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导演杨洁自传(3): 烽火中的成长从凶屋惊魂，到14岁发表小说

摘要：1938 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街上时常有游行的人群，他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号召大家同心抗日；还有人在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妈妈还带着我去 “妇女抗日救亡会”，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我在那里学会

从父亲最初担任协进中学教务长，到后来在成都大学任教、《华西日报》担任主笔，我在成都一共住了八年。

1938 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街上时常有游行的人群，他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号召大家同心抗日；还有人在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妈妈还带着我去 “妇女抗日救亡会”，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我在那里学会了一首歌：“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爱国男儿举刀枪。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

我特别喜欢那种热烈、紧张、同仇敌忾又众志成城的氛围，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奋不顾身地忙碌着。

父亲当时在协进中学任教务长，那段时间是我最自由的日子。他经常不在家，就算回家，也会有很多学生来家里，他们关起门来不知谈论些什么。父亲根本顾不上我的学习，我也就有了很多时间读自己喜欢的小说。

我们楼上住着著名作家萧军夫妇。我读过萧军先生的《八月的乡村》，对他的名字早有印象。他常常穿着皮夹克、马裤，脚踩一双锃亮的马靴，手里抡着一根手杖，看着特别时髦。他见到父亲总会热情打招呼，有时也会来家里和父亲谈心。

萧军先生的夫人萧红女士则显得不那么随和，从来没到过我们家。没过多久，他们突然就不见了踪影。父亲说，他们去了进步人士聚集的解放区。

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几乎天天都来。无论白天黑夜，刺耳的警报声时时响起，炸弹随时可能落在任何地方。我们每次都得跑很远去躲避空袭，父亲决定听从张雪岩伯伯的建议，搬到乡下避难。

于是我们搬到了离成都约 15 里远的士桥镇，张伯伯给我们腾出了一间空房，那个院子叫王家大院。这个新家让妈妈满心烦恼：屋顶是茅草铺的，因为潮湿长了很多肉虫子，还经常从房顶上掉下来！我常常听到妈妈因为虫子掉在身上发出的尖叫声，可爸爸总说她 “大惊小怪，连个虫子都怕”，他自己不怕，抓起虫子就摔在地上踩死。

我也恶心这种肉乎乎的虫子。有一次，我觉得脖子里有东西在动，妈妈一看原来是条虫子，我吓得哭了起来，直到爸爸过来才把虫子抓走。我坚决要求：“我不在这儿住了！咱们搬走吧！”

不久后，我们搬到了一个叫茅桥的地方，离成都更远了。父亲要去城里教书，得走更远的路才能赶到长途汽车站。我们住的是大院外一处单独的房子，里面有一大一小两间屋，爸爸妈妈住外屋。他们的房间是长形的，一头是卧室兼书房，另一头是乡下的大锅大灶，我感觉就像住在厨房里一样！房子很高，虽是瓦房，却因为长期没人住、光照不足，显得格外阴冷。妈妈之前没看过房子，搬来后才发现条件这么差，又听说这里有土匪不安全，便不断抱怨。可爸爸只说：“这是熟人介绍的，就凑活住一段吧。现在是夏天，房子阴冷些反倒凉快！”

我却很喜欢这个新居，虽然房间很小，摆上一张小床和书桌就转不开身，但终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小屋门正对着外屋，因为天热没关门。夜深人静时，一阵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而且醒得格外彻底。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好像有人在撕东西。是谁呢？我睁大眼睛，难道是妈妈起来烧火做早饭？可天还没亮啊！声音越来越清晰，我想叫妈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想动也动不了！

这时，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在门外缓缓走过，走过去又走回来，那根本不是妈妈！是贼吗？还是别的什么？无数恐怖的想法涌上心头。我拼命挣扎，想敲响床头叫醒妈妈，可就是动弹不得。我又踢又打，想要挣脱那无形的束缚，最后终于敲响了床边，发出了声响。这时听见爸爸问：“你在干什么？还不睡觉？”

我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了许多：“是不是妈妈起来了？”

“什么？”

“妈妈，你是不是起来了？”

妈妈的声音传来：“没有，快睡觉！做梦了吧？”

我安慰自己：“没事，是个梦！” 可那种真实的感觉，根本不像做梦！

第二天，爸爸外出后，我和房主家的丫头聊天时说起了昨晚的怪事。她告诉我：“这房子一直没人住，因为它是个‘凶屋’，里面吊死过一个女人，之后就总闹鬼，谁都不敢来住，你们是第一家房客！” 她还嘱咐我千万别说出去，不然东家会打死她。

