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看着电视里，南方，那个叫深圳的地方，高楼一天一个样，马路上跑的都是钱。

那年我二十岁，在北方一座小城的钢厂里拧螺丝。

每天，我的世界就是扳手、螺母，还有空气里永远散不去的铁锈味。

师傅们说，一眼就能看到退休的日子，是福气。

我看着他们被砂轮磨平了指纹的手，觉得那不是福气，是判刑。

我爹也这么说，端着铁饭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想咋样？

我想咋样？

我看着电视里，南方，那个叫深圳的地方，高楼一天一个样，马路上跑的都是钱。

我不想一辈子闻铁锈味。

我表哥，王胜利，在深圳“发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跟浸了蜜一样，说遍地是机会，随便弯腰都能捡到金子。

“小川，来不来？哥带你发财。”

我信了。

我揣着工作两年攒下的七千块钱，那是我老婆本，是我爹妈的养老钱，是我对未来的全部赌注。

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天两夜。

我没舍得买卧铺，硬座车厢里，汗味、泡面味、脚臭味，混成一股让人晕眩的“人间烟火”。

但我心里是热的。

我觉得自己是奔赴战场的将军，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地图。

下了火车，一股湿热的浪潮猛地拍在我脸上。

北方的干爽瞬间成了遥远的记忆。

空气黏糊糊的，带着海腥味和植物腐烂的味道，吸进肺里都沉甸甸的。

王胜利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花衬衫，领口敞着，露出一条粗金链子，油头梳得锃亮。

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川，你可算来了！”

他带我去了家富丽堂皇的海鲜酒楼，点了一桌我见都没见过的菜。

龙虾的红壳子，在我眼里比钢厂的火花还耀眼。

“哥，这得多少钱？”我小声问。

“钱？”他把一只虾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在深圳，最不值钱的就是钱。”

那晚，他跟我说了一个“项目”。

说是从香港那边倒腾一批最新的电子表，转手就能翻三倍。

他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内部渠道”，什么“独家货源”。

我听得云里雾里，只听懂了“发财”两个字。

“本钱还差一点，就差一万。”他叹了口气，看着我，“小川，这是个坎儿，迈过去，咱兄弟就起飞了。”

我脑子一热。

我想起了厂里单调的日光灯，想起了我爹妈盼我出息的眼神。

我把那个用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拿了出来。

“哥，我只有七千。”

他眼睛一亮，一把拿过去，在我肩上重重捶了一下。

“够了！剩下的哥来想办法！你等着分钱就行！”

第二天，他说要去东莞提货。

他说那边乱，不让我跟着。

他让我找个小旅馆住下，等他电话。

我等了。

第一天，我把旅馆周围的巷子都逛遍了，想象着未来开什么车，买什么房。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心慌，一遍遍地看手机，信号满格。

第三天，我给他打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遍，两遍，十遍。

冰冷的电子女声，像一把锥子，一下下扎进我的心脏。

我冲出旅馆，跑到我们吃饭的那个酒楼。

服务员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

“不认识什么王胜利。”

我又跑到他带我住过的那个所谓“朋友家”，邻居说，那房子早就没人住了。

天黑了。

深圳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像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

我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车灯，感觉自己像一颗被甩出轨道的石子，渺小，无助。

七千块。

我的全世界。

没了。

旅馆的房费到期了。

我被老板娘连人带包扔了出来。

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夜。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

后半夜下起了雨，不大，但足够浇灭我心底最后一点火星。

我开始流浪。

白天，我像个幽灵一样在城市的街头游荡，躲着穿制服的保安。

晚上，就找个桥洞或者没完工的工地缩着。

我学会了翻垃圾桶。

跟野猫野狗抢食。

人的尊严，在饥饿面前，一文不值。

有一次，我看到一家快餐店的后门，一个服务员拎着一大桶剩饭出来。

我冲了过去。

“给我点吃的吧，求你了。”

他嫌恶地看了我一眼，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

“滚滚滚！要饭要到别处去！”

桶里的饭菜，混着油水，扣在我头上。

周围传来哄笑声。

我没动，任凭那些黏腻的液体顺着头发流到脸上，流进脖子里。

我只是饿。

我饿得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缩在一个歌舞厅的后巷。

里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男男女女的狂笑。

那是一个与我隔绝的世界。

我靠着墙，闻着空气里飘来的廉价香水和酒精混合的味道，胃里一阵阵抽搐。

一个女人从后门走了出来。

她很高，很瘦，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吊带裙，外面随便披了件男士的大外套。

她靠在另一边的墙上，点了一根烟。

火光一闪，照亮了她浓妆艳抹的脸。

眼影是夸张的蓝色，口红是刺目的红。

但她的眼神，很冷，很疲惫。

她注意到了我。

她夹着烟的手指了指我。

“喂，新来的？”

我没说话。

她嗤笑一声，吐出一口烟圈。

“看你这熊样，也是被骗光了钱的倒霉蛋吧？”

我还是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了。

她没再理我，自顾自地抽烟。

一根烟抽完，她把烟头在墙上摁灭，转身要走。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可能是饿昏了头。

我对着她的背影，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

“能……给我点吃的吗？”

她脚步一顿，转过身，上上下下打量我。

那眼神，不带同情，也不带鄙夷，就是纯粹的打量，像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

“我凭什么要给你？”

