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刚在渭南之战中击溃马超、韩遂十万大军的曹操,正准备趁胜追击,一举荡平凉州这个心腹大患。此时的马超已成惊弓之鸟,逃到汉阳郡上邽苟延残喘。只要再给曹操两个月时间,西北问题将彻底解决,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211年十月,长安城外,秋风萧瑟。
刚刚在渭南之战中击溃马超、韩遂十万大军的曹操,正准备趁胜追击,一举荡平凉州这个心腹大患。此时的马超已成惊弓之鸟,逃到汉阳郡上邽苟延残喘。只要再给曹操两个月时间,西北问题将彻底解决,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封来自邺城的加急军报,让曹操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仓促退兵。
这封军报的内容只有八个字:冀州河间,田银作乱。
谁也没想到,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民——田银和苏伯,他们在河间郡掀起的一场起义,竟然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进程。这场起义的规模有多大?影响有多深远?史书上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11年九月。
渭南之战后,关西十部诸侯的联军土崩瓦解。马超逃往凉州,韩遂败退金城,其余诸侯各自逃回老巢。曹操兵锋所向,无人能挡。他北上安定郡临泾,守将杨秋望风而降。
这个时候,摆在曹操面前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凉州别驾杨阜急切地劝谏曹操:"马超在雍凉威信极高,若不趁此机会彻底消灭,陇山以西将不再是国家的了。"
杨阜的话不是危言耸听。这位凉州二把手太了解马超的能量了。马超不仅骁勇善战,更重要的是他在西北少数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给他喘息之机,他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曹操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邺城的军报接二连三地送来。**田银、苏伯在河间郡起义,冀州、幽州多处响应,声势浩大。**更要命的是,这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叛乱,而是一场波及两州、牵动数郡的民变。
《三国志·杨阜传》记载了曹操当时的反应:"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
"仓卒"二字,道尽了曹操的无奈。"为备不周"四字,则暴露了这场起义的严重性。
一个统一天下指日可待的丞相,竟然被后方的一场民变逼得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战略目标,仓促撤军。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曹操统治根基的深层危机。
要理解田银、苏伯起义的爆发,我们必须把时间线再往前推几年。
207年,曹操扫平河北袁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那个时候,天下人都以为曹操一统江山已成定局。虽然日子艰难,但百姓咬着牙忍了——毕竟天下将定,再熬几年就好了。
这种"忍耐"的心理预期,建立在一个朴素的信念之上:曹操是真龙天子,他能平定乱世。
可208年十二月的赤壁之战,彻底打破了这个幻象。
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南下,结果惨败而归。209年底又丢失了战略要地南郡。北方的百姓突然发现:原来曹丞相也不是真龙天子,统一天下没那么容易。
这个认知上的转变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人们原本的"忍耐"失去了心理支撑。既然天下还要乱很久,既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那为什么不赌一把?
210年底,并州太原人商曜率先起事,打响了三年来反对曹操统治的第一枪。211年三月,马超等十部关西诸侯聚集十万大军反曹。同年七月,田银、苏伯在河间郡揭竿而起。
这三场起义,时间上如此密集,绝非巧合。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民心基础已经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在我看来,田银、苏伯起义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们的军事实力有多强,而在于这场起义暴露了一个致命问题:曹操苦心经营的冀州根据地,民心已经动摇了。
七月,曹操离开邺城亲征潼关时,他把监国的重任交给了儿子曹丕。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曹丕虽然聪慧过人,但毕竟年轻,缺乏独当一面的经验。曹操深知这一点,所以给他配备了一个豪华的辅政团队:
奋武将军程昱,曹操的老战友,足智多谋;左护军徐宣,原广陵太守陈登器重的人才,统率邺城兵马;丞相府留府长史国渊,经学大师郑玄的得意弟子,主管邺城一切事务;五官中郎将署功曹常林,做过博陵太守、幽州刺史的能臣。
有这样的班底,按理说应该万无一失。
但田银、苏伯起义的爆发,还是让年轻的曹丕慌了神。他的第一反应是像父亲一样御驾亲征,建立功业。
这个想法差点酿成大祸。
常林及时劝阻了他。这位熟悉幽州、博陵的老吏说了一番极有分量的话:"以我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官民都渴望和平、厌恶战争,安分守己的占大多数。田银、苏伯虽然闹得动静大,但智谋有限。况且丞相正远征强敌,您为他镇守天下,若轻易亲征,丞相会认为您聪明吗?"
最后一句话,点醒了曹丕。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政治判断力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或储君最忌讳的就是在父皇远征时擅离职守。哪怕是去平叛立功,也会让父皇心生疑虑:你是真的想立功,还是想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
曹丕悬崖勒马,派将军贾信率军出征。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贾信不负众望,很快就消灭了起义的首要分子。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被包围的起义军有上千人请求投降,杀还是不杀?
这看似是个军事问题,实则是一道政治选择题。
曹丕召集众人商议,有人搬出了曹操的旧军规:被包围了才投降的敌军,一律不赦免。
这是曹操早年用兵的铁律,目的是以威震慑敌人,让他们在被包围前就投降,减少攻坚的损失。多少人因为这条军规而死于刀下,曹操的"不赦"之名也由此传遍天下。
按照旧例行事,似乎顺理成章。
但程昱敏锐地察觉到,情况已经变了。
他劝阻曹丕说:"从前丞相此令的目的,是当时强敌很多,要以威震天下。现在天下将定,这些反叛的是冀州百姓,是自家人。情况不同了,杀了无益。即便要杀,也应该先请示丞相。"
其他人反对:"军事有专,用不着请示!"
