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更要命的是，那个挂着“燕皇帝”名号的家伙根本镇不住场子，真正能打、敢打、还会算计的，是背后握着兵权、熟悉河北地形、手段狠辣得吓人的史思明。

公元759年秋天，关中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但渭水边上的军营里还是闷热难耐。从前线传回来的战报一个比一个糟，不少人都隐约感觉不对劲。

安禄山虽然死了，但这乱子远远没完。就在这一年，河北那边又炸了锅，军镇里跳出来另一个狠角色，硬是把整个天下重新推进了血海里。

这人就是史思明。

这时候安史之乱已经打到中期了。安禄山被他亲儿子安庆绪宰了，叛军表面上换了新主子，底下却是暗流涌动。

更要命的是，那个挂着“燕皇帝”名号的家伙根本镇不住场子，真正能打、敢打、还会算计的，是背后握着兵权、熟悉河北地形、手段狠辣得吓人的史思明。

史家的兵马一动，河北河朔那边一大片州郡就跟着倒戈，唐朝那些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将心里都门儿清：这主儿，比当年的安禄山难对付多了。

可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史思明再横，也躲不过一个人。

就像老话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再凶的枭雄，总得撞上个能收拾他的对手。史思明在战场上敢跟郭子仪硬碰硬，能把各路名将逼得节节后退，唯独对李光弼这个人，打心眼儿里发怵。

俩人你来我往斗了好几年，愣是把安史之乱后半场的节奏，死死摁在了河阳城下。

很多人光记着“郭子仪挽狂澜”这出戏，容易忽略还有一根顶梁柱。从公元759年开始，“朔方节度使”这帽子落到李光弼头上，他又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一下子成了唐朝军事体系里的关键人物。

唐肃宗李亨本来想再往上抬他一手，让他当元帅，可李光弼看得明白，宁可往后缩一步，也不敢往“功高震主”的火坑里跳。

就这点小心思，恰恰是史思明最看重、也最忌惮的地方，这对手不光会打仗，还特娘懂政治。

一、河阳城下的角力：往后缩一步，不是谁都敢干的

史思明干掉安庆绪，自己立为伪燕第三个皇帝，就在公元759年那会儿。他重新整顿人马，准备再往西打，目标还是关中。

当时的局势对叛军挺有利：河朔那边不少地方墙头草随风倒，滑州、汴州一线的唐朝节度使吃了败仗，黄河沿线的防线根本靠不住。

李光弼当时守着洛阳。洛阳是东都，政治意义大得很，可实际情况惨得没法看：城里粮食不够吃，周边战事节节败退，还没什么天然险要能倚仗。

硬撑着守，十有八九得被人困死、围死、耗死。就算心里再不是滋味，情怀再深，账也得算明白。于是乎，洛阳这座老牌都城，在这一轮博弈里被果断放弃了。

有人劝他退到潼关去。潼关那是天然要塞，卡着关中的东大门，历来都被当成“有潼关在，长安就丢不了”的底气。

更何况前面封常清、哥舒翰那档子惨事儿就摆在眼前，他俩因为退得太狠、太快，被人骂成“弃地丧师”，最后砍头问罪。背着这么大个政治阴影，往潼关缩，看着倒是挺安全。可实际情况哪有那么简单？

李光弼偏不，他一拐弯，退到了河阳。河阳这地方重要，一是因为它卡在黄河北岸，二是背后有泽州、潞州撑着，往前能挡住叛军西进，往后能跟朝廷交代清楚。

退到这儿，算不上缩到“天险的尽头”，但足够撑起一道能攻能守的防线。既不会被人骂成“缩在潼关等死”，又能把史思明往西的路堵死，这手棋下得确实漂亮。

这么一来，战场重心就锁死在河阳了。史思明带兵压到城下，攻了半天攻不下来，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只要唐军死守着城不出，叛军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史家那帮人擅长野战，冲击力强，在平原上能把对手压得喘不过气；可攻城是另一码事，消耗大，风险高。想翻盘，他得想尽办法把李光弼的人马“哄”出城来。

他心里清楚对手是谁。李光弼是河北出来的名将，安禄山造反之前就以能打出名，后来收复河北那几仗又立了不少功。

碰上这么个老对手，要是一把逮住机会干掉，后患就除干净了。史思明琢磨了一下，决定先从粮道下手。

唐军守在河阳，离不开后方送粮。史思明派兵去骚扰、切断粮道，逼着唐军主动出来保粮。不管是谁，都不敢说“没粮也能打”，对手越老辣，越不敢在这事儿上马虎。

史思明抓住这点，心里还挺有底：只要能把李光弼逼出来，就有机会在野战中把唐军干趴下。

李光弼不得不亲自出马。他带兵赶到黄河南岸的野水渡那一带，护着粮船、安排防守，可只待了一个白天，天一黑就悄悄撤回去了，把守卫的活儿丢给部将雍颢，就留了一千来号人。表面上看着，像是露了个“破绽”。