听了她的话，我吓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赶紧跑去告诉妈妈：“我昨天晚上看见的是鬼！”

妈妈不信：“胡说，哪来的鬼！”

我把从丫头那里听来的话详细转述给她，妈妈表面上让我别信这些传言，但我能感觉到，她其实也有些害怕了。

没过多久，我们就搬回了城里。但那天夜里看到的情景，至今仍在我心中留着疑团，我始终觉得，那不是一场梦。

1941 年，我们还在乡下时，家里经常有一对夫妇来访，他们是陈传刚和王汝琪。每次来，他们总会和父亲关起门来长谈。不久后，父亲就让妈妈带着我，和他们一起出门。我见妈妈准备了不少衣物，像是要出远门，她告诉我：“我们去找小姨妈！”

我们和陈传刚夫妇一起坐大客车出发了。车上人很多，十分拥挤，什么样的人都有。陈传刚夫妇的座位离我们很远，一路上也不怎么招呼我们。我问妈妈：“他们怎么不理我们？” 妈妈只是摇头，没有回答。这辆破旧的客车走得很慢，几天后才到剑阁。

那天晚上，陈叔叔突然来和妈妈悄悄说了些什么。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独自出发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我十分不解，追问妈妈原因。她只说：“我们等车。”

我急了：“车都走了！还等什么车？”

妈妈才说：“等回成都的车。”

“我们不去找小姨妈了吗？”

妈妈这才告诉我实情：陈传刚夫妇说前面就是分界线，路途很危险，带着孩子不方便，所以劝妈妈不要再往前走，还是回家最安全。妈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等返程的车。

我气愤地说：“他们明明是怕我们拖累，故意甩掉我们！”

妈妈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前面确实不安全，回去也好，下次有机会再去。就这样，我和妈妈回了成都。父亲见到我们回来，一开始很意外。我向他抱怨陈叔叔自私，不肯带我们走，他安慰我说：“算了，下次吧，你肯定会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未能成行的旅程，目的地原来是延安。

回到城里后，父亲在《华西日报》担任主笔，大部分工作都在家里完成。他在家的时间多了，就又开始抓紧我的学习。

父亲给我的课本都是枯燥无味的政治、历史书籍，妈妈则负责教我历史和地理。我对历史还算感兴趣，尤其是古代史，因为里面有故事、有人物，我都把它们当成故事来读。可政治书实在太难懂了！像《政治经济学》《科学历史观教程》《联共党史》等等，要是没离开家，他接下来还准备让我读《资本论》。更特别的是，我的第一部英文课本，竟然是《共产党宣言》！就连教我英语的老师 —— 父亲的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父亲怕我偷懒，每天都会考我当天的读书内容。我的记性很好，几乎过目不忘，虽然不太懂书中的意思，但每天都能背些内容应付他的考试。

我相对喜欢的是几本通俗小册子，比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它们都是大白话，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 “什么是‘左派’关门主义和‘右派’投降主义？” 父亲解释说：“关门主义是不和国民党联合抗日，还要打倒它；投降主义是只讲联合国民党打日本，放弃自身的独立性。” 我还是不懂：“是关门好还是独立好呢？” 他说：“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我又问：“现在不是联合国民党抗日吗？这是不是投降呢？” 父亲的解答，终究没能让我完全明白。

父亲不仅重视我的中文学习，也抓得很紧我的外语。因为他的学生里人才济济，我每周单日学英文，双日学俄文，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我喜欢学这两种语言，当时苏联是二战中的英雄国家，他们正艰苦地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学习他们的语言让我觉得很有意义。但我觉得俄语发音不太好听，更喜欢英文，因为希望自己能看懂美国电影，不用依赖字幕。

我不愿意练习会话，只愿意看和听，因为不好意思在老师面前发音不准，所以死也不肯开口。老师向爸爸告状，说我不肯读出声，将来没法会话。爸爸却笑着说：“她不发音就算了，只要能看书就行，反正也不用去和外国人打交道！”

