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世人对王朝更迭的固有印象，仿佛末代帝王必遭屠戮，前朝皇族难逃清算。但翻阅史册便会发现，中国古代绵延千年的“二王三恪”制度，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新朝定鼎后，非但不斩草除根，反而对前朝皇族封王赐地、礼遇有加，让其世袭爵位、奉祀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世人对王朝更迭的固有印象，仿佛末代帝王必遭屠戮，前朝皇族难逃清算。但翻阅史册便会发现，中国古代绵延千年的“二王三恪”制度，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新朝定鼎后，非但不斩草除根，反而对前朝皇族封王赐地、礼遇有加，让其世袭爵位、奉祀先祖。这项被《礼记·郊特牲》称作“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的政治传统，藏着古人“以仁驭天下”的顶级权谋，更演绎了无数颠覆认知的历史传奇。

“二王三恪”，绝非新朝帝王的一时仁慈，而是植根于华夏礼制的政治智慧。《论语·尧曰》记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正是制度的思想源头——新朝通过册封前两至三个朝代的皇族后裔为“恪”（“恪”者，敬也），以宾客之礼相待，不臣之、不辱之，核心是借“续祀前朝”宣告“天命转移”，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正如《白虎通义·三正》所言：“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也。”早在尧舜时期，便有舜以尧之子丹朱为“虞宾”、不施臣礼的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更是“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同时册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让其奉守殷祀，正式将“二王三恪”制度化。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礼记》时直言：“尊二王之后，以为三恪，所以通三统，师法其道而治天下。”可见，这是新朝安抚前朝旧臣、化解反抗情绪、快速稳定政局的精妙手段：连前朝皇族都能善待，天下苍生还有何疑虑？

“二王三恪”制度下，最传奇的莫过于曹魏后裔所封的“陈留王”。《晋书·帝纪第三》记载，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晋，“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不仅给予万户食邑，更允许其在封国内“行魏正朔，用天子礼乐”，受诏时可“不拜不名”，礼遇远超一般诸侯。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爵位并未随西晋灭亡而断绝，反而历经西晋、东晋、刘宋、南齐四朝，传承十代君主，延续长达165年，比西晋、东晋的国祚还要长久，堪称“亡国爵位的天花板”。无独有偶，《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曹丕篡汉后，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刘协在封地安享14年，死后“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子孙世袭山阳公爵位四代，善始善终。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后，亦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终其一生未遭迫害，正是“二王三恪”制度的生动体现。

并非所有王朝都能践行“二王三恪”的真谛，不少政权只是将其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背后暗藏杀机。《宋史·瀛国公纪》记载，元朝灭宋后，忽必烈表面封宋恭帝赵显为瀛国公，实则强迫其剃度为僧，远徙吐蕃，最终因一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的诗，被疑有复国之心，遭赐死身亡，所谓“优待”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骗局。

五代十国时期，朱温更是将伪善演绎到极致。《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后，封唐哀帝李柷为济阴王，迁居曹州，仅一年后便“遣人鸩杀之，年十七”，随后随便找了个唐朝远支后裔凑数，彻底违背“继绝世”的初衷。而金国对待宋徽宗、宋钦宗的手段，更显羞辱——《金史·太宗纪》记载，二帝被俘后，被封为“昏德公”“重昏侯”，名号充满贬斥，虽有爵位之名，实则沦为阶下囚，最终客死异乡，所谓“礼遇”不过是胜利者的精神打压。

值得一提的是，秦朝是唯一一个彻底抛弃这一制度的大一统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灭六国后，“虏赵王迁，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尽诛其王族”，对各国皇族赶尽杀绝，结果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建立后，刘邦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至汉武帝时“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邑三千户”，重启“二王三恪”，正如《汉书·成帝纪》所言：“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此举极大稳定了统治根基，为汉朝四百年基业埋下伏笔。

“二王三恪”制度在唐朝发展至顶峰。《旧唐书·高祖纪》记载，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隋恭帝杨侑为酅国公，食邑万户；封北周后裔宇文氏为介国公”，二者并称“二王后”，享受“八议”特权，犯罪可减免刑罚，朝会班位在诸王之上。武则天时期，更是别出心裁，改封周朝、汉朝后裔为“二王”，舜、禹、商汤后裔为“三恪”，正如《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天后革命，改封周、汉之后为二王，虞、夏、殷之后为三恪。”将这一制度玩出了新的政治花样，以此彰显自身统治的正统性。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誓碑遗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随后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此后宋朝历代皇帝皆恪守祖训，崇义公爵位传承不断，成为“二王三恪”制度的又一典范。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封元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赐第京师”；至清朝初期，顺治帝曾有意封明朝后裔为“二王”，但因满汉矛盾尖锐、朝臣争议不断，最终未能落实，延续千年的“二王三恪”制度，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资治通鉴》有云：“夫取天下以力，守天下以仁。”回望千年历史，“二王三恪”既是古代政治的智慧结晶，也是人性与权力的试金石。它以“续祀前朝”为外衣，以“安抚人心”为内核，用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政权过渡，减少了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成为华夏文明“大一统”延续的重要纽带。那些真正践行这一制度的王朝，往往能更快凝聚人心、长治久安；而背离者，多难逃短命或动荡的命运。

来源：山海拾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