史思明一听这消息，立马起了杀心。他派出手下猛将李日越，带着五百骑兵追过去，命令下得特别狠：“必须逮住李光弼，逮不着你别回来！”这话一点不夸张，在史思明这种脾气的人手里，完不成任务就等于死路一条。

这时候河阳城里，雍颢有点懵。李光弼临走前就扔下一句话：“你就在这儿等着敌军来，不用打，他们投降了你带回来就行。”这话听着跟闹着玩儿似的，敌人还没动手呢，就等着人家放下武器？雍颢心里犯嘀咕，可军令如山，只能照办。

没过多久，李日越果然带人赶到，先看了看营里情况，一瞧李光弼不在，心里立马有了主意，调头投降。

这结果，换旁人看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可李日越心里门儿清：要是空着手回去，摆在他面前的就一条路，让史思明收拾了处死。

既然如此，不如带着手下投了唐军，好歹能活命。至于忠诚不忠诚那套，在这乱世大局里，远没有死活来得实在。

李光弼算准的，就是这种心理。他知道史思明做事太狠，对手下“要马要将都要命”，利用对手内部的恐惧，就能借刀解围。雍颢接收了投降的骑兵，唐军不光白捡了一帮精锐，还化险为夷，把一次暗杀愣是变成了补充兵力。

这一回合下来，史思明脸上挂不住了，算计落空，还折兵损将。更要紧的，是心理上失衡了：他本想借“追杀”弄死老对手，结果发现对方连他对部下的性格弱点都算得清清楚楚。

二、千匹好马换了主：几声嘶鸣就够了

史思明吃了亏，当然不甘心。他手里还攥着大把人马，河北、河南那边来回跑的骑兵，是叛军打仗的主力。唐军这边，尤其在河阳一线，骑兵数量和马的素质都比不上人家，野战能力自然吃亏。

史思明换了招儿。他从部队里挑出一千多匹精良战马，集中放到黄河南岸，每天让它们喝水、刷洗。马群在岸边跑起来，沙尘扬得老高，动静挺大。对岸的唐军看得真真切切，自然能觉出差距来。这么干既是炫耀，也是挑衅。

他算的是心理账：唐军那些兵一看，自己这边马瘦毛长，对面马肥膘壮，心里肯定犯嘀咕。只要士气裂了缝，守城也守不踏实。至于战马本身，他有底气——河北草场出来的马，骑兵一旦打顺了，在野战中很容易占上风。

可李光弼看到的，不只是“对面有一千匹好马”，而是“这是一千个能跑能动的战力资源”。兵书上说“兵不厌诈”，对付敌军能用计，对付战马，照样能用计。他立马想起个挺实在的法子。

他让人从军中找五百匹刚生完小马驹不久的母马。这种母马对崽子粘得厉害，一离开小马驹就嘶鸣个不停，几乎是“听不得动静”的程度。安排妥当后，命令把这五百匹母马赶到河北岸，跟对岸那千把匹公马隔着河面对面。

两岸的场面，很快就热闹了。北岸的母马不停地嘶鸣，声音里带着急迫和焦躁，这是动物的本能，对面那一千多匹公马，一开始还安安静静吃草喝水，听了一阵子之后，慢慢就躁动起来。它们不懂什么“战场布局”，只知道对岸有一群母马在喊。

河水没法完全隔开，这声音就像根看不见的线，一下子点着了马群的本能。公马们越叫越急，根本控制不住，有的往河岸凑，有的直接冲进水里。照理说，兵士可以拦着，可千匹马跑起来，人力根本摁不住。

没多会儿，大批公马冲过河爬上北岸，跟母马混成一团，再想往回拉已经晚了。唐军早就布好防着，顺势把这些战马收拢。

结果，几乎没动刀兵，光靠河水两岸、母马嘶鸣，就让一千多匹精良战马换了主儿。

你想想，史思明得到这消息时，得是什么心情。那些马不是普通牲口，是长年打仗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精锐骑兵的家底。

