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友堪楷模（58）51万字凝聚追思浩然的情感（下）

摘要：赵秀忠撰写了《文坛佳话，兄弟情深——胡世宗新著读后》。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与浩然》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运用作者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利用他人所不具有的独特视角来布局谋篇。全书分为“我心目中的浩然”、“我日记中的浩然”、“浩然致我信函”与“我致浩然信

尊师重友堪楷模（58）

一一胡世宗先生如此对待良师益友

51万字凝聚追思浩然的情感（下）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石家庄市作协原副主席赵秀忠说，浩然和胡世宗是他敬重的两位恩师。

赵秀忠撰写了《文坛佳话，兄弟情深——胡世宗新著读后》。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与浩然》一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运用作者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利用他人所不具有的独特视角来布局谋篇。全书分为“我心目中的浩然”、“我日记中的浩然”、“浩然致我信函”与“我致浩然信函”（并附信函及信封影印件）、“浩然赠书”四大板块构成；包括10篇胡世宗回忆浩然的散文及随感等、与浩然相关的237篇胡世宗日记、44封浩然致胡世宗信函、86封胡世宗致浩然信函，浩然赠胡世宗81部作品的封面及题字影印件，包括插入书中的浩然（包含浩然、胡世宗合影）留影93幅。纵观全书可谓体量浩大、史料丰瞻、图文并茂、内涵丰富、价值不菲。

由于书信与日记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态、真实感和史实性，就使《我与浩然》一书呈现出生活和人物、思想与情感的极大张力和弹性，也就使读者获得了极为可信、多样的体悟和感受，从中感受到了一个多彩的浩然、全面的浩然、真实的浩然、生动的浩然。作为与浩然、胡世宗有过情感、心灵深度触碰的读者，我在阅读《我与浩然》中产生的最深刻、最突出的感受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浩然与胡世宗的兄弟情。二、浩然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三、浩然的文学世界。四、浩然的人格魅力。

这里，原文摘录50年前，胡世宗1975年的日记：

1975年4月10日

浩然同志来电话，他说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与部队中青年作者的谈话，当时觉得谈得还可以的，怎么一看校样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说早上范咏戈同志送来了校样，当时他急着去二七厂，回来才看样子，有几处需要改动。他具体说了他要改动的意见。他还说到人民日报的杨扬来约他写一篇文章，谈《金光大道》的创作体会。他让我帮助他考虑一下提纲，明天，后天，或星期天，在一起研究一下。

1975年4月12日

晚上应邀到浩然同志家，从5时谈到8时45分。

浩然谈到做歌手和做战士的问题。谈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问题，他说这句话是个褒词，也不全是，因为还有个无知，不知道老虎能吃人呢。他说到雷锋，既不是堵枪眼的，又不是扑炸药的。星期天给人家补鞋，做好事，看人家有病去帮忙，与人为善。这种典型是经久不衰的。人们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永远不会过时。

说到一个作者的东西是有规律性的。他说，写一个人，写他的一天、一年，要了解他的一生。他说：我一直讲这个观点。我写马连福，写他被抓兵，那个烙印。他为什么能被拉过去？金钱美女利诱，甚至烈属的抚恤金他都给花了。

浩然回忆起当年他在中苏友好协会办的《友好报》当记者，在《红旗》杂志当编辑时，北京日报文艺部的编辑田藏申给他在报上开“北京街头”专栏。他工作的报社头头见他在别的报上发了很多东西就不满，说：“你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当记者，一个脑袋写小说？”浩然说：“按你这么说，不是就等于没有业余创作了吗？”那个时候，他天天晚上在灯底下写作。上班时，别人迟到没事，他晚几分钟都不行。他总是提前到办公室。别的记者写一篇稿，他写两三篇稿，有一点毛病就往他搞创作上推。他说那可真是“泰山压顶”啊！1961年，有人评他的小说《中秋佳节》；1962年《人民日报》发一篇一整版的评论文章，评浩然短篇小说集《珍珠》和《蜜月》。在写《艳阳天》前，这是一种鼓舞力量。《艳阳天》最早发在上海《收获》上，是在上海大陆饭店改写的。“文革”前，读鲁迅的作品，感到遇到知音了。《艳阳天》第一部出来时，韦君宜握着浩然的手说：“祝贺你！我代表读者感谢你写出了好作品！”

