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肠道的抗抑郁药可以更安全地治疗情绪障碍，避免传统SSRI类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这在怀孕期间尤其重要，因为目前的SSRI类抗抑郁药会对胎儿的发育造成风险。

针对肠道的抗抑郁药可以更安全地治疗情绪障碍，避免传统SSRI类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这在怀孕期间尤其重要，因为目前的SSRI类抗抑郁药会对胎儿的发育造成风险。

一项新研究表明，针对肠道细胞的抗抑郁药物可以控制抑郁和焦虑，而且副作用比传统的SSRI类抗抑郁药 更少，而 SSRI 在怀孕期间使用与儿童发育问题有关。

研究发现，仅增加肠道中的血清素就能缓解小鼠的焦虑和抑郁，而不会对认知或胃肠道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受到过情绪对肠道的影响——想象一下我们紧张时胃里“小鹿乱撞”的感觉，或者当我们情绪低落时食欲不振。

新的动物研究表明，将抗抑郁药物靶向肠道细胞可能是治疗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的有效方法，同时减少不良副作用，包括患者甚至他们的孩子出现的认知、胃肠道和行为问题。

“百忧解和左洛复等抗抑郁药可提高血清素水平，是重要的一线治疗药物，对许多患者有帮助，但有时也会引起患者无法忍受的副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限制药物仅与肠道细胞相互作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外科医学院临床神经生物学副教授 Mark Ansorge 解释说，他与纽约大学疼痛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牙科学院分子病理生物学副教授 Kara Margolis 共同领导了这项研究。

对于孕妇来说，提高血清素水平的抗抑郁药（称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或 SSRI）会带来独特的问题，因为这种药物会穿过胎盘，并且与儿童后期的情绪、认知和胃肠道问题有关。

“但不治疗孕妇抑郁症也会给孩子带来风险，”Ansorge 说：“选择性提高肠道血清素的 SSRI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30 多年来，SSRI 一直是治疗焦虑和抑郁症的一线药物。它们也常用于治疗与这些情绪障碍同时发生的胃肠道问题。

SSRI 能促进血清素信号传导，这种药物对情绪的影响被认为源于大脑中血清素信号的增加，而血清素有助于传递信息。

血清素也在大脑之外产生，主要在肠道内壁细胞中产生。“事实上，我们体内 90% 的血清素都在肠道中。”Margolis 说，他也是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儿科和细胞生物学副教授。因此，SSRI 不仅会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信号，还会增加肠道中的血清素信号，这增加了肠道中血清素信号增加可能会影响肠脑沟通并最终影响情绪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利用基因工程、手术和药物相结合的方式在小鼠身上测试了这种可能性。

为了确定针对肠道中的血清素是否会影响情绪，研究人员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能够增强肠道中的血清素信号，这模仿了选择性输送到肠道的 SSRI。他们发现，肠道中血清素信号增强的动物表现出的焦虑和抑郁样行为比未受影响的同窝幼崽更少。

“这些结果表明 SSRI 通过直接作用于肠道产生治疗效果。”Ansorge 说。

这些动物没有表现出在服用 SSRI 的患者或全身血清素信号增强的小鼠中常见的认知或胃肠道副作用。

“根据我们对大脑和肠道之间相互作用的了解，我们预计会看到一些效果。但看到肠道上皮中增强的血清素信号产生如此强大的抗抑郁和缓解焦虑效果而没有明显的副作用，甚至让我们感到惊讶。”Ansorge 说。

“选择性地将抗抑郁药作用于肠道上皮细胞可能具有优势，”Margolis 补充道：“系统性治疗可能不是发挥药物疗效的必要条件。”

研究人员还发现，迷走神经对于肠道的抗抑郁和缓解焦虑作用必不可少。迷走神经长期以来因其在大脑/肠道沟通中的关键作用而闻名，但主要是从大脑到肠道的自上而下的沟通。在这里，研究人员发现另一个方向也至关重要，即迷走神经从肠道向大脑传递信号。

SSRI 治疗在怀孕期间会带来挑战，因为一些研究发现，子宫内暴露可能会对儿童后期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安索尔格之前对动物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发现在发育过程中仅短暂暴露于 SSRI 的后代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这项新研究进一步证明，在子宫内接触针对血清素的抗抑郁药会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研究人员观察了 400 多名母亲和婴儿，发现接触此类抗抑郁药的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患便秘的可能性是正常儿童的 3 倍。

Ansorge 和 Margolis 警告称，目前正在服用 SSRI 的孕妇不应基于这些和其他发现而停止治疗。“孕妇抑郁和焦虑会对胎儿和儿童的发育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因此必须进行充分治疗和监测，以造福母亲和孩子。”

研究人员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针对肠道的选择性 SSRI ，这可能是治疗抑郁和焦虑的更好选择，尤其是对于孕妇而言。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可能能够在不影响孩子的情况下有效治疗母亲的抑郁或焦虑症，”Ansorge 说：“我们正在研究药物输送技术，希望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所有作者：Lin Y. Hung（纽约大学）、Nuno D. Alves（哥伦比亚）、Andrew Del Colle（纽约大学）、Ardesheer Talati（哥伦比亚）、Sarah A. Najjar（纽约大学）、Virginie Bouchard（舍布鲁克大学）、 Virginie Gillet（舍布鲁克）、Yan Tong（纽约大学）、Zixing Huang（纽约大学）、Kirsteen N. Browning（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Jialiang Hua（哥伦比亚）、Ying Liu（哥伦比亚）、James O. Woodruff（哥伦比亚）、Daniel Juarez（纽约大学）、Melissa Medina（纽约大学）、Jonathan Posner（杜克大学）、Raquel Tonello（纽约大学）、Nazli Yalcinkaya（贝勒大学） , Narek Israelyan (纽约大学), Roey Ringel (纽约大学), Letao Yang (哥伦比亚), Kam W Leong （哥伦比亚）、Mu Yang（哥伦比亚）、Ji Ying Sze（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Tor Savidge （贝勒大学）、Jay Gingrich（哥伦比亚大学）、Robert J. Shulman（贝勒大学）、Michael D Gershon（哥伦比亚大学）、Annie Ouellet（舍布鲁克大学）、Larissa Takser（舍布鲁克大学）、Mark S. Ansorge（哥伦比亚大学）和 Kara Gross Margolis（纽约大学（NYU）。

参考文献：“肠上皮血清素作为治疗肠脑相互作用和情绪障碍的新靶点” 2024 年 12 月 11 日，胃肠病学。DOI：10.1053/j.gastro.2024.11.012

来源：康嘉年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