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深秋，一封信被送到北京中南海，信不长，内容很直白，收信人是时任中央领导华国锋，写信人，是已经沉寂多年的老红军谭启龙。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76年深秋，一封信被送到北京中南海，信不长，内容很直白，收信人是时任中央领导华国锋，写信人，是已经沉寂多年的老红军谭启龙。

信的内容不外乎一个请求：让我继续干点事。

没人预料到，这封信会打开一道门，也没人预料到，西部的风向会因一个“放牛娃”的回归悄然转动。

北京气温已低，送信的人没有被多盘问，信封上的名字让警卫直接放行。

谭启龙在信里，没有讲伤，没有谈怨，他只写了几行话：愿为国家继续效力，有任何安排，皆愿接受。

这不是一封抱怨信，也不是一封诉苦信，是申请书，冷静、简洁，像一份请战报告。

华国锋收到信的第二天，就让秘书转交组织部，“这个人，要用。”语气平常，语速很快，随后便是调令，明确落款，地点：青海。

消息传到江西永新谭家，门前的老槐树下来了几十人，有人说，谭老真要回去了？

有人愣住：60多的人，真还要去西部？

他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

1976年，他63岁，白天喜欢在家后院种菜，晚上看地图、读军史，手上还有一本《农业机械结构原理》翻得卷边。

没人催他干活，他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

他的屋里有一张破旧书桌，一张地图摊开，上面圈着几个点：德令哈、共和、玉树。他的朋友说，“他早就想好去了青海该干什么。”

谭启龙出生在江西永新，父母早亡，靠给地主放牛活命。

7岁识字，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跟着红军跑，跟胡耀邦一起当“红小鬼”，他们那批娃娃兵，有的成了司令，有的倒在路上。

1933年，他在瑞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年毛泽东40岁，谭启龙20岁出头。

毛问他：“你多大？”他说：“20。”毛看他脚上的布鞋烂了，拍拍他肩：“农村无产阶级，才是根。”

那一夜，他没睡，第二天，申请调去卫生队，后又转做宣传，夜里抄标语，白天送情报，枪法不行，但主意多，出勤从不掉队。

1940年，东南局调他去浙东，那里不安分，日本、顽军、土匪三股势力混战，他带人打下第一个村，用的是缴来的汉阳造步枪。

三年后，他手下有一千多人，浙东根据地发展到400万人口，他成了“浙东根据地创始人”。

1951年谭启龙、谭震林、罗瑞卿在南京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谭启龙没有戴军衔，部队里叫他“政委”，后来他自己说：“我不是打仗出名，是干活出名。”

新中国初年，他先到浙江任省委书记，整匪、修渠、推土改，事无巨细。“这人不讲空话”，浙江干部这样形容他。

1954年调任山东，他到济南第一天，连夜赶去莱阳，一地三旱，百姓守着水库没水喝，他蹲村五天，每天一个会，第六天回济南，拍板修渠。

那年山东成了全国粮食重点省。

中央开始注意这个人。

后来，他陆续在福建、四川也干过，一省接一省，他成了“书记专业户”。

1950年谭启龙与刘少奇在杭州留影

70年代初，他被调离岗位，没交代原因，也没人提他，他每天早起看报、听广播，偶尔给下级写信，字正腔圆。

有一年，他在青岛住院，医院安排他住单间，他拒绝，说病房太空，反而“没意思”，医生说他高血压，他反问：“血压高，干活就能降。”

等调令下达，他只说一句话：“我不算复出，我只是继续上班。”

青海对很多人来说，是远，是冷，是清苦。

但对谭启龙来说，那是一片新地，一个空白的画布。

他坐上绿皮车，用了三天三夜，下车那天，西宁下了雪，地上冻着冰碴，迎接他的是几位地委干部。

“谭书记，欢迎。”

他点头，没寒暄只问：“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农业机械化滞后，牧区没通电。”

“还有呢？”

“干部动荡。”

他没说话，望着远处的山，一阵风吹来，帽檐轻轻动了动。

华国锋不是谭启龙的老战友，两人交集极少，这个任命不是感情账，是政治账。

1976年，全国缺的不是人，是能干事的人。

老干部复出潮已经开始，谁安排去哪里，不是论资排辈，是看哪个地方稳不住，哪个人能稳住。

组织部开会时，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多数是北方系统出身，没西部经验。有人提到谭启龙，说了一句：“他在东南打过仗。”

又有人接话：“他在山东干得动，能压住局面。”

有人提醒：青海不像山东，一个山高路远，一个地广人稀，一个吃麦子，一个吃羊肉。

会场安静了几秒，最后一句话来自中组部一位负责人：“他不讲条件，派到哪，就去哪。”

当天晚些时候，电话接通，华国锋说：可以去。

组织部的人补了一句：“是青海。”

谭启龙笑了，说：“我看过地图了。”

没人问他怎么看到的地图，也没人知道他早已画好路线图，他不是被安排，是准备好了等安排。

西宁的第一场干部大会，他站在讲台上没读稿，他只说了三件事：

第一，省委办公厅不许买新车；第二，干部下乡必须住群众家；第三，省委书记第一个下乡。

讲话完，他直接去了湟中县，坐的是一辆老北京吉普，车门还漏风。

下乡第一天，他在一户牧民家吃酥油茶，晚上睡土炕，他没换床垫，说：“就这挺好。”屋主说冷，他摆摆手。

第二天清晨，他自己提着暖水瓶出去倒水，回头一看，三名随员站在门外冻得直跺脚。

他笑，说一句：“你们要习惯，不然怎么干活？”

到青海三个月，他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推农业机械化。

青海多数地块分散，地形复杂，不适合南方式大面积机械作业，技术员说“难”。他没回办公室，直接跑了六个县，最后拍板：

“整片不行，就分段，能用电的用电，用不上电的用牲口带小农机。”

第二，建畜牧合作点。

不少牧民住帐篷，孩子上不了学，谭启龙提出集体放牧、集中建房，有人说这和公社像，他回答：“这是生活安排，不是制度。”

第三，抓干部队伍。

不少人调来青海心有怨气，开干部会，他直接点名：

“有本事的，就上山下乡给我干一年，没本事的，写申请回去。”

无人接话，半月后，干部自发成立了“机耕突击队”，第一个报名的是他在浙江时的一个老下属。

有次到果洛州检查工作，地方领导安排了两个套间，谭启龙转头就走，住进了州委招待所的旧房间，半夜冻醒了，第二天笑着说：“以后记得多给被子。”

但第二天会议，谁迟到谁点名。

他和青海日报的记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问问题：

“你们的发行量是多少？”、“牧区能不能送到？”、“有没有人看？”

记者一时答不上来，他没发火，只说一句：“要真没人看，办它干什么？”

1983年，组织部通知他调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他没有开送别会，也没有交接仪式，干部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

青海省委大院，晚上挂着半旗，没有人安排，是几名年轻干事自发挂上的，第二天清早，旗又升了上去，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谭启龙上车前，司机问他：“回北京吗？”

他摇头：“先去南方，看看水利项目。”

这不是一个退休干部的故事。

这是一个干到最后一刻的人，他没有“归隐”，也没有“余生安度”，他从没想过“收场”，只想着“还没干完”。

从江西放牛娃，到西宁书记，他换了地方，没换节奏，用自己的方式，把最后一段路走得干净利落。

来源：健康陪伴丁医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