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生产的抗日功臣李承干

摘要：李承干（1888-1959），字直卿，湖南省长沙市人。17岁进湖南省立实业学堂读书，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立志要使国家富强，不受列强欺侮。1906年被军机大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人同期，并时有往来，深受影响。1911年，闻国内爆发辛亥

李承干（1888-1959），字直卿，湖南省长沙市人。17岁进湖南省立实业学堂读书，受到革命思潮的熏陶，立志要使国家富强，不受列强欺侮。1906年被军机大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人同期，并时有往来，深受影响。1911年，闻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李承干毅然辍学，回国赴武昌黄兴军中。他认识到，“我国非推翻专制政体不足以致治，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逐于次年，怀实业救国之志，复东渡日本继续攻读工科。1917年底，学成归国。国内正处军阀混战时代，虽转徙湖南、福建多地，惜均无施展抱负之机会。

1927年北伐军光复南京后，李承干到金陵机器局任工务科长。在此期间，他除钻研枪械弹药之制造工艺外，尚用心探究“数十年来中国兵工之积弊”，冀有所成。1928年金陵机器局更名为金陵兵工厂，他被任命为工务处长；1931年升任厂长。在陈仪、俞大维先后任军政部兵工署长期间，李承干在陈、俞二署长的支持下，着手大力整顿厂纪，改革管理。他的治厂方策为：厘定法规以明职责，革除陋习以防中饱，慎选材料以合规格。改善工作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砥砺员工研究，扩大工余教育以培养其品格知识，改良员工生活以勉其精诚合作。此外，他还制定了《本厂办事一般条例》与《同人公约》等管理制度，颁发了“亲爱精诚、忠实职守、公正廉洁、勤俭求知”的十六字厂训。按照上述方策、制度与厂训，他经过数年努力，终使全厂面貌大为改观。

由于加强了管理，金陵兵工厂的产量大增，单价降低了1/3。李承干利用历年积余的款项，扩建厂房，增添机器设备，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1932至1937年间，先后建造了八二追击炮厂、防毒面具厂、工具厂，扩充了重机关枪厂、器材厂、翻砂厂。动力厂、铁厂、木厂，添置了许多新的机器设备和材料试验室，还建造了一批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办公大楼及医院、职工学校。全部建设工程，共用银洋200余万元。全厂面貌，焕然一新。在工厂扩建、改造工程中，李承干自己一尘不染，公私分明。他常告诚职工说：“对机器材料、人力、经费及一切设备，应知为国家财产、人民脂膏，务须珍惜爱护，妥慎节用。当以一钱作数钱用，一物作数物用，一人作数人事。到1936年，全厂已有职工2800人，设备1000余台，年产24式重机枪600余挺、迫击炮480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陵兵工厂奉命于11月开始西迁重庆。当李承干撤离南京时，曾转身面向工厂大门脱帽三鞠躬，深情地说：“再见啦！我们还要回来的！”李承干指挥全厂职工，将4300吨机械设备，分水陆两路，动用了火车、汽车、轮船、木船，经汉口再行西运。这两批运输大军，冒着敌机轰炸以及水路运输中触礁、沉船的危险，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历程。有些物品在转运途中沉到了江底，他们硬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一点点打捞上来，再换上木船、耕牛，继续艰难拖运前行。

在西迁途中，李承干不畏权势，以工厂西迁的大局为重。在轮船上人与物十分拥挤、工人坐宿无地的情况下，某位大官的家具竟占据了船舱大片的位置。他命人将该员的家具全部推入江中，说：“要告就叫他到兵工署告我去！”工人们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各船队于1938年一二月间先后到渝，3月1日即在重庆簸箕石部分开工生产，成为全国内迁各兵工厂中拆卸、运输和建厂、复工最快的兵工厂。迁渝后，金陵兵工厂改称兵工署第21兵工厂，仍由李承干任厂长；同时，他还兼任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校长。为了抢时间早日生产出抗战前方追切需要的武器弹药，李承干的口号是：“开工第一！出货第一！”他说：“我不赞成等山洞开好、机器进洞再开工的办法，我们的抗战不能等呀。我主张先要有重建的准备，敌人把我们炸了，我们再盖新的，只要我们的人不死，我们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随后，第21兵工厂又先后接收了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第20兵工厂和第40兵工厂的轻机枪厂和重庆武器修理所，新建了专门生产枪弹、炮弹的禁江分厂，专门生产82追击炮弹的安宁（云南）分厂，总、分厂工人人数共达1.4万人。全厂拥有机器设备3500台，主要产品达19种，82追击炮弹最高月产量达8万发、最高年产量达56万余发，成为战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为了提高生产能力、支援抗战，李承干还组织全体职工努力试制新产品、改造老产品。曾改造试制成功“中正”式步枪、82追击炮、反坦克炮等。他领导职工在完成生产任务之外，超额生产，捐献大炮和机关枪，供抗日前线杀敌之用。在他的带领下，第21兵工厂生产的机枪，在射速、射程上都有了很大提升。1943年，该厂对捷克式轻机枪又进行特殊的改进，可以进行立射、跪射、卧射，并可对低空飞行的飞机进行高射反击。他主持研制的宁造24式马克沁重机枪和82追击炮等武器，性能精良，享誉兵工界，曾获国民政府9次嘉奖。在抗战期间，第21兵工厂轻武器的产量占到全国的一半。

