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8月25日,印度最高法院就涉及喜剧演员与社交媒体网红的案件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法院责令印度单口喜剧演员萨迈·拉伊纳(Samay Raina)、维普尔·戈亚尔(Vipul Goyal)、巴尔拉杰·帕拉姆吉特·辛格·盖伊(Balraj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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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5日,印度最高法院就涉及喜剧演员与社交媒体网红的案件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法院责令印度单口喜剧演员萨迈·拉伊纳(Samay Raina)、维普尔·戈亚尔(Vipul Goyal)、巴尔拉杰·帕拉姆吉特·辛格·盖伊(Balraj Paramjit Singh Ghai)、尼尚特·贾格迪什·坦瓦尔(Nishant Jagdish Tanwar)及索纳莉·塔卡尔(Sonali Thakker)就其YouTube视频中的言论向投诉方公开致歉。批评者指控,这些内容涉嫌嘲弄残障人士,触犯了道德底线。
法院此次审理合并了三起案件。其中两起涉及印度YouTuber兰维尔·阿拉哈巴迪亚(Ranveer Allahbadia)与阿希什·钱查尼(Ashish Chanchlani)提交的请愿书,他们试图合并多份针对其在真人秀节目《印度达人秀》(India's Got Latent)中言论的警方投诉(初报),这些争议主要源于涉及父母与性话题的玩笑。第三起案件则是由印度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治愈基金会直接对萨迈·拉伊纳等多位喜剧演员提起的诉讼。
印度最高法院此次裁决的直接导火索,源于印度非政府组织“SMA治愈基金会”提交的一份令状请愿书(W.P.(C) No. 460/2025)。该组织长期致力于罕见遗传性疾病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权益倡导,指控相关喜剧演员在YouTube节目《印度达人秀》中,公然嘲弄SMA患者及其他残障群体。
请愿书特别提及了SMA治疗所需的惊人费用——这种针对婴儿的基因疗法注射剂价格高达1.6亿卢比(约合181万美元)。在节目中,萨迈·拉伊纳提及了一场真实存在的慈善募捐活动,该活动本旨在为一名两个月大的SMA患儿筹集基因治疗费用。然而,拉伊纳却将此事描述为“疯狂之事”,并戏谑地暗示患儿母亲将因这笔治疗费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在节目的另一片段中,拉伊纳在与一名视障人士对话时问道:“我该注视你哪只眼睛?”这一言论被部分观众解读为对视障者无法进行眼神交流的嘲弄,涉嫌贬低残障人士的尊严。
喜剧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讽刺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批评者则反驳,部分喜剧演员已经逾越了道德底线与社会规范。随着印度脱口秀与网红文化的野蛮生长,加之YouTube等平台的推波助澜,这场关于“笑话边界”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最新的裁决中,法院明确划定了一条界线:创作者必须对商业性质的内容承担额外的责任。
由印度法官苏里亚·坎特(Surya Kant)和乔伊马利亚·巴吉(Joymalya Bagchi)组成的合议庭指示政府制定针对数字内容的监管指南。法院强调,相关规则必须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维护边缘群体尊严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裁决指出,数字平台日益商业化的趋势可能对言论产生寒蝉效应,这恰恰凸显了制定新规范的必要性——当表达行为受到商业利益驱动时,更需确保其性质是负责任的。
2025年8月25日的这项裁决在印度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清晰地展示了司法机构如何推动数字空间问责机制的完善。批评人士早已指出,脱口秀演员和网红常常在幽默与伤害的边缘试探。
该裁决直接触及印度宪法的核心框架。《印度宪法》第19条第1款(a)项保障言论自由,但第19条第2款同时规定,为维护公共秩序、道德和体面,可实施“合理限制”。第21条则将保护范围延伸至生命权与人身自由权。法院据此逻辑,将边缘群体的尊严权明确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畴。
