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城里礼炮齐鸣时，远在西北野战军指挥部的王树声却在地图前发呆。他摸着那条从甘肃划到家乡麻城的红色铅笔线，忽然问副官：“麻城离这儿有多远？”副官答不出，他自己也没有尺子能丈量这条思念的距离。胜利的喜悦正浓，可在他脑海里翻腾的，是一张布

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城里礼炮齐鸣时，远在西北野战军指挥部的王树声却在地图前发呆。他摸着那条从甘肃划到家乡麻城的红色铅笔线，忽然问副官：“麻城离这儿有多远？”副官答不出，他自己也没有尺子能丈量这条思念的距离。胜利的喜悦正浓，可在他脑海里翻腾的，是一张布满皱纹却从未褪色的面孔——周家姆。那一刻，他决定：战事一了，必须回去见她，哪怕只剩一座荒坟。

从麻城项家冲到延安，再到祁连山下的古浪，王树声打了二十多年仗，找寻却从未间断。1927年冬天他在黄麻起义的枪声里崛起；1936年冬天他在西路军的雪窝里险死还生；1948年冬天他在中原决战的枪火里连连告捷。这三场“冬战”重新塑造了这位汉子，也一次次提醒他：若不是周家姆替他挡灾，自己恐怕早就长眠荒野。

故事得从1929年的腊月说起。那时鄂豫皖苏区正值第二次反“清剿”。王树声带着一个小分队在破寨岗附近整修工事，突然被国民党二十五师偷袭。部队分散，他跳出封锁线，只能暂避周家姆家。老人递给他一碗红薯粥，说：“树声，你喝口热的，外头冷。”十分钟后，追兵已到村口。周家姆挺身而出，替他应对，不到半个时辰，巷子里响起三声短促枪响，周政道倒在血泊中。王树声躲在柴垛后，胸口像被锥子扎了三下，却不能吭声。那天夜里，他趴在土炕边发誓：活下去，不仅为革命，也为替周家姆养老送终。

此事往后不到一年，苏区进入第三次反“清剿”。敌人火力大，他和徐向前被迫让部队分散游击。麻雀战开始。王树声整天猫在山沟，他随身只剩一支苏式步枪和两盒子弹。有人笑他：“司令，身边就六十发。”他回答：“多一个老百姓帮忙，就多一发子弹。”这种打法让敌人心惊，苏区得以延续，可他再也没时间回村。直到1934年大撤退，他走完长征，从此和家乡相隔万水千山。

1936年10月，西路军西征。那段日子在军史上写满了血。古浪河两岸大雪封山，枪膛一夜冻住，马家军的骑兵却像影子，随时扑来。王树声左臂裂开一条口子，血与雪黏成一团。战至最危急时，他想到的不止是生死，而是麻城那口老井旁的土坟是否已经荒草没顶。马家军溃退后，他伏在马背上昏睡整整十七个时辰，嘴里反复呢喃：“大娘在等我，不能死。”

西北阴霾散去，他又被调入延安马列学院。埋头读书三个月，他给老区写了一封信，却苦苦思索不敢写抬头，因为不知道周家姆是否还在人世。1939年春天，他率部渡黄河打豫西，当地百姓说起麻城，只提到“破寨岗冤魂”。他心头一紧，知道那在说周政道。此后四年，他在大别山区来回穿插，常常半夜醒来，耳边仍回荡那三声枪响。

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5月，他短暂回到武汉整编部队。一次会议间隙，他带着两个警卫偷偷坐船沿江逆行到黄冈，又转麻城，想碰碰运气。可白日里街上都是国民党兵，他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远远站在集市口。落日时分，他看见一个背影有点像周家姆——佝偻、瘦削、用旧毛巾蒙着头。他差点冲上去，却被警卫死死扯住：“司令，此地不宜久留。”那一刻他咬牙转身，心底像裂开一样。

时间跳到1951年8月。抗美援朝前线暂时相对平静，武汉军区奉中央指示，组成“老区访问团”。王树声主动担任团长，一星期走了四十多个自然村。他在访问纪录本上只写一句：“继续找。”副团长不解，问他找谁？他说：“一个生我第二次命的人。”这话传开，很多老人家搬来旧箱子、发黄的田赋凭证、断柄锄头，想帮他回忆，可没人能给确切消息。

一天晌午，他到刘家畈慰问烈属。简单开饭后，他靠在门框抽烟，远处忽然有人呼喊：“树声——树声——”声音沙哑，却带着熟悉的尾音。他愣住，烟头烫到手都没察觉。警卫奔过去，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颤颤巍巍扶着墙。王树声冲出院门，扶住她肩膀，嘴唇哆嗦着：“娘——是您吗？”老太太摸了摸他的脸，笑出声来：“我瞎了，可摸得出，这是当年那孩子的骨头。”

现场除了风声，没有别的声响。王树声双膝一软，跪在尘土里，额头触地：“娘，孩儿来迟了。”他抬头时，眼里全是泪，却不敢用袖子擦，生怕放开手就再失去她。周家姆伸手替他拂去额角汗珠，只说：“成了将军，也得吃饭，别跪久了。”乡亲们围上来，看这位开国大将屈膝在地，都噤若寒蝉。没人打破寂静，连鸡犬也躲在门后。

