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近期公开将自闭症称为“流行病”和“瘟疫”，这种官方层面的污名化，让人联想到19世纪中叶至1970年代盛行的“丑陋法律”。

在美国，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某种残疾状态中，这个数字随着婴儿潮一代老龄化持续攀升。

然而与庞大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失语。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近期公开将自闭症称为“流行病”和“瘟疫”，这种官方层面的污名化，让人联想到19世纪中叶至1970年代盛行的“丑陋法律”。

那些曾允许对残障者、无家可归者和少数族裔进行强制收容、绝育和虐待的地方法规。

尽管最后一项“丑陋法律”已于1974年在芝加哥废止，但其背后的优生学思维仍在政策制定中若隐若现。

更令人担忧的是立法层面的倒退。

2017年提出的《ADA教育与改革法案》要求残障人士在投诉前必须先行“教育”企业，等待60天整改期后方能维权。

这条看似中立的程序，实则将保障权利的责任转嫁给最弱势的群体。

据统计，残障者失业率长期是非残障者的两倍，而维权门槛的提高将进一步加剧就业歧视。笔者注意到，这种政策变化与商业团体的游说密切相关。

他们以“防止恶意诉讼”为名，实则为规避改造设施的成本。

但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超过95%的ADA诉讼都涉及实实在在的通行障碍，而非技术性挑刺。

当前美国各城市正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将无家可归和精神障碍问题重新推向机构化处理。这种把社会服务转变为执法问题的思路，本质上是对社区支持体系的削弱。

就像一位轮椅使用者描述的：“当政府选择增派警察而非增建康复中心，等于告诉我们这不是关怀而是管制。”

这种转变与《ADA教育与改革法案》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对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精神的消解。

不过希望仍在细微处生长。

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思等人仍在议会内坚守防线，残障自我倡导网络等组织持续发声。

在科技领域，虽然AI和智能设备被寄予厚望，但若无法律强制，企业往往缺乏改造动力。

笔者观察发现，真正有效的变革来自“法律+技术+社区”的三轮驱动：既要有具备“牙齿”的立法，也要有可落地的技术方案，更需要基层社区的支持网络。

正如34年前那些把轮椅扔在国会台阶下、执意攀爬的抗议者所证明的：权利从来不是馈赠，而是需要不断争取的承诺。

在这个每户家庭都可能面临残障挑战的时代，保护残障者的权益，本质上是在保护未来的自己。

当我们在谈论残障者权益时，其实是在丈量一个社会的文明刻度。

那些看似繁琐的无障碍设施、那些被视为"麻烦"的合理便利，恰恰是连接每个人与这个世界的桥梁。

数据显示，美国残障人口已突破四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旅程中都可能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或是因年迈行动不便的父母，或是因意外暂时伤残的自己。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残障议题边缘化的代价终将由整个社会承担。

从"丑陋法律"的黑暗岁月到ADA法案的曙光，三十四年的进步不该被一纸《教育与改革法案》拖回原点。

真正的包容不在于建造多少无障碍设施，而在于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工具来构建包容性社会，但技术永远不能替代制度的保障。

正如一位残障权益活动家所说："我们不需要同情，只需要公平的机会。

"当法律保持它的"牙齿"，当企业将包容内化为责任，当每个普通人都愿意为身边的残障邻居、同事发声，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

来源：米老鼠聊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