任彰化银行板桥分行行长。1926年至1936年，郭琇琮在主要招收日本人子弟的贵族学校桦山小学(今台北福星小学)和台北一中（今台北建国中学）就读，从启蒙开始接受了10年的“皇民化”教育。

1938年，郭琇琮考入台北高等学校，194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1942年又转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六届就读。除了学业优秀，郭琇琮还在骑马、游泳、田径、音乐等方面展现出极高天赋和才华。

郭琇琮没有成为被“驯服”的“皇民”，而是走上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道路。郭琇琮的祖母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意识。在祖母的谆谆教诲下，郭琇琮时刻铭记自己是中国人，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就读期间，郭琇琮主动向从祖国大陆北平来台北执教的徐征教授求教，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国语（普通话），他还跟着徐征研读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他的中国人意识进一步增强。同时，郭琇琮还经常到台北港町的广东赴台就读学生宿舍兴亚寮，与他们交流研讨，了解祖国大陆情况。

为了加深对祖国大陆社会的了解和认识，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郭琇琮利用暑假专程到上海、厦门和广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道路。

1941年6月，日本“总督府”在台湾各地推动成立“皇民奉公会”机构，台湾同胞反“皇民化”运动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郭琇琮决定加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同学何斌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士林协志会，团结有志台胞青年，推动地方乡土文化启蒙活动，抵制“皇民化”。

他和何斌等较具抗日思想倾向的学生骨干，在手书“孙中山遗嘱”上按指印，成为结拜兄弟，并组织读书会，一起研读《孙文学说》。为便于公开开展中华文化宣传活动，他们巧妙地将具有反日性质的士林协志会包装成文化团体并以此名义申报获得批准，何斌担任首届会长。

从1941年8月23日起，士林协志会在士林学校校园连续举办了三天士林文化展，利用乡土展推介台湾乡土文化，直接用中华传统文化对抗日本殖民当局推动的“皇民化”。

为扩大影响，郭琇琮与何斌等学生骨干继续利用士林协志会阵地，尽力汇聚台北士林地区青年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中华文化宣传活动。他们组织了有男女混声部的合唱团，邀请士林长老教会陈泗治指导，练唱世界名歌，还到广播电台和台北公会堂举办演唱会，以此团结台湾进步青年，反抗日本“皇民化”。

同时，郭琇琮还经常用国语演唱《满江红》和《苏武牧羊》，宣传中华传统文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郭琇琮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同学蔡忠恕秘密筹组反日团体，准备配合在岛内发动武装起义。随着日军节节失败，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不仅加大物资掠夺，加紧征兵，而且还更加疯狂地进行文化奴役和武力镇压。

1944年1月，台湾“总督府”公布“鼓励台湾人改用日本人姓名办法”。从4月15日起，日本宪兵在打入反日学生组织内部密探的配合下，以“研读汉文、习北京话和抗日”等罪名，在台北展开逮捕行动，早就被监视的徐征和郭琇琮、蔡忠恕等先后被捕。

日本宪兵对被捕学生进行了残酷拷打，郭琇琮的肋骨被打断。日本宪兵盘问：“像你这样殷实生活家庭，又是帝国大学高材生，何以抗日？”郭琇琮坚定地回答：“身为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尽管个人的生活比别的台湾人安定富裕，但这种个人与日本人的‘平等’，不过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耻辱罢了。”

最后，郭琇琮等被以“大学内抗日民族运动首领”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1945年5月31日，盟军空袭驻台日军，炸弹落在台北监狱，郭琇琮不顾一切把蔡忠恕从牢房拖救出来。

然而，此时蔡忠恕病情已经非常严重，郭琇琮无法挽救这位老同学的生命。6月初，蔡忠恕最终未能等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牺牲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同胞奔走欢庆。郭琇琮出狱后，切掉被打断而化脓的肋骨，康复后通过补考，9月取得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证书，成为第七届毕业生，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外科室担任临床医生。

此时的郭琇琮已成为台湾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领袖。1945年10月，战后台湾第一个自发性学生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在台北市公会堂成立，主办了以“脱离日治、迎接祖国”为主题的宣传演讲活动。士林协志会也空前活跃，举办国语学习班，帮助台湾青年了解祖国大陆。郭琇琮还组织学生学唱爱国歌曲，他教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台湾光复之初，随处可见残垣断壁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性疫情也在各地出现。郭琇琮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詹涌泉等同学，主动放弃当临床医生，转到台北市民政处卫生局防疫科当技士，从事台湾社会迫切需要的防疫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在台湾全省巡回防疫成效甚佳，有效阻遏了疫情传播。然而，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给台湾民众带来巨大困难，社会民怨不断累积，逐渐汇集起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对贪官污吏的无比痛恨，最终在1947年2月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3、走向新道路

1947年2月28日，郭琇琮召集新店乌来少数民族同胞和社子一带蕉农、淡水河域渔民、士林一带学生，一起加入抗争队伍，壮大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势。

3月4日，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派地下党员李中志与郭琇琮、陈炳基、叶纪东等青年骨干，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台湾大学校本部、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延平学院以及台湾师范学院等校学生，共同举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暴动。

他们将暴动时间定在3月5日凌晨二时，三支队伍同时进行集结。第一大队由陈炳基率队，在台北建国中学集结；第二大队由郭琇琮指挥，在台湾师范学院集结；第三大队由李中志指挥，在台湾大学集结。李中志担任总指挥，郭琇琮担任副总指挥，在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家中设立总指挥部。