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了保证职工有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来完成繁重的军工生产任务，李承干采取了多种配套措施，关心职工的身体、生活和学习。他除了增拨经费办好食堂外，还发动职工搞副业生产，养猪、种菜、磨豆腐、酿酱油，以改善职工的生活，保证了本部9000多名职工和3万多名家属的生活供应，甚至连帮助大龄青年男女找对象的事情也放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他让厂里福利部门组织“婚姻期成会”，举办集体婚礼，给热心介绍对象者以奖励。他又在厂里组织“互济会”，每人每月交会费 100元（法币），互助互济，会员家中生养、生病和亡故，可得补助。他在厂内实行物资平售，职工按人口计算，以服务年资长短为标准，售给粮、油、炭、盐、毛巾、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保证了战时生活的最低需要，使大家安心生产。

1941年9月，他又设立技工学校，以培养技术工人，保证兵工生产对技术人才的持续需求。在战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挤出部分资金，逐年扩充体育设施，建造游泳池、溜冰场、运动场，添置各种球类。厂里每年开一次运动会，他带头参加，亲自到嘉陵江上游泳。李承干一生重事业，淡泊名利，刚正不阿，以身作则。在重庆时期，各工厂都奉命要成立国民党党部，规定全体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行免职。李承干宁愿不当厂长，也不愿加入国民党，曾三上辞呈，以表决心。后来，当局出台了一项变通规定，称“技术人员应笃信三民主义，不必一定入党”，这一僵局才得以解决。在遇有紧急任务时，他身先士卒，带头苦干。1941年夏天，有一船2000石大米运到，为抢在日机空袭和下雨前完成卸载，需大量人力。李承干振臂一呼，带头挑米上岸，厂里工友受其感动，纷纷前来抢运，肩挑背扛，连子弟学校的几童也来参加，很模便卸完了一船米。

为了事业，他终生未娶。初到重庆时，他已年过半百，热心人要为他做媒介绍对象，他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况且单身者颜多，何止我一人。就这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兵工事业上。他在兵工界工作20年，由厂长而至兵工暑副署长，始终一身布衣，两袖清风。到离职时，他的全部家当只是两只肥皂箱中的布衣和书籍。他始终重视一个人的精神与品行，曾说：“国家的强弱，视乎其国民之奋靡，而不在人数之多寡。苟国民精神振作，而能急公好义，为国忘私，则国家有不兴盛者；反之若国民生活腐败，精神萎靡，知识简陋，品性卑劣，好逸恶劳虽为数众多，亦未有不日趋于灭亡者。”他常以此语告诫本厂职工。循此思想，他十分重视对职工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认为，“凡技能、人品低下，而不努力者，可予淘汰。如有必要，则去数劣者，而添一优者，自为上策”。他的治厂理念还充分反映在1940年他请郭沫若所写《第二十一工厂厂歌》的歌词中。歌词写道：“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

日本投降仪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承干曾对兵工事业的发展有过美好的设想，但因国内局势的迅速变化，全面内战爆发，致使其愿景未能实现。他曾向兵工署建议，将第21厂与钢铁厂合作，“谋机器及工具制造之新建设，俾军事与民主事业相辅并进，而以武器制造为副，庶使有利民生，兼固国本。”他主张努力发展科学，尤其着重研究国防科学，将武器制造的学术研究，寄寓于各种工业之中。无事以民为主，有事变民为军。他的这些想法，虽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许，但日益恶化的局势，打碎了他的美好梦想。他在《敬告本厂同人》中无奈地说：“奈胜利已将一年，仍是荆榛遍地，满目疮痍。前途茫茫，识者忧之。”1947年3月，李承干正式辞去第21厂厂长职务。7月，以兵工署副署长身份，赴美国考察。在美国，他应南京永利厂总经理侯德榜之聘，于同月返国，就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铔厂厂长。

永利铔厂

1949年，李承干拒绝去台湾，并参加永利铔厂的护厂斗争，拒绝铔厂迁台。9月，他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国家计量局局长。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著《直公嘉言录》。1959年1月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