如果说前一次折了五百骑兵，这次等于是把一支骑军的根基，主动拱手送给对手。损失的不光是马，更是对军队信心的打击。

不得不说，这种“戏弄”式的算计，对一个自负机变的枭雄来说，是够羞辱的。史思明虽然凶，但不是莽夫，他明白自己在战场上那些纵横捭阖的招数，在李光弼面前，总像是差了半步。

有意思的是，这半步差距，很多时候不是在大规模会战里体现的，而是在这种看着像“小事”的博弈里。

丢了马之后，他在河阳城下再也轻松不起来。既然诱敌不成、挑衅没用，剩下的路，只能硬打。

三、南城两天之约：撑到极限也得咬着牙

史料里有一段流传挺广的话：“当初，光弼对李抱玉说：将军能替我守南城两天吗？抱玉问：过了期限咋办？答：弃城。抱玉答应了。”

这一段，大概发生在河阳城防守最吃紧的时候。城里守军只有两万出头，面对的却是叛军反复集结后的重兵压境。这兵力对比，换别的将领，很容易就想到“求援”、“求和”甚至直接撤。可李光弼的安排，是精确到“南城守两天”。

南城，是河阳防御里最难啃的一段。地形不如其他方向好守，受敌也最直接。李抱玉被派去守南城，心里自然有压力，但当时的判断是：靠着城墙，再加上士兵短时间内还能拼命，两天应该能撑住。

他问了句“过了期限咋办”，其实带着试探。要是过了两天还得死守，那就不光是拼命，可能是全军覆没。

李光弼回得干脆，“弃城”俩字，把责任揽自己身上了：守不住南城，也不会全甩锅给这员部将。从这点看，统帅跟部下之间的信任，反而在重压之下更紧了。

仗一打起来，李抱玉就明白了，自己之前还是低估了对手的狠劲儿。前面一连串“被戏弄”的经历，让史思明憋着一肚子火，真下手攻城的时候，几乎是不计代价地猛砸。

铁甲步兵一波又一波撞向城墙，云梯、攻具轮番上，箭矢、石块雨点一样砸向城头。

南城守军在城上死扛，伤亡蹭蹭往上涨。许多兵一天打到手脚发麻，盔甲上全是箭眼。站在城墙上的李抱玉，看着不断被攻破又匆忙补上的缺口，心里清楚：光靠硬撑，两天怕是都难熬过去。

这种时候，光有血性远远不够。硬打下去，只会被人一点点磨光。于是他趁着激战，忽然想出一招迂回的法子。他派人偷偷出城，带着一番“话”去见史思明。

使者见到叛军主帅，转达的意思很明白：“我们粮食快没了，城里撑不了多久，打算明天开门投降。”类似的话，在战乱年代不少见，很多攻城的人都爱听这种“投诚消息”。毕竟，比起硬啃，等着对方主动开门能省不少力气。

史思明本来就急着拿战果，听了挺高兴。他更愿意相信南城真到极限了，守军连粮食都快断尽，士气肯定高不了。既然如此，不如按兵不动，等着对方自己解套。他真就撤了当天的强攻，准备第二天接收城池。

谁也没料到，这一夜的“空窗”，正好成了南城的喘息机会。李抱玉抓住这空当，连夜组织人修补城墙，堵上被砸坏的缺口，又挖壕沟、立木桩，把临时防线补成勉强能守的工事。许多兵拖着快散架的身体，到处搬石头、运土袋，好不容易撑到天亮。

第二天，城头没挂出投降的旗，城门照样关着，城墙也重新立起来了。史思明发现自己又被耍了一道，气得不行，只能重新调人攻城。可经过短暂修整，南城防守力量恢复了几分，叛军再想一口气啃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得不说，这一来一回的诈降，不光救了南城，也把史思明的耐性一点点磨没了。对一个枭雄来说，最难承受的打击，往往不是兵力损失，而是被对手连续算计后的挫败感。

在河阳这一局里，他老是处于被动，手里虽然攥着大把人，却像被根看不见的绳子牵着走。

这么消耗下来，叛军的攻势慢慢疲了。唐军靠着河阳死守，加上各路援军配合，最后扛过了这波进攻。史思明西进的步子被挡在河阳一线，潼关跟长安也就相对安全了。安史之乱后半程的关键防线，就这样在一座城、一段南墙里撑住了。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提起这段战事，人们更多说的是“李光弼之守”，可在细枝末节里，像李抱玉这样的将领，正是靠着跟统帅之间那一两句简短的对话，扛下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四、天敌这称号：不光是运气好