入夜，台湾师范学院操场陆续聚集了四五百名学生。由于天下大雨，预定由万华方向前来会合的乌来少数民族同胞没有到来，郭琇琮一直等到凌晨三时。由于天气变化，暴动指挥部联络员叶纪东冒着大雨来找郭琇琮，要他取消暴动计划。但郭琇琮仍坚持到黎明，确定没有起义可能时才解散队伍。

1947年3月9日，国民党宪兵到处搜捕学生，台北随处都能听到枪声。郭琇琮逃到三重埔躲了一个多月后，接到父亲郭坤木病危的消息，他改成工人装扮，冒险潜回台北士林老家。5月6日，父亲病逝。按照民间习俗，郭琇琮和相恋一年多的林雪娇需在百日内成婚。

红喜也许可以冲淡生活中的白色丧感，却无法挥去暴动失败萦绕在心头的愁云，郭琇琮的情绪十分低落。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一直关注着郭琇琮。一天下午，因患麻风病住在台北新庄南郊乐生疗养院的廖瑞发，特意提了一盒蛋糕到士林看望郭琇琮。蛋糕盒里装的其实不是蛋糕，而是一大沓钞票。廖瑞发想借此进一步考察郭琇琮是不是贪图小利之人。

郭琇琮看到廖瑞发留下的盒子后，连夜骑着脚踏车按照字条上的地址把蛋糕退了回去，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返回家中。郭琇琮激动地告诉林雪娇，他遇到了一个好朋友，感到找到了新的生活归宿，脚下的路看得更清晰了。由此，他心中的苦闷阴影一挥而去。

4、英勇就义

1947年6月，经廖瑞发介绍，郭琇琮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0月，中共台北市工委正式成立，廖瑞发担任书记，郭琇琮、吴克泰、孙古平担任工委委员。

在吴克泰家中召开的台北市工委会议上，明确了组织分工，大家讨论了发展党员问题，研究了党的外围青年团体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爱国青年联合会工作问题，并对暴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经会议研究决定，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改为台北市工委所属支部，由郭琇琮直接领导。至1949年冬，在郭琇琮的参与领导下，台北市工委在台北各地建立了11个支部、1个党小组，发展党员50多人。

1948年5月，根据中共台湾省工委安排，郭琇琮前往香港。

6月，郭琇琮参加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开的台湾工作会议，台湾参会人员包括蔡孝乾、张志忠、孙古平等11人。6月底返台后，郭琇琮担任中共台北市工委代理书记、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党支部（支部书记许强）并指导所属各支部开展工作。

香港会议后，郭琇琮在台北策划演出了歌仔戏《白蛇传》。

1949年3月，在地下党组织的主导下，设有音乐、戏剧、舞蹈美术、文艺和总务等六个部门的台湾乡土艺术团，在台北市长游弥坚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地下党员徐琼二（本名徐渊琛）担任艺术团团长。7月，艺术团获得台湾省教育厅颁发的歌剧《白蛇传》上演登记证。

7月22日晚上，首场演出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省监察委员陈庆华、省教育厅副厅长谢东闵、台北市市长游弥坚和岛内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一起观看了演出。在这出戏里，郭琇琮作为编剧，署名“周树文”，将旧戏荒唐无稽的迷信故事，改写成打破迷信、宣扬医学科学的戏剧故事：白素贞和小青不再是传统旧戏里的蛇精，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物；法海也不再是力能除妖的方丈，而是一个谋害好人、夺取药书的坏蛋。

通过这出歌仔戏的演出，郭琇琮希望能启蒙台湾民众的阶级意识，激发出他们的斗争意志。

1949年8月，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面临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10月，郭琇琮将台湾省地图和中共台北市工委工作报告交给地下党员林秋兴，准备由其带往香港，但林秋兴不久在基隆被捕。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随即根据线索，搜捕郭琇琮。为躲避搜捕，郭琇琮转移到宜兰罗东一带，建立了中共兰阳地区工委。

但由于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员吴思汉暴露，1949年底郭琇琮又转移到阿里山吴凤乡乐野村蕃社隐藏，继续坚持进行地下斗争。

1950年1月，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速捕了中共台北市工委所属和尚洲党支部委员张秀伯，并根据他的交代扩大侦查。4月，郭琇琮夫妇转移到嘉义，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安排下，以杂货商为掩护，潜入少数民族部落，继续开展斗争。

1950年5月2日深夜，郭琇琮夫妇被捕。5月13日，许强、胡宝珍、苏友鹏和胡鑫麟四位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医师被捕。8月15日，郭琇琮被移送到台北青岛东路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等待判决。9月7日，郭琇琮与许强、吴思汉等15人被判处死刑。9月21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郭琇琮等人的判决书上报国民党“国防部”审核。11月25日，国民党“国防部”核定对郭琇琮等人的死刑判决。

1950年11月28日，郭琇琮32岁生日。这天清晨4时30分，郭琇琮、许强、吴思汉等15人，被国民党特务一一点名，男监牢房里随即响起一连串的呐喊声，在监狱通道久久不息。林雪娇知道，那是郭琇踪和他的战友们赴死前的最后呐喊。她奋力爬到关了一半的窗口，朝着楼下嘶声叫唤着郭琇琮的名字。她看到，穿着白衬衫的郭琇踪，呼喊着口号，壮烈从容慷慨赴死。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中，不乏一批家境优越、土生土长的台湾精英，他们是旧时代的叛逆者，他们寻找人民解放的真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他们毅然走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为争取台湾人民的解放，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英勇奋斗，流血牺牲。

他们是劳苦大众的贴心人，是台湾的好儿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郭琇琮作为其中的一员，为党的事业、为台湾人民的解放无怨无悔地拼搏斗争，不惜牺牲宝贵生命。这种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信仰、为人民奋斗，激励一代又一代台湾爱国同胞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