慢慢地，我看美国电影时已经能听懂一半以上的内容了。我还翻译过一篇英文短篇小说和一篇俄文短篇小说，都用 “杨励贤” 的名字发表在了 1945 年的《华西日报》上。爸爸对我的这份 “答卷” 很满意，可惜后来长期不用，这些外语知识现在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13 岁时，家里又添了新成员 —— 妈妈生下了一个小妹妹。因为生活拮据，我们每天的饭食大多以青菜豆腐为主，很少有肉类。妈妈营养不足，妹妹的身体也不太健康，她长得瘦弱，还特别爱哭，而且一哭就停不下来。

爸爸给她做了一个摇篮，我又多了一项摇摇篮的任务。一开始我还挺高兴，以为这样能减少读政治书的时间，可后来发现，要让这个小家伙不哭，实在太难了。不管怎么摇，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一哭，爸爸在隔壁屋就会问：“她怎么了？你摇摇她呀！” 我气得使劲摇，把她在摇篮里摇得滚来滚去，结果她哭得更厉害了！这个小家伙，严重影响了我看小说的时间。

后来她学会走路了，我终于不用再摇摇篮，可为了不打扰父亲工作，我又得带她出去玩，这更增添了我的麻烦，她成了我看书的最大阻碍。每天我把书揣在怀里带她出去，像放羊一样让她自己玩，我则自顾自地看书。可她根本不满意，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居然会向爸爸告状，说我不和她玩！爸爸就会说我：“连个小孩都带不好，你哄哄她嘛！”

有一次，我把她带到后院，那里有个栅栏门，门旁有堆沙子。我让她在沙子堆旁玩，自己则拿出书来看。没想到她根本不玩沙子，反而去爬后门的栅栏，栅栏的空隙正好能让她爬进爬出。我抬头看她时，吓了一大跳 —— 栅栏上赫然贴着 “油漆未干” 的告示！再看妹妹，脸上、身上全是油漆，新衣服也变成了 “花衣服”！我急忙给她擦，可油漆早就渗进了布料里，怎么也擦不掉。为此，我又挨了爸爸一顿骂。

这个淘气的妹妹真让我头疼，直到她进了托儿所，我才算彻底 “解放”。

我很少有新衣服。15 岁时，妈妈请了一位裁缝到家里做衣服，居然一下子给我做了两件新旗袍。以前我的旗袍都像水桶一样，上下一般粗，而这位裁缝给我做的旗袍有了腰身，穿起来特别合身，尤其是穿上后像大人一样凸显了身材，让我格外高兴。

谁知爸爸一见，就大发雷霆：“谁让你穿成这样？成了大人了！不许穿！”

妈妈莫名其妙：“怎么不能穿了？”

“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了！她还是个孩子嘛！”

那以后，我再也没敢穿这两件旗袍。

我冬天没有大衣，妈妈带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挺漂亮的。这件衣服倒是没遭厄运，爸爸发现后，只说了一句：“太奢侈了，小孩穿什么呢子。”

同年，我们住的华西日报社里住进了一批文艺界名人 —— 应云卫先生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其中包括著名导演贺孟斧，演员张瑞芳、舒绣文、陶金、耿震、吕恩、李纬、金淑芝等，还有 “神童” 剧作家吴祖光、漫画家丁聪。他们都是我十分羡慕的对象。

吴祖光和丁聪住在报社里一个小湖（其实只是个大水池）上的圆亭里。亭子很小，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可他们两个人居然就住在里面。亭子的门总是开着，有一天我好奇地向里面张望，看见屋里放着两张小床，吴祖光和丁聪面对面坐在床沿上，膝盖都快碰到一起了，正在认真地讨论着什么。

当时吴祖光的 “神童作家” 名声已经很响，丁聪的漫画也颇具名气，我暗自佩服他们，生活竟然能如此简朴、能吃苦。

华西日报社大门内有一个破旧的台子，原来是学校操练或检阅用的，中华剧艺社经常用这个舞台排练新戏。我休息时，会瞒着父亲溜出去看他们排练《牛郎织女》《天国春秋》。陶金演《天国春秋》里的杨秀清，舒绣文演洪宣娇，张逸生演韦昌辉；《牛郎织女》里张瑞芳演织女，耿震演牛郎。我对他们简直着迷极了，着迷于他们的生活，更着迷于戏剧营造的另一个世界 —— 多么有意思，多么新奇！

应云卫先生和父亲也经常来往，时常在一起聊天。应先生的女儿比我大两岁，她文弱苍白，听说患有肺病，我很喜欢她。有一次，她问我：“你想参加我们剧团吗？”