说到这儿，有个问题绕不开：凭啥说李光弼是史思明的“天敌”？是不是就运气好，刚好几仗都占了上风？

从时间上看，安史之乱爆发在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之后短短几年，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唐玄宗往西跑，政治中心晃得厉害。

到公元757年前后，郭子仪他们慢慢收复长安、洛阳，局势看着像缓过来了，可河北地区还是乱成一锅粥。史思明、史朝义这帮人，在那一片轮番自立称王。

在这段拉锯里，李光弼并不是一开始就名声最响的。他早年从边地当兵，靠实打实的战功一步步往上爬，出身不算显赫，可会用兵，尤其擅长防御跟机动结合的打法。

到了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他接了郭子仪的班当朔方节度使，又顶个“天下兵马副元帅”的名头，挑起了北线抗击叛军的担子。

正是从这年起，史思明自立为帝，李光弼全面接手北方战事，俩人的直接对抗变得特别密集。河阳之战，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一段。

从作风上看，俩人性格差得远。史思明出身外族，早年跟着安禄山打仗，谋略、勇武都是战场上磨出来的。叛乱爆发后，他反复在唐、燕之间跳来跳去，最后干脆自己称王。

这人做事狠辣，对部下用威压远多过恩信。像李日越这样的猛将，在他手下随时感觉压力，一有差错就担心脑袋不保。

反过来看李光弼，虽然也严厉，但更注意约束自己，不轻易逞一时之快。面对皇帝的厚赏和加衔，他懂得知趣拒绝，不把权力拼命往身上揽。这种“知止”的态度，让他在政治漩涡里站得更稳，也让部下愿意替他卖命。

安史之乱里，不少本来名气挺大的将领，倒在了政治算计和战事压力的交叉点上。封常清、哥舒翰都战功赫赫，最后却在潼关败了之后被杀。

对当时的朝臣来说，一旦战局不利，找替罪羊几乎是本能。而李光弼正好踩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敢打、能打，但又努力不把自己推到“没人能制”的高度。

史思明碰上这么个对手，难免心里发怵。他在战场上经历过不少硬仗，可遇到李光弼时，总觉得自己落了下风。无形之中，“李光弼”三个字开始跟“克我之人”的印象绑在一起。时间长了，甚至连计划都不自觉地围着这一点来定。

从战术层面看，李光弼善于借势。守城时，他不光死守一点，而是利用河阳背靠泽州、潞州的一体防线，把自己跟朝廷责任绑一块儿。退城时，他不退到潼关那种“退无可退”的死角，而是选在稍前的位置，留着回旋余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用人上表现出的灵活。比如接纳李日越投降，不光是添人马，更是在叛军内部打进一个“前燕猛将归唐”的象征。士气上的变化，往往比单纯的人数更关键。

史思明面对这样的对手，每一步都显得束手束脚。一想用狠招，又担心被对方反过来利用；想靠强攻，又被坚城和计策拖住。说他把李光弼当“天敌”，一点不过分。许多历史人物的对决，最后不是靠一两场大决战定输赢，而是在无数次试探、周旋中慢慢形成“谁克谁”的格局。

安史之乱到了后期，叛军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公元761年之后，史思明虽然还攥着部分主力，却难恢复当初攻城略地的锐气。他的残忍和猜忌，反过来磨掉了自己阵营的凝聚力。

相比之下，唐朝这边在经历初期混乱后，慢慢形成了以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为支柱的军事体系。气数这东西，很难逆转。

从这个角度看，李光弼能成史思明的“克星”，绝不是因为某一场单独的仗，而是多个因素叠在一起的结果：

冷静的政治判断、稳健的战场布局、巧妙的用计习惯，以及对部下相对合理的对待方式。这些因素搅和在一块儿，让他在那个乱局里，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稳当劲儿”。

史思明最后的结局不太光彩。公元761年，他被自己儿子史朝义杀了，叛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枭雄推下了台。

反观李光弼，虽然晚年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可在安史之乱这个节骨眼上，他的角色已经定了，那是唐朝在半壁江山里竖起来的一根硬杆子。

从河阳城头望出去，黄河水照样往东流。战争的硝烟散后，许多名字慢慢模糊，许多事也渐渐淡出记忆。

可在那段历史里，一边是脾气暴烈、起落沉浮的史思明，一边是谨慎冷静、善守善战的李光弼，俩人之间的反复对峙，确实成了安史之乱后半段的一条暗线。

一物降一物，有时候不是天意，更多是性格、选择以及时代，合在一起之后的结果。

来源：深巷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