程昱不再说话。
曹丕起身入内室,把程昱单独叫进去,问:"您应该还有话没说完吧?"
程昱这才说出了真心话:"专命,是针对临时变故的。现在那上千降兵掌握在贾信手里,又不会发生变故,所以我不希望将军专命啊。"
这番话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如果你不请示就杀了这些降兵,丞相回来后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认为,你这个儿子在培养自己的权威,在刻意模仿他早年的杀伐风格?更要命的是,这些可都是冀州的百姓,杀自家人和杀外敌,意义完全不同。
曹丕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凶险。他派人快马加鞭请示曹操,曹操的回复果然是:不杀。
后来曹操回邺城得知此事,大为赞赏程昱:"你不但善于军事计谋,还很会处理别人的父子关系!"
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父子之间的政治关系永远是一个雷区。程昱用一次谨慎的劝谏,既保全了曹丕的前途,也维护了曹操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上千条人命。
不得不说,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贾信消灭了田银、苏伯等首领,但起义的余波依然汹涌。曹操之所以"仓卒退兵",正是因为这场起义并没有被彻底平定。
十月,曹操从长安返回后,立即任命安西将军曹仁兼任骁骑将军,统率七支军队讨伐冀、幽两州的起义军。
七支军队!这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曹操当年平定袁氏兄弟、征讨乌桓、甚至潼关大战,投入的主力部队也不过如此。现在为了镇压一场民变,竟然要动用如此规模的兵力,可见这场起义的影响力之大、波及之广。
其中一军,由鲜卑大人轲比能率领三千多骑兵,跟随护乌丸校尉阎柔作战。连鲜卑骑兵都要调动,说明起义军的战斗力和流动性都不容小觑。
曹仁不负众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征讨,终于将起义彻底扑灭。被抓捕的余党本应以叛乱罪处死,但丞相府留府长史国渊认为他们并非首恶,请求免死。曹操批准了,因国渊而免死的有一千多人。
更有意思的是战报的写法。历来破贼文书都要夸大战果,一个敌人写成十个。但国渊呈送给曹操的战报,所写的斩获数都是实际数字。
曹操问他为什么写实数,国渊的回答堪称经典:"征讨外敌,可以多报斩获以鼓舞百姓;但河间郡在您的冀州境内,虽然消灭叛逆有功,但叛逆数量越多,我越觉得是羞耻的事。"
这番话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不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而是统治失败的耻辱。
曹操听后大为赞赏,将国渊升为魏郡太守。这个人事任命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曹操需要更多像国渊这样能体察民情、懂得分寸的官员来治理冀州。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拉回到更宏观的层面。
211年的潼关之战,原本是曹操统一北方、进而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马超等关西诸侯一败涂地,只要曹操能趁势追击,彻底荡平凉州,西北问题将不复存在。
但田银、苏伯的起义,硬生生地给这个历史进程按下了暂停键。
曹操不得不在"对凉州备不周"的情况下仓促退兵。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什么?
两年之后,也就是213年,马超果然如杨阜所言,卷土重来。他联合氐人攻占凉州治所冀城,逼降刺史韦康,杀死不肯投降的别驾阎温,一时间搅乱西北。
曹操不得不再次组织大军西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此时的天下格局,已经固化为魏蜀吴三足鼎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统一大业。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果没有田银、苏伯的起义,曹操是否能在211年就解决马超问题?如果解决了马超,是否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孙权和刘备?
这场由两个草民发起的起义,是否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
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田银、苏伯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史书上甚至连他们的具体事迹都没有详细记载。他们只是两个活不下去的普通百姓,在走投无路时选择了起义。
但恰恰是这样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民变,却在关键时刻牵制了曹操的战略部署,让马超得以喘息,进而改变了整个三国的历史格局。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透过田银、苏伯起义这个历史切片,我们能看到更深层的东西。
曹操的北方统治,表面上看强大稳固,实则危机四伏。赤壁之战的失败,不仅是一次军事挫折,更是一次民心基础的坍塌。
百姓原本愿意忍耐艰苦,是因为相信乱世即将结束。当这个信念破灭后,整个统治的合法性根基就开始动摇。商曜的起义、马超的反叛、田银苏伯的造反,都是这种动摇的外在表现。
曹操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很清楚,相比于追杀马超这个外部威胁,内部的民变更加危险。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哪怕军事上再强大,也难以持久。
这就是为什么他宁愿放弃消灭马超的机会,也要仓促退兵平叛。因为他明白,根基不稳,再多的对外胜利都没有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田银、苏伯起义的历史意义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不仅改变了曹操的军事部署,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了曹操:你的统治出了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曹操在处理降兵问题上如此谨慎,为什么他赞赏国渊写实数战报,为什么他重用能体察民情的官员。他在试图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统治根基。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211年的退兵,让曹操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最佳时机。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再也没能找回那个机会。
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留下了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去日苦多,何尝不是在感叹那些错失的历史时机?
而那两个在史书上连详细记载都没有的草民——田银和苏伯,他们或许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次铤而走险,竟然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有时候,改变历史进程的,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那些被逼上绝路的普通人。
民心,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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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曹仁传》《程昱传》《国渊传》《常林传》《杨阜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4. 方诗铭、方小芬:《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 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华书局,2009年版
来源:作者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