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后的记忆里，田野里狂奔、小河沟里摸鱼抓虾、山上摘映山红采野果子是放学后的日常。现在孩子触碰自然的方式变成了杭州各大公园的帐篷、野餐垫以及研学机构的自然课程。西溪湿地研学、植物园观鸟等课程一度爆火，一开课就被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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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记忆里，田野里狂奔、小河沟里摸鱼抓虾、山上摘映山红采野果子是放学后的日常。现在孩子触碰自然的方式变成了杭州各大公园的帐篷、野餐垫以及研学机构的自然课程。西溪湿地研学、植物园观鸟等课程一度爆火，一开课就被秒光。

在这场重新建立人类和自然的连接的过程中，王西敏的身影格外醒目。

从杭高的一名语文老师到警徽下的观鸟者，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世博会项目的参展主管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者……王西敏一次次从“0”出发，用二十多年走出一条独特的逆行之路。他在云南雨林建自然课堂，在最繁华的城市植物园“唤醒”都市人对自然的热爱。他用自己执着让城市孩子重新学会滚草坡、听虫鸣、玩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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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观鸟，听风，种庄稼，玩泥巴……进入21世纪，“自然”成了一门昂贵的教育——物以稀为贵，越是AI的时代，原生态的未经雕琢的越弥足珍贵。

王西敏当过老师、警察，最后选择了自然教育科普工作作为毕生事业，这恰恰回应了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人类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现代人倒是多了各种身心疾病，“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常见现象。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发展，还要科学地可持续地发展，保护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以此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王西敏显然找准了推广自然教育的最佳切入口，从孩子抓起，重新建立人类和自然的连接。

是的，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林间最后的小孩。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王西敏的“逆行人生”。

我老家在浙江仙居，小时候和所有乡下小孩一样，爬山摘花、下溪摸鱼，在流经县城的盂溪游泳，采大片大片的映山红，我们都是野地里长大的。

正因为从小和大自然有充分的接触，成年以后，仍然对大自然怀有独特的感情，所以我从事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第一天进教室

台下一群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

高中时，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也很憧憬当一名语文老师。1994年，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学老师曾问我，为什么你的语文这么好？我说因为喜爱阅读。

1998年我大学毕业，首都师范大学的王丽老师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掀起了反思语文教育的全国热潮。这更坚定了我要当语文老师的想法。

这时，杭州高级中学来北师大招人。应聘老师一看我是浙江人，读的是中文系，全是他们需要的。录取海报贴出来，第一个名字就是我。

我教高一年级的两个班。 第一天进教室，台下一群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对我的好奇，让我觉得来对了地方。

本文口述者王西敏

我把大学里的想法用起来，在语文课堂上引入了课外阅读，包括科幻小说、武侠小说，引导学生看经典电影，比如《死亡诗社》。

在杭高教书很开心，但当时我年轻、不安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00年，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硕士，导师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

离开杭高去上海，学生们都对我恋恋不舍，我也永远忘不了台下那群亮晶晶的眼睛。

读上研究生，我如愿以偿了：自己能写点小东西，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典作品，还见到了许多知名作家。

这个时候，“观鸟”来了。

我们看中了你的简历

你想不想来

其实在杭州时，观鸟的种子就种下了。

当时，我在报纸上读到陈水华老师写的科普文章，介绍杭州常见的鸟类白头鹎、白鹡鸰等。我就买了个望远镜，周末去孤山看鸟。

摄影/许志伟

后来到上海读研究生，认识了一批华东师范大学生态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我跟着他们去崇明岛做水鸟调查。

自然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比如加拿大作家西顿写了很多动物小说，被称作“动物文学之父”。我受西顿的影响，写了《黑水鸡的一家》，讲一群刚孵出来的小黑水鸡遇到各种危险，被老鹰抓、被人驱赶、栖息地丧失等，最后有几只终于长大。

我把这个故事贴在观鸟论坛上，一起观鸟的小伙伴都很喜欢。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那篇小文章。

2003年毕业前不久，我接到台州市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说：“你的简历在我们这里，你想不想来工作？”

我想起来了，台州市组团来杭州招聘时，我因为是台州人，就投了份简历。我当时回答说，我热爱儿童文学事业，我要去做儿童文学。

几个月后，我又接到电话，台州市椒江区公安局说：“我们看中了你的简历，你想不想来？”

我一听，这个有意思，公安局我熟悉。

在观鸟的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人抓鸟的事情。每次我们打110，上海的警察就会出动。鸟类救下来后，警察还会信任地交给我们处理。

当警察能保护自然。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台州的警察。

保护野生动物光靠事后处罚

解决不了问题

当警察三年，我做了不少护鸟的事，还成立了警察观鸟小组。因为“观鸟警察”的头衔，我成了全国警察系统文化建设的典型。当时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人民公安报都采访过我。

可现实是复杂的。有一次接到举报，有人在街边卖野鸟。我赶过去处理，还没走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卖鸟人很久没洗澡了。一问，他是外地民工，找不到工作，想到抓鸟卖钱。

我把鸟没收了，没处罚，让他走了。

执法经历告诉我，大多数人并不想故意残害野生动物。这就回到了鲁迅先生说的，教育是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保护野生动物光靠事后处罚，解决不了根子上的问题。

我萌生了投身自然保护工作的想法。

当时有一项国际奖学金正在寻找有一定工作经验、愿意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人。“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吗？”我决定辞去公职去读书。

身边的人都表示反对。但我很清楚，我从事自然保护教育，是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自然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奖学金面试时，老师问我想去国外学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具体学哪个专业，但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就以观鸟为例，说希望唤醒公众对鸟类保护的认识。面试老师见多识广， “有个专业很符合你的需求，叫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这个词，我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