浩然说，作品标题很重要，写《金光大道》时，从酝酿到写完，一直想的是这个标题，很顺畅。写《艳阳天》开始叫“云水录”，根据扉页上两句谚语：“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起的，后来改为“艳阳天”了。

1975年6月15日

又到月坛北街浩然家与他交谈。与他一起吃了他家自己包的绿豆红枣沙糖粽子。我们谈了一个上午。

见浩然桌子上放着日本作家上个月赠送给他的七八本书。

浩然谈到前一段经杨啸建议到河南辉县去了，去“燃烧燃烧”，结果在那里大病一场，患了重感冒。省委宣传部有三个人陪着，《河南文艺》约写散文，接见作者，讲话。本来带着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去的，可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访问者络绎不绝，脱不开身。又不好不接待，说让他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只有几个作者，到会上一看，一百多！回北京不给买火车票，不让走！后来还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给买了票，这才脱了身。回到北京，河南还有两个同志追到北京呢！电影架子搞出来。在辉县，两三个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搞剧本，题材内容大体上差不多。半年过去了，也没整出来。电影剧本作废了，可改成小说，已写十四万字，名叫《闯将》。这个小说和《西沙儿女》风格上有所不同，尽力通俗，故事性强，改改就能说评书。《西沙儿女》是散文诗风格，有的地方有点意思，但时间太紧，没有很好打磨。

浩然说自己搞东西主张拼，要快，一鼓作气把它搞出来。《西沙儿女》从采访到完成八个月，写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艳阳天》也是，从1963年到1965年12月26日全写完了，刚刚出版就遇上了“文革”。到现在出版已十年了，出版社出了精装插图本，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颗颗皆辛苦》和《故事员》的方增先，画得非常好。出版社说从没有过这样好的插图，但印出来就不及原画了。可是看了还是很好的。昨天他们送来给他看，很不错。浩然指着墙上挂的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毛竹》，告诉我说这就是方增先的作品。他说计划6月底电影剧本脱稿，然后把儿童文学中篇《草原》和这个《闯将》改出来，今年算有个交代了。

接着，浩然谈到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刚刚收到胡万春的一篇小说，发在《朝霞》丛刊上，征求他的意见，还没看呢。

浩然回顾了从1955年发第一个短篇《喜鹊登枝》到1965年出版《艳阳天》，十年间写了一百万字。大部分作品是业余创作，只有写《艳阳天》请了创作假。从1965年到1975年，又是十年。浩然说：“文革”初期，那些大字报给我贴的，但心里有底，一是我的作品打不成“毒草”，二是我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三是历史上找不出我什么。只是说我“骄傲”，有“自来红”思想，说我是周扬的“亲信”、“宠儿”，真是怪了！

从1971年到现在的四年里，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两部长篇，两个中篇，一个儿童中篇，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比起前一个十年，写得不算少，但那时我是业余啊，而现在是干专业了。他说：我的体会是，往往是搞得越快越顺利时，质量也越好，相反，那些很费时费劲搞出来的东西，质量往往也不大好，这就是个激情问题。写《艳阳天》和《西沙儿女》都很快，《西沙儿女》一天写七到八千字。他说：写《金光大道》给我两个月就够了。我问：“够吗？”他肯定地回答：“足够了。没有别的干扰的话，一天一章，有时一天可以写两章。时间长主要在酝酿时，酝酿好了，写就快了。电影剧本的挫折让我的情绪受到影响，血压都上来了，170到120。”

北京一个创作会议让他去讲，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讲，老讲老讲，没有新东西。特别是现在我自己正处在“难产”阶段，好比一个牙疼病人去卖消炎片，说能治牙疼，这不是笑话吗？！往往出东西时，再累兴致也高，也好讲。一个作者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拿作品。天津编了我一个创作谈话集，北京出了一个散文集。在南京师院学报上发了一个“通信”。《杨柳风》以后，编第二个短篇集就难了。

浩然和我谈话时，他的三个儿子红野、蓝天、秋川都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