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尝试，却总能活着返回。这一次，却没有奇迹发生。记者们不断追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其实，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攀登珠峰究竟有何意义，值得你以命相搏？马洛里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回答道：“因为山就在那儿。”

1924年6月，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与他的队友踏上了攀登珠峰的旅程，最终未能归来。

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尝试，却总能活着返回。这一次，却没有奇迹发生。记者们不断追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其实，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攀登珠峰究竟有何意义，值得你以命相搏？马洛里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回答道：“因为山就在那儿。”

徐霞客于1587年降生于江阴的徐家，这个家族不仅富有，还人才辈出。到了徐霞客的高祖徐经这一代，徐经的身份首先是江南的才子，其次才是“富N代”。1499年，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科场大案，也改变了徐经的命运。

那一年，他与唐伯虎结伴北上参加科举考试，带着仆从和优伶，炫耀财富，引人注目，招来嫉妒。在会试期间，有人弹劾主考官程敏政，称他向徐、唐二人出售试题。这桩科场大案的真相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理却简单粗暴：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因此，所有嫌疑人，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遭到了惩罚。

徐经与唐伯虎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历苦痛后，唐伯虎选择了享乐的生活，而徐经则变成了执着的上访者。他终其一生未能走出科场大案的阴影，改名“大纵”，并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贲感集》，终生郁郁寡欢，四处奔走以自证清白，年仅35岁便客死他乡。

他的整个家族对科举的态度，成为了后代人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黑色记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才华横溢，但厌弃科举，终生不入仕途，选择隐居于园林。朋友劝他买个官衔，他却不屑一顾地说：“田野水木之乐甚适也，何必为官？”

在当时，科举入仕仍是世俗成功的唯一途径。无数人埋头苦读，渴望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然而，越是追求功利，越是异化了人性。与现在相似，大家都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唯独少数人仍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性本真。

年轻的徐霞客对父亲的本性印象深刻。徐有勉曾预言，徐霞客一生“可以尽吾志，不愿富贵也”。虽然他去世时未见徐霞客如何折腾人生，但他的预感并未错。

徐霞客幼年展现出与高祖徐经相似的才华，但与父亲一样，从不热衷于科举。这个不在乎世俗成功的孩子，未曾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心中只想着走遍天下，成为一个自由的旅行者。

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曾经的科场大案，几代人之后，竟然结出了如此奇特而璀璨的果实。

徐霞客生活的时代，被历史学家特意划分为“晚明”。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尽管政治黑暗，但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思潮活跃。那时的大众旅游风气如火如荼，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著名景点总是人潮涌动。泰山、普陀、九华、峨眉等名山胜地，游人如织，香火鼎盛。

与徐霞客同一时代的旅游达人张岱曾说，旅游旺季，前往泰山的人数以万计，旅店的客房数以千计，入山的游客在高峰时一天可达两万人。前往普陀朝圣的香客也不少，庙宇内外坐满了男女，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迫使那些有追求的人必须调整出游策略，以避开人流密集的旅游高峰。

徐霞客的旅行经历了不断进阶的过程。他早年立下了游历天下的志向，这与当时的旅游风尚密切相关。“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这是他的豪言壮语。

然而，他是个孝子，母亲王孺人尚在世，因而心有牵挂而不敢远游。王孺人——江阴小镇上一名普通的妇女，展现出极为开明与时尚的一面。她支持儿子，财力充足，随时可以出发。她告诫儿子，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藩中雉”“辕下驹”，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她宽慰儿子，不用挂念我，我很好。

当徐霞客出门远游时，王孺人为他特制了“远游冠”，以壮其行色。更重要的是，王孺人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织布品牌，她所织的布料质地上乘，被称为“徐家布”，不仅畅销本乡，还远销苏州等地，赢得了“素丝见名门”的美誉。

在两代人不事科举的情况下，徐家依然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水平，王孺人的贡献不可小觑。1624年，年逾八十的王孺人为减轻儿子出游时的牵挂，特意陪同儿子游览宜兴，一路上故意走在儿子前面。一年后，王孺人去世。

可以说，没有王孺人的开明与支持，就没有以行走为业的徐霞客。

学者夏咸淳在《论明代徐霞客现象》一文中指出，晚明的三种文化心态：好奇、贵生、崇实，融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驱动着许多学者与文人，将热情、精力、智慧乃至生命投入到自然山川的游历与考察中，从而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山水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徐霞客现象”。

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们往往不顾生死，准备好遗书，而当时热爱旅游的人也充满搏命的精神。比他年长约20岁的袁宏道在攀登华山时，险些失足丧命，却毫无后悔之意，反而吟道：“算来清泉白石死，差胜儿啼女唤时。”人总有一死，或死于家中，妻儿在旁哭泣，或死于远游途中，长眠于清泉白石之间。袁宏道希望是后者。

在徐霞客三十余年的旅行生涯中，西南之行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他为这次出游筹划了多年，始终担心再不出发就会老去，无法成行。1636年10月，终于整理行装出发，他已年过五十。此行，他只携带基本生活必需品，除了保暖衣物和盘缠外，没有准备任何防身武器。他的远游冠中藏着母亲生前赠予的银簪，母亲在他首次旅行时将其缝于帽中，以备不测。