法院指出,虽然讽刺与幽默受宪法保护,但侵犯他人尊严的商业内容并不享有同等豁免权,可能面临进一步监管。随着数字讽刺内容逐渐主流化,YouTube等平台上承载的挑衅性内容不断增加,此项判决无疑向创作者发出了审慎行事的强烈信号。
2025年8月的这项裁决,实则是印度围绕喜剧演员与言论自由长期争议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国家,幽默创作常因引发公众反弹而遭遇法律审查。
2021年,印度喜剧演员穆纳瓦尔·法鲁基(Munawar Faruqui)因涉嫌“冒犯宗教情感”被捕并被取消演出。同年,另一位喜剧演员库纳尔·卡姆拉(Kunal Kamra)因发布讽刺政界领袖的评论而面临藐视法庭的诉讼,这一举动被舆论广泛视为司法对艺术言论的越权干预。更早追溯到2015年,喜剧团体“全印笑匠”(AIB)因《Knockout roast》节目遭警方立案调查,被控淫秽及有伤风化。这些案例无不凸显了讽刺艺术与社会敏感度之间持久的张力。
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舆论的放大下,揭示了在印度多元社会中捍卫言论自由的艰难——一句玩笑可能瞬间演变为法律纠纷或文化冲突。最高法院最新的裁决延续了这一监管逻辑,但将焦点精准转向了“商业化内容”的责任归属,强调需要更清晰的法规来防止司法越权,同时保障合法的表达空间。
目前,印度关于数字内容的法律框架仍显得支离破碎。2000年的《信息技术法》及2021年的《中介指南与数字媒体道德守则》,仅通过“平台在收到通知后应删除非法内容”这一表述来规制平台责任。虽然平台可选择自愿执行,但虚假代言和网红广告需遵守2019年《消费者保护法》,并受印度广告标准委员会(ASCI)的进一步规范。
2021年的《信息技术规则》主要通过广播及OTT(Over-the-top)监管来约束平台方,而非针对个人内容创作者。
这种拼凑式的监管体系,导致包含了幽默、评论及商业推广的变现内容处于巨大的监管真空地带。最高法院已指示政府填补这一空白,并指出在数字时代快速创新的背景下,零散的监管框架已显低效。
判决引发两极反应
各界对这一判决的评价褒贬不一。印度脊髓性肌萎缩症基金会对此表示欢迎,其代理律师阿帕拉吉塔·辛格(Aparajita Singh)称,当喜剧演员在听证会上无条件道歉时,“理性终获胜出”。相反,众多观众及社交媒体用户批评该裁决是司法越权的尴尬案例。他们认为,节目中残障参与者系自愿进行“自嘲式幽默”,此类法律干预非但无助于艺术表达,反而会削弱其表现力。
印度媒体与公众的反应也呈现两极分化。《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和《今日印度》(India Today)等主流媒体赞扬该判决在网红内容日益商业化的时代强化了社会敏感度。而《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及众多X平台(原推特)用户则批评社会的虚伪性——人们一边谴责网红创作的黑色幽默,一边却对其他领域更为露骨的内容宽容以待。
创意自由领域的分析人士警告,此举将产生更广泛的寒蝉效应。媒体律师兼言论自由倡导者阿帕尔·古普塔(Apar Gupta)在Storyboard18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该判决可能抑制讽刺与政治评论——在诉讼频发的网络环境中,创作者为规避司法审查,或许将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随着印度数字讽刺文化走向主流,创作者正变得高度敏感——这与国际社会在遏制有害信息的同时保障幽默讽刺民主化的努力相呼应。最高法院强调建立统一政策与道德框架的立场具有充分依据,这凸显了数字自由与社会责任应互为补充而非对立的关系。这种平衡建立在维护尊严与最小化伤害的基础上,正是平台、政府与艺术家共存并推动民主发展的根基。
镜头之外,孟买的演播室里灯光依旧刺眼,但空气中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那些曾经引发哄堂大笑的段子,如今被置于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则是法条中关于尊严的定义。屏幕的光亮照不到的地方,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和他们真实的困境。在这个流量即金钱的时代,法律划下的这道隐形红线,或许会让笑声变得迟疑,但也可能让下一次的幽默,多一分对他人的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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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米特·库马尔·辛格 (Sumit Kumar Singh)
苏米特·库马尔·辛格是一名印度记者。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