随后几天，王树声推掉所有宴请，每日陪在周家姆身边，给她洗脚剪指甲，像个普通农村后生。他命交通兵跑一百多里地，寻来麻城最好的郎中，为老太太配眼药；又让后勤处长调两匹细毛棉布，裁成夹衣。老人却说：“我不缺衣，也不缺饭，只盼再见你一面，今天够了。”王树声一听，转身吩咐卫生队长：“从此天天量老人的脉，哪怕我走，也要留下军医。”

访问团要继续赶点。临别早晨，天蒙蒙亮，王树声捧着热粥喂完周家姆，把她扶到屋檐下晒太阳。老太太眯眼问：“你还记不记得政道？”他点头，嘴角抽动。老太太随后摸出一块黑乎乎的砚台：“这是他读蒙书时用的，留下给你。”砚台边缘缺一角，看得出多次磕碰。王树声接过，双手发抖，低声答：“孩儿会带在身边，不再丢失。”

正午时分，队伍要出发。老太太执意要送到寨口。山路陡，王树声背着她，一步步往前。走到岔路，他放下老人，长久地凝视她豆粒般的眼睛。老人摸到一截枯枝在地上划拉，似在比划什么，最终写成一个“安”字。她说：“安心干事，别回头。”王树声没有答，只敬了个军礼。老太太抬手回礼，却怎么也抬不起。他弯腰握住那只手，额头贴上去，悄声道：“等我凯歌回家。”

自此以后，他在每次调动时都留人看护周家姆。1953年秋，朝鲜停战，国内百废待举，王树声再次回麻城。那天夜里，他在军区简易病房陪老人烧水泡脚。灯光昏黄，破窗透风，老人靠在枕上，嘴唇动了几下：“树声，别忙了，娘要睡。”话音刚落，她安然合眼。王树声握着那只已无力回握的手，静坐到天亮。天亮时，院墙外的枝头第一声蝉鸣响起。

王树声没有公开悼词，只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膝下无愧。”二十年后，他因病离世。遵其遗愿，家属将骨灰分成两份，一份入八宝山，一份回麻城，安放在周家姆坟侧。当地老人口口相传：烈士墓前，两座青冢紧挨，春风吹过，坟头青草总先在这两处冒芽。

1979年清明，麻城暴雨。雨歇后天边出现一道彩虹，村里小孩跑到墓前放风筝，看见两座坟之间，砚台模样的黑石被风打磨得锃亮。老人们说，那是政道读书用的砚台，也是大将留给干娘的信物。砚台原本缺了一角，如今被青草掩着，看不见裂口，像是时光帮它缝合。孩子们听不明白，只记得那年雨后，一抬头就能看到天上陡峭的七色桥。

延伸：一块砚台背后的另一段军旅

砚台陪着王树声东征西讨，在军列、马背、指挥所之间辗转，它见证的并不仅是私人情感，更折射出老区群众与人民军队的患难与共。

1947年夏，中原野战军南渡汉水，王树声把砚台揣进挎包。部队缺纸，他把干部动员到处搜寻废报、旧账簿，再用砚台研墨，把作战要点、补给清单手抄其上。在襄西的一次夜战中，挎包被子弹打穿，砚台摔出，角上崩了一片。排长李焕章捡回，用绑腿布裹好，才没再碎。战后清点收获，缴来几箱新制稿纸。有人劝王树声：“司令，用铅笔写快。”他却坚持用毛笔：“砚台上有血痕，抄一笔是一笔，写得慢正好静心。”

1950年冬，第一批援朝部队东线急行。王树声后来回忆：在开赴前，他把砚台摆在桌面，告诉参谋：“别让后方成了麻城第二次故乡的孤儿。只有家乡稳，前线才打得硬。”参谋听懂了：老区得继续发展。于是，麻城很快成立互助合作小组，棉布、药材、腌菜层层送上火车。前方官兵隔几十天就能吃到家乡腌蒜苔，味道虽冲，却是士气良药。

周家姆去世的那年，砚台已在王树声手里满二十载。他常把手掌摊在砚台缺口处，像摸破损的老地图。有人问：“司令，这石头留着做什么？”他答：“人活一口气，军队活一股劲，这块石头让人记得，劲儿从哪儿来。”1979年，他长子按遗愿将砚台随骨灰埋入祖坟。几位随葬的，还有当年写在旧账簿上的几页军令。字迹因潮气而模糊，却依稀可辨“麻雀战”“保群众”字样。村民说，每年除夕，鞭炮声里，山坡那两座坟最先冒出青烟，像在对天交令。

多年后，王树声的战友赵先友重返麻城，站在坟前，轻拍灰尘，低声念叨：“老王，你说的没错，劲儿在人心。”他离去时，山谷起风，卷起几张金黄树叶，在砚台上空盘旋片刻，才静静落下。那一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山河静默，似又在诉说一位大将和一位大娘的生死契阔，以及那股刻在石头里的革命劲头。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