他的考察工具极为简陋，仅有一支笔和一个指南针，却肩负着丰富的书籍，都是实用的地理资料。最终，他不得不携带朋友们的引荐信，以便在危难时向地方官求助或筹措路费。

与他同行的有两人，一个是仆人兼导游顾仆，另一个是和尚静闻。静闻是要到云南鸡足山朝圣的。顾仆可能背着一把铲子，正如徐霞客所言，随时随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躯。徐霞客在启程之前已做好遇难捐躯的思想准备。在写给大名士陈继儒的信中，他提到，若有个三长两短，死在这片“绝域”，做一个“游魂”他也心甘情愿。

旅途的艰险，确实“对得起”他的思想准备：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一路下来，他练就了贝爷般的荒野求生能力，几天不吃饭也无妨。在湘江的船上，一伙强盗趁着月色来打劫。徐霞客跳江逃生，失去了随身财物，仅剩一裤一袜。静闻为了保护自己写的经书，死守船中，身负重伤。顾仆也受了伤。

尽管遭遇重创，徐霞客没有考虑返程。他的方向不会改变。最终，静闻在路上去世，徐霞客带着他的骨灰和经书，直奔鸡足山，完成了这位同伴的遗愿。

在云南保山游玩时，有人要到江苏，问徐霞客是否要帮他带家书回去。徐霞客犹豫良久，婉言谢绝。他说：“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不过，当晚，他因而失眠，最终还是写了一封家书。对他而言，死亡是随时可能降临的事情。因此，生与死都是两可的，无法预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1640年，这次万里远游以一场致命的疾病结束。徐霞客感染了足疾，双脚尽废。最终，他被人用滑竿抬回了江阴。1641年，徐霞客去世。

徐霞客在世时，他的朋友圈已公认他是个奇人。曾任宰辅的文震孟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也称徐霞客为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

晚明旅游之风盛行，登山不怕死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唯有徐霞客被称为“奇人”？根本原因在于，徐霞客与其他旅游者截然不同！

他是一个“三无人员”：无编制，无职业，无功利心。袁宏道常在游记中将自己描绘为离经叛道的怪杰，但他与徐霞客的距离，至少差了一个王士性。这三人，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游达人，但除了晚辈徐霞客，其他两人都有编制。他们的旅游在当时被称为“宦游”，即借着外地做官或公务考察之机，顺便旅游。

徐霞客则不同。他是个字面意义上的“无业游民”，为了旅游而旅游。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旅游，他的人生就是旅游，为旅游而活，活着为了旅游。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这样的职业旅行家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比任何其他旅游者走得更远，更专业，更拼命。

清朝文人潘耒评价他：“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他途穷不忧，行误不悔，多次遇盗，几度绝粮，仍孜孜不倦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领域，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他摆脱了视游山玩水为陶冶情操之道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旅游更具科学探索与冒险精神的内涵。

他征服的地方，往往是渔人樵夫鲜少抵达的荒郊，或是猿猴飞鸟深藏其中的山壑。他白天旅行探险，晚上伏灯写作，有时甚至就着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他以客观严谨的态度，每天忠实记录行走路线，沿途所见的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以及他的心得体会。

他写游记，根本不是为了发表。早期是写给母亲看的，让母亲可以“卧游”，如同身临其境。后来，写着写着，形成了习惯，或许将写日记视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而已。他生前并未发表任何游记，死后朋友们替他整理日记文稿，但很多内容已散佚。

他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与好奇心。除此之外，他没有功利心，也未想实用价值。正因如此，他才不会短视，因而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辉。

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当下的人与事，早已沦为历史的尘埃。许多人喜欢将徐霞客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绝迹官场、不计功名、钟情山水。然而，我认为徐霞客与陶渊明完全不同。

徐霞客的经历与选择，突破了传统的隐居守节处世模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生观的形成。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行走的模式，将超脱世俗的道路指向务实求真的具有科学曙光的方向，避免自己成为陶渊明的复制品。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先秦历史典故中早已建构的传统，陶并没有任何独创性。

面对徐霞客这样的怪咖，我们几乎无法作出合乎社会规范的评价。不论是晚明的规范，还是现代的规范，似乎都无法容纳这样一个人。

我们如今将徐霞客捧得如此之高，无非是看中了他游记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然而，徐霞客本人并不在乎。他的游记流传下来，本身就带有偶然性。如果他的游记失传了，我们还会将他视为伟人吗？我想，肯定不会。

我们会说他不求上进，荒废时光，社会寄生虫，总之，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否定他。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给予《徐霞客游记》较高的评价，称“其书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可补充地理之学”。但他对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并不赞赏，因而对徐霞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揣测与批评，称徐霞客“耽奇嗜僻，刻意远游”。

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徐霞客性情怪异，惯于标新立异，处心积虑地游走他方并沉溺其中，似乎有沽名钓誉之嫌。这种调调，恰似我们当今社会的普遍心理：你的行为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是可疑的。

我们质疑有钱人的慷慨，为什么捐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名声？我们质疑没钱人的苦难，为什么表演贫穷，不就是想获取爱心款？……我们质疑一切。质疑到最后，无非是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想象力。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做任何事情都要追寻意义。而意义的定义权，牢牢把控在集体手中。徐霞客认为他的生活极具意义。对不起，我们集体认为你没有意义，你便没有意义。

然而，总有一些超越世俗的无意义之事，总有一种纯粹的内心需求，孤悬着，没人理解。人生的标准化，源于标准答案的出现。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何时该做什么事，这些都被认为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对照标准答案作答。

徐霞客偏离了轨道，因此只能被归入“千古奇人”。这或许是赞赏，但更多表达的是不认同：你与我们不是一类人。殊不知：没有意义，有时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致敬，那些不为意义而活的徐霞客！

来源：厚德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