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中国王朝会反复崩溃？美国克服历史周期律了吗

摘要：历史周期律是一些学者对我国古代政权呈现出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的一种概括。长期以来，这一规律总结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实践存在重大缺陷的证据。同时，我国的学界又长期默认现代美西方的政权形式已经克服了这一缺陷，不适用这一规律。

历史周期律是一些学者对我国古代政权呈现出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的一种概括。长期以来，这一规律总结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实践存在重大缺陷的证据。同时，我国的学界又长期默认现代美西方的政权形式已经克服了这一缺陷，不适用这一规律。

中国古代历史周期规律表

但是，美国如今许多糟糕的表现跟我国历史上王朝末期的症状非常类似。这不禁让人怀疑，美国是否也陷入了某种历史周期律。

这种怀疑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历史周期律的成立实际上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这个国家要有历史。一个只有两百多年的国家还没给形成足够稳定的核心特征，很难确定它存不存在下一个周期。

例如，几年后，很有可能，我们只能说这片土地在某段历史时期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后来变成了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得克萨斯共和国等50个国家。这样昙花一现的国家，自然不存在什么周期，更谈不上历史周期律。

其次，在农业社会的技术条件下，一个政权治理能力的及格线有两条：一是能够组织抵御各种自然灾害，防止其在短时间内对基层社会造成重大破坏，突破了人类的生存底线；二是通过合理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体系，能够有效防止外部敌人和内部阴谋集团的破坏和颠覆。

当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逐渐变得成熟，迈过了农业时代的及格线，它还需要应对另一个挑战：在给定的科技水平下，一片土地存在天然的人口承载上限，也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而对于一个治理能力及格的国家，它的人口在一段时间后总是会逼近这个上限，整个系统就会表现为内部压力上升，濒临崩溃，最终反映为兴衰治乱、往复循环。

历史周期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我国农业时代的政权无法突破“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现象的一种总结。反过来说，对于那些还没有迈过治理及格线的国家，历史周期律也是不存在的：它们在应对“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前，就会因为各不相同的、独特的原因崩溃，不会产生往复循环的特点。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对于有了科技加持的现代社会，历史周期律这一概念还适用吗？如果仍然适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真的克服了历史周期律，还是会陷入新的陷阱？

1.两种社会

明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丈地亩，清浮粮”运动，想搞清楚大明王朝全境的田地数目，并制定各地上缴税银的标准。

万历时期的清丈田亩

这是大明王朝276年历史上唯二的一次全国性清丈土地，另一次发生在洪武年间，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主持进行。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但是，如此重要的土地数据，中央政府在绝大多数时候竟然是糊里糊涂、得过且过的状态，其他方面的经济数据就更加懈怠了。

这当然也跟当时比较落后的统计技术有关。万历年间的清丈工作就花费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同时，地方上的乡绅、官员对中央政府搞数据统计也比较抵触，数字搞清楚了就不方便他们隐匿田地，私相授受了。

不过，农业时代的王朝对经济数字如此不敏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概念。他们想象的甚至主动追求的，是一种高度静态的、始终处于某种稳态的社会。

像张居正这样，时隔百年重新统计一下全国的土地数据，对于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勤勉、干练的了。

在这样的社会，从一个人一生的视角看，一切的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人们很难从宏观视角感知到整个王朝在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积累的缓慢变化。

例如，如果只看《明实录》的记载会发现，明朝大概就是一个人口6000万，耕地面积4-5亿亩，税粮3000万石左右的停滞经济体。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按照现代学者的估计，明朝后期的人口峰值达到了1.5亿—2亿，但此时可开垦的耕地早就被开发完毕。整个王朝就像一个高压气球，生存空间已经变得十分拥挤。而且，每一年还有大量的新增人口，向气球内填充压力。

于是，王朝的粮食越来越不够吃，饥民越来越多，造反也层出不穷。而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祖宗留下的那套为什么越来越不好使，就推测一定是后来的人能力不行或者品德败坏，昏君和奸臣也就多了起来，终致战乱四起，人口锐减。新建立的王朝又重新开始这一套循环。

当我们将镜头切换到欧洲的农业社会时代，会发现欧洲各国实际上一直没有走到“人口爆炸”这一步。

论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总量，欧洲大概是中国的2-3倍；但是按照最乐观估计，整个欧洲在农业时代的人口峰值不超过9000万。

这是由于欧洲始终处于大小王国分裂的状态，各国之间战乱不断，同时欧洲国家组织对抗瘟疫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仅14世纪的一场黑死病就让欧洲损失了大约2500万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欧洲各地记录的黑死病疫情和死亡率

时不时的战乱、瘟疫和灾害充当了自然的人口泄压阀。欧洲封建王国不及格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反而让它们避开了“人口陷阱”的烦恼。

欧洲封建王国的统治者日常操心的事情是找哪家联姻更合适，因为这样就有了继承权，有机会吞并对方的土地。王国好不容易攒了一波人口，就立刻会被国王拉出去跟自己的亲戚抢地盘。