我终于带着我的理想回国了

2006年9月，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小镇史蒂文斯波因特，开始攻读环境教育的硕士学位。

在那里，我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书——理查德·洛夫的《林间最后的小孩》。

当时这本书在美国刚出版不久，老师要求我们阅读，并在课堂上讨论。

《林间最后的小孩》讲的是美国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少接触大自然了，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因为学业压力的加重，因为父母担心孩子的安全，同时家庭有了电视和电脑，孩子更愿意待在房间里。

读完这本书，我震惊了：同样的事情不是正在中国发生吗？

在课堂讨论时，我对老师说，我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去。我的老师想不到，最后我真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回国后，我和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伙伴们，包括中国环境教育的前辈郝冰老师，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翻译、审校。2010年4月，《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文译本出版，成为随后兴起的国内自然教育的启蒙之作。

我终于带着我的理想回国了。

这不就是我一直梦想要来的地方吗

回到上海后，我担任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世博会项目的参展主管。

大城市、著名机构、体面的工作，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很快，我发现我的梦想不在这里。

2009年，我们几个鸟友去云南思茅参加观鸟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植物园里，草木茂盛，环境优美，四周鸟叫虫鸣，宛如天堂。我不禁想到，版纳植物园每年接待大量游客，我是学环境教育的，环境教育面对的不就是公众吗？很多游客来植物园玩，都是走马观花。我来跟他们交流行不行？从植物、鸟类到昆虫，我都可以讲。

这不就是我一直梦想要来的地方吗？

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带领游客夜游

西双版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我们还可以教当地人将本土智慧结合科学理念，更好地保护版纳的雨林。

第二天，我兴冲冲地找到版纳植物园负责人， “你们这个地方很好，招不招人？”

他们正好在招人，招的还是科普部的人。

面试的时候，大家很奇怪：一个海归的环境教育硕士，为什么跑到偏远地方来应聘一个科普教育岗位？

我身边的人也提出反对，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工作呢？我说，这是自然的召唤。

不出所料，我被录取了。

能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科普

靠你们

事实上，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隶属中国科学院，学术地位很高，每周都有国内外科学家来做现场报告，直接和世界上的热带雨林研究接轨，理念非常先进。

后来我所在的部门改名叫科学传播与培训部，我担任部长。部门有20个编制，对一个植物园的科普部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人员配置。当时植物园领导有一句话：人，给够；经费，也给够；能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科普，靠你们。

我擅长的环境教育、社区保护，正好跟版纳植物园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互相成就。

在西双版纳勐仑小学讲课

很多人来版纳植物园，不知道该看什么、怎么看，我们就开发大量课程，带他们看。最有名的就是“夜游植物园”项目，我们带游客去看萤火虫、找大壁虎，看各种虫子，看夜晚开花的植物。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类似的夜游项目，火得不得了。据我所知，上海植物园和版纳植物园算是国内夜游的肇始地。

我们也做研学，组织大城市的孩子来版纳植物园，跟着科学家做课题，还要出总结汇报。

我们还在版纳当地开展社区保护，去中小学做讲座，带学生观鸟，邀请他们参加植物园举办的科学节。这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生活在热带雨林里，有大量有趣、先进的科学知识可以学习。我们希望通过科学节唤起当地孩子对科学的兴趣，最终实现当地环境当地人保护。

在版纳植物园的8年，我和同事把科普教育做成了中国科学院科普教育的一块牌子。

2013年，我和几个鸟友在版纳植物园外面的小饭店吃饭。一个当地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认识你，你到我们学校讲过鸟类保护知识，还放了很多照片。”这位女孩中学毕业后没继续读书，却一直记得我给她们讲过的鸟类故事。

许多孩子一起滚草坡的景象特别壮观

今天回过头来看，城市生物多样性也需要特别关注和保护，也是很大的课题。

2018年，我离开了西双版纳，从中国生物多样性最好的植物园，来到最繁华的城市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

辰山植物园很新、很大。

之前，我在位于杭州植物园的桃源里自然中心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教育，比如在杭州为社区或者学校的植物挂牌。我把杭州的经验带到了辰山，把它扩展成“校园植物课堂”，和同事们一起，现在已经做到了长三角地区1000多所学校参与的规模，非常有成就感。

摄影/张贞

城市人比较缺乏自然的体验和经历，我们做了许多事来“唤醒”他们对自然的热爱。比如“12岁之前可以在辰山做的30件事”，里面就包括了滚草坡。

以前孩子们在植物园草坪上打滚，家长说脏、说危险， 现在纷纷带着孩子来玩，许多孩子一起滚草坡的景象特别壮观，特别符合孩子天性。

还有攀树、搭昆虫旅馆，都是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玩，因为家长也有童年记忆，也会觉得有意思，这样教育效果就特别好。

在自然教育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与自然相关的名字，这个名称不仅是个标识，更是一种与自然的连接。

我的自然名就叫“普通翠鸟”，因为我是被一只翠鸟唤醒自然意识的。

我的愿望是现在的孩子们

不要成为林间最后的小孩

从小到大，我只在语文课本里读过抓鱼的翠鸟。

直到读研究生的寒假，我在老家的池塘边，看见一只鸟闪着金属般的翠绿光泽，倏然飞过，远远停在对岸的枝条上。

当时我震撼了，这就是课本里的翠鸟啊！如此美丽！

我们这些观鸟爱好者在全国成立观鸟组织，比如“浙江野鸟会”；在各地举办观鸟节，比如洞庭湖观鸟比赛、西双版纳观鸟节；出版各种观鸟的书籍，我和同事合著过一本《雨林飞羽》，介绍版纳雨林的各种鸟类。

自然教育兴起时间不长，很多人会问，它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我的愿望是现在的孩子们不要成为林间最后的小孩。

来源：江南水乡生活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