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农奴有多惨？

摘要：中世纪农奴有多惨？

在寒风呼啸的中世纪，田野里总有几抹人影——他们是被称作“农奴”的普通人，生活的每一根细线，都被领主、教会和国王紧紧拽住。下面的几个故事，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段被尘埃掩埋的苦难。

托马斯是英格兰埃塞克斯的佃农，性格踏实却不爱争辩。他的日子从黎明的牛铃声开始，却在暮色时分被迫把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什一税，又要把另一份交给领主的地租，甚至连新生儿的出生礼也要上税。每年春耕、夏收、秋割，托马斯只能在自家田里偷得几天喘息，余下的时间必须在领主的庄园里服三到四天的强制劳役——所谓的“强制劳役”。这劳役往往恰逢播种或收割季节，根本不给他照料自家庄稼的机会。他唯一的慰藉是粗黑的燕麦面包和偶尔的山羊肉汤，餐桌上从来没有精致的酱汁，也没有足够的蔬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碗稀薄的粥。当黑死病从海岸卷进内陆，托马斯的村庄在短短几个月里失去了大量人口，死亡率甚至极高。死亡的阴影让剩下的劳动力更加稀缺，领主却仍旧要他交税、服役，甚至在教堂的祭祀日强迫他献上鸡和羊的祭品。托马斯的妻子在一次瘟疫中倒下，留下年幼的孩子，他只能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继续在庄园的石墙下搬石、砍木，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领主起义把他卷入了农民大暴动。

安娜是法国奥弗涅山脚下的织工，她天性活泼，爱笑，却被沉重的税负压得笑声越来越小。她的家庭每年要向国王交纳“人头税”，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交一枚银币；教会的什一税又要她把收获的谷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修道院。更糟的是，领主每年还会抽调她和邻居们去修筑城堡的石墙，春耕时必须多加一天劳役，秋收时更是要连夜搬运石料。安娜的饮食主要是粗粮面包和豆汤，偶尔在丰收的季节才能吃到一点腊肉。她常常在夜里翻看村里流传的《农民手册》，里面写着：“若不服劳役，便是违背神的旨意”。可是，黑死病把她的兄弟们一次性夺走，村里只剩下寥寥几户人家，死亡率极高。瘟疫让领主的庄园荒废，税收却没有减免，安娜的父亲在一次强制劳役中因劳累过度倒在了石砌的路基上。她的母亲在哀恸中把唯一的羊羔献给教堂，换取一小块面包。安娜在绝望中加入了瓦特·泰勒的起义队伍，手持木棍冲进伦敦的街巷，喊出“我们要自由！”的口号。起义虽然在两周后被镇压，安娜被捕后被迫在监狱里继续做苦役，最终在一次押送途中因伤重不治，留下的只有她那句未竟的呐喊。

彼得是德意志萨克森的山谷农夫，性格内向，却有一颗倔强的心。他的庄园被划分为小块份地，只有少量的耕地，却要每周为领主服三天劳役，收获季节更要加到五天。他每天的主食是粗糙的黑麦面包，偶尔在锅里加点野菜炖成汤，却很少有肉类——肉是领主的专供，普通农民只能在节庆时才尝到一点猪肉。在黑死病高峰期，彼得所在的山谷死亡率极高，许多邻居的屋子变成了空坟场。瘟疫让领主的劳役需求骤降，却仍旧坚持收取什一税和人头税，甚至在教堂的收税日要求每家交出两只母鸡。彼得的妻子在一次瘟疫中失踪，留下他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生计，他被迫在领主的矿山里做采石工，换取微薄的粮食补贴。德意志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彼得被当地的领袖邀请加入，签署了《十二条款》，要求废除人身依附、归还被占的公地、取消什一税。起义初期，彼得和同伴们攻占了几座小城堡，焚毁了领主的仓库，分发粮食给饥饿的村民。可是，领主雇佣的雇佣军很快镇压了这场叛乱，彼得被俘后被迫在城墙上继续搬运石块，直至老死。

这些人物的命运交织出中世纪平民的五大“惨”点。第一，税负像无形的枷锁，什一税、领主税、人头税层层叠加，几乎把收成全部吞噬。第二，强制劳役把他们的时间和体力全部抽走，春耕、秋收的关键时刻仍被领主召去搬石、砍木，根本没有休息的余地。第三，饮食单调且营养不足，粗黑面包、燕麦粥、少量蔬菜是日常，肉类和奶制品极其稀缺，导致体弱多病。第四，生活充满不安全感——黑死病的死亡率极高，瘟疫夺走了大量劳动力，却没有减免税收或劳役，甚至在灾难后仍被迫继续服役。第五，基本权利被剥夺，农奴无法自由迁徙，婚姻、遗产都要交税，甚至出生时就要交人头税，法律上几乎等同于奴隶。他们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残酷，也让我们在今天的餐桌前、税单后，仍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