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我矛盾了很久，终于壮着胆子向父亲提出想参加剧艺社的请求，可换来的却是一顿痛骂：“搞文艺？不可能！你的前途是去延安，去投身进步事业！”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许我和应先生的女儿来往。

不久后，中华剧艺社离开了成都，我当演员的梦想也成了泡影。我只能继续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书桌抽屉里藏满了我喜欢的书。我的书桌正对着爸爸的书桌，他专心写作时，我就偷偷拉开抽屉看书；他一抬头，我就赶紧把抽屉推回去，装作专心读政治书的样子。不知是我隐藏得好，还是爸爸没在意，他始终没发现我的这个小秘密。不过晚饭过后我就自由了，可以在枕边尽情阅读喜爱的书籍。

就这样，我读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前夜》《贵族之家》，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的《母亲》，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12 岁时，我就背熟了林黛玉的《葬花词》《问菊》《题诗帕》《悲秋》等诗词，还不止一次为她落泪。

15岁的杨洁

我很喜欢看美国电影。有几次，父亲外出时，妈妈就会带我去电影院。瑙玛・希拉演的《法宫艳后》《铸情》（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费雯・丽演的《魂断蓝桥》，泰隆・鲍华演的《碧血黄沙》，朗・钱尼演的《钟楼怪人》…… 那些优美的画面、动人的故事、悲惨的结局，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它们刻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依然清晰。

那些经典台词也让我深受触动。比如《钟楼怪人》里，卡西莫多抚摸着怪兽头像自语：“虽然我的脸像你一样丑陋，可我的心却不是石头做的！” 这句话让我开始理解，人的心灵美才是最重要的。

《法宫艳后》里，不幸的玛丽皇后站在断头台上那绝望的眼神，让我心灵震撼。那是法国的革命，法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可美丽的玛丽皇后依然让我心生同情。

《魂断蓝桥》里多次出现的主题曲，忧伤的旋律衬托着主角生离死别的命运，让我黯然神伤、潸然泪下。我至今还记得歌词：“恨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别离，水流呜咽，花落如雨，无限惜别意！白石为凭，明月为证，依心早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忆，爱心永不移！为君断肠，为君断魂，谅君早已知矣，恨重如山，命薄如絮，白首更难期！白石为凭，明月为证，依心早相许，天上人间，愿长相忆，此心永不移！” 歌词中蕴含的生死相依的深情，让我感动不已。

最让我深思的是《碧血黄沙》的最后几个场景：技艺精湛的斗牛士在竞技中受了重伤，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忠实的妻子陪伴在他身边。而此时，斗牛场上传来欢呼声，人们正在为新的斗牛士喝彩。镜头从落在斗牛士脚边的鲜花，摇向不远处 —— 那摊刚死去的斗牛士的鲜血还未干涸！这个场景让我陷入思考：人们竟如此喜新厌旧、善于遗忘，又如此渴望刺激、冷酷无情！这和鲁迅笔下那些争抢着沾人血的人们，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14 岁时，为了贴补家用，妈妈经朋友介绍，到邛崃县的敬亭中学教书，我也跟着妈妈去了那里。敬亭中学附近的一所小学里，有位语文老师请假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我就被借去临时代课，教一年级的语文。

有一天，我到学校早了些，其他老师还没到。学校后门有一间空屋子，平时一直大门紧锁，我路过时，突然发现窗户里有个女孩儿，她从窗户的直条栏杆中伸出手，向我呼救：“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我走上前去，看清那是个清秀的女孩儿，可她头发散乱，眼睛红肿，满脸泪痕，显得十分狼狈。

我问她：“你是谁？为什么关在这里？”

她语无伦次：“救救我！他们一会儿就要来了，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我不解地问：“谁？谁要来了？”

她带着恐惧说：“他们要捉我，我不回去，死也不回去…… 求求你，把门打开！”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喊叫声，后门 “砰” 的一声被撞开，十几个人涌了进来，校长也在其中。女孩儿立刻缩到了墙角，那些人一下子围住了小屋，校长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他们拥进屋里，把女孩儿拖了出来。

她拼命挣扎、哭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一个男人狠狠打了她几巴掌：“不回去？不回去就叫你死在这！再闹就打死你！”

我冲上前去阻拦：“为什么打人！不许打人！”

那个男人回头瞪着我，校长赶紧把我拉到身后，陪着笑说：“没事！这是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