这样的社会自然也不会出现“治乱循环”的现象，因为基本所有的时候都很乱。

不过，混乱中也孕育着机会。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开辟了一条致富的道路，巨额的海外利益不断从殖民地流向欧洲社会，刺激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都走上了一条不断追逐利益、追求持续经济增长的动态社会模式。

当然，这种社会模式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2.增量焦虑

随着地理大发现将美洲大陆与其余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东、西方文明都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地理大发现

在东方，来自新大陆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的产能。湖广地区凭借水稻、玉米、番薯轮作，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粮食产量惊人。

这些变化大大增加了这片土地能够承载的人口上限。清朝的人口峰值也达到了4亿之多。

不过，这一切仍然没有突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逻辑：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会带来更多的新增人口，无休止地为整个社会充压，直到超出土地的承载能力。

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再怎么内卷最终都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走出去，去外面寻找增量。

实际上，直到今天，有很多人仍然没有理解这一点。例如，当我国独立设计制造的战斗机在海外取得亮眼成绩之后，有人充满文艺气息地写道：假如中国普通农村老人过上更有尊重的生活，中国都市年轻人可以不用这么卷，由此形成的“中国吸引力”会比歼-10击落阵风更加润物细无声地壮大中国的软实力。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因果颠倒，是农业时代的残留思想在作怪。实际上，当我们生产的战斗机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翱翔时，都市的年轻人才有机会摆脱内卷，随便到一个国家教一教汉语，就是一份高薪的工作；普通老人才更可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像如今许多美国老人选择去东南亚、去地中海沿岸惬意地养老。

内卷的本意就是指不断地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不断地搞精耕细作，用大量的重复劳动换取一点可怜的边际产出。

而只有向外寻找新的增量才能摆脱内卷，这正是西方人从地理大发现和新大陆获得的真正经验，也是西方世界成功的秘诀。

黑奴贸易

如果说西方带来的这个现代世界有什么核心精神的话，那就是对增量的极度渴望。

现代社会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而且运转速度每年都要不断提高；减速乃至停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会导致失业、通胀等一系列问题。而只有增长，不顾一切地增长，才能避免这些问题。

所以，现代人会时时刻刻关注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等各种数据，并习惯性地认为，对于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它的经济活动必须以一定的速度不断增加。

而要维持这样一套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就要不断地寻找“增量”，否则社会就会嘎吱作响，会生锈，甚至瘫痪。

这种“增量焦虑”就是人类从农业时代走出来的代价：所有人都被驱使着为现代经济体系寻找新的增量。

在16-19世纪，殖民地就意味着增量，欧洲列强无不疯狂地开拓和占领新的殖民地；而当全球的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增量竞争变成了存量争夺，斗争就变得异常残酷，两次世界大战因此而爆发。

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资本在全球寻找增量的活动，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体系，军事干预配合金融霸权和科技垄断，收割全球金融体系外围和产业链下游国家，成为美国制造增量的主要手段。美国的盟友通过靠近金融体系中心，以及占有一部分产业链中上游，也能从这套体系中分一杯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美国从全球获得的经济利益在国内进行二次分配的过程出现了问题，一部分美国人对自己分到的份额感到不满，但美国资本又不愿掏这个钱；

另一方面，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想在低端产业中无限内卷，也渴望产业升级，将更多利润留在国内。

于是，美国一边遏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升级，一边加大收割力度，让全球不仅要为美国资本创造财富，还要承担让每一个美国普通人都过上舒适生活的任务。

这便是新时代的增量竞争如何转向了残酷的存量争夺，导致美国和它自己一手创立的世界体系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立。

3.新的周期

西方国家创造的这套以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运转模式，的确克服了悬在中国古代王朝头上的那道终极难题。

一个国家从百废待兴的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的增长动能迟早会被耗尽，要想不在逐渐积累的压力中自爆，就必须从外部寻找增量。这就是西方用过去四百多年的实践，对困扰中国古代王朝上千年的“历史周期律”问题给出的答案。

从过去的历史看，这个答案的确是有效的。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

但是，这个答案显然又是有缺陷的。由于每个国家都想从外部争夺更多增量，避免自爆，它将内爆的压力转化为了国家间的对抗。

西方国家进入近现代之后，国家间的高强度对抗就愈演愈烈，并将这种对抗向全世界传播，最终成为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国家间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的胜利者，可以收割失败者并因此免于内爆。

从全球的视角看，这种模式实际上制造了另一种“历史周期律”。当全球从战争废墟的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科技创新、技术扩散、后发国家的生产效率提升等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耗尽，国家间就会因为存量争夺进入到日益对抗的状态；全球就更容易从和平滑向战争，表现出另一种治乱循环。

如今特朗普的许多主张之所以引得天怒人怨，就是因为他不仅想从全球经济增量中获得更多份额，而且直接盯上了别人家的存量财富。例如，要求外国公司直接搬到美国，威胁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提出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不能对美国船只收费，甚至在关税谈判中要求其他国家直接将贸易顺差余额打到美国财政部账户等等。实际上，存量财富的争夺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通俗来讲这就叫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