“我……”我语塞了。

是啊，凭什么呢？

她忽然笑了，走到我面前，蹲下身。

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混着烟味扑面而来。

“这样吧，你学狗叫，叫三声，我带你去吃面。”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羞辱。

赤裸裸的羞辱。

我死死地咬着牙，盯着她。

她也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一丝挑衅。

时间仿佛静止了。

后巷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远处传来的隐约的音乐声。

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

咕噜——

很大声。

她脸上的玩味瞬间凝固了，然后，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她笑得前仰后合，眼妆都花了。

“行了行了，别绷着了，跟个小狼崽子似的。”

她站起身，朝我伸出手。

“起来吧，算我倒霉，今天心情好。”

我没动。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

“怎么？还想在地上长蘑菇？”她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甲上涂着脱落了一半的红色指甲油。

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力气大得惊人。

她叫阿梅。

她带我去了附近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粉面店。

店里灯光昏暗，桌子油腻腻的。

“老板，一碗牛腩粉，加肉加蛋。”她对着厨房喊。

然后她把菜单推到我面前，“想吃什么，自己点。”

我看着菜单上那些名字，喉咙发紧。

我已经忘了上一次吃正经饭是什么时候了。

“……跟你一样就行。”

她没再问，又要了一碗一模一样的。

面很快就上来了。

大块的牛腩，金黄的煎蛋，翠绿的葱花，漂浮在浓郁的汤汁上。

热气腾腾。

我拿起筷子，手都在抖。

我埋头就吃，狼吞虎咽，汤汁溅得到处都是。

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但我顾不上了。

我只想把这碗面，连同碗，一起吞下去。

一碗面下肚，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胃里暖烘烘的，四肢百骸都舒展开了。

我打了个饱嗝。

“吃饱了？”她问，她自己的那碗几乎没怎么动。

我点了点头，脸有点红。

“我叫阿梅。”她说。

“我叫……周川。”

“周川。”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没什么表情，“哪儿人？”

“北方的。”

“哦。”她点了下头，“看出来了，傻乎乎的。”

我没反驳。

她说对了。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回家？”

回家？

我怎么回去？

身无分文，灰头土脸。

我爹会打断我的腿。

全厂的人都会笑话我。

我摇了摇头。

“没钱。”

“也是。”她像是早就料到了，“你这样儿的，我见得多了。怀揣着发财梦来，最后连底裤都输掉。”

她的语气很淡，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那你……怎么办？”我忍不住问。

“我？”她笑了，指了指自己，“我就是在这里混吃等死呗。”

我们沉默了。

店里的老式风扇在头顶吱呀作响。

“走吧。”她站起身，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纸币拍在桌上。

我跟着她走出去。

夜更深了。

街上几乎没人了，只有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

“你住哪儿？”她问。

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公园长椅。

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又转头看看我。

“你就住那儿？”

我嗯了一声。

她又沉默了。

她站在路边，抽了第三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算了。”她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高跟鞋尖碾灭。

“跟我来吧。”

我愣住了。

“去哪儿？”

“我家。”她说得轻描淡写，“总不能真让你睡大马路，看着碍眼。”

我跟着她，穿过几条黑暗潮湿的小巷。

巷子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和饭菜馊掉的味道。

这就是深圳的另一面。

繁华背后的褶皱。

她的家在三楼。

楼道很窄，声控灯时灵时不灵，我们几乎是摸黑上去的。

她掏出钥匙，打开一扇破旧的铁门。

一股混杂着香水、烟草和泡面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一眼就能看完。

一张床，一张堆满化妆品的桌子，一个衣柜，墙角扔着几个行李箱。

唯一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看不见天。

“就这么个狗窝，你睡沙发。”她指了指靠墙的一个勉强能称之为沙发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几个垫子拼起来的。

“洗手间在那儿，自己去洗洗，臭死了。”她嫌弃地捏了捏鼻子。

我走进洗手间。

镜子里的我，头发纠结，满脸污垢，眼窝深陷，像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一遍遍地冲洗自己的脸。

冰凉的水，让我混沌的大脑清醒了一点。

我不是在做梦。

我被一个舞女收留了。

我洗完澡出来，她已经换了睡衣，正坐在床边卸妆。

卸了妆的她，看起来年轻了很多，也憔셔了很多。

没有了蓝色眼影和红色口红，她的脸显得苍白，眼下的黑眼圈很重。

她从衣柜里扔给我一条旧毛毯。

“凑合用吧。”

“谢谢。”我小声说。

这是我今晚对她说的最多的词。

她没理我，继续用卸妆棉擦脸。

我躺在“沙发”上，盖着那条有淡淡烟味的毛毯。

很硬，硌得我骨头疼。

但这是我半个多月来，第一次躺在屋顶之下。

我能听到她在床上翻身的声音，能听到她平稳下来的呼吸声。

隔着几步远的黑暗，我们是两个被这座城市抛弃的孤魂。

我以为我很快就会睡着。

但我没有。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剥落的墙皮。

屈辱、迷茫、不安，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感激，在我心里翻江倒海。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我不知道阿梅为什么会收留我。

我只知道，我还活着。

在这个陌生的，吃人的城市里，我还活着。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天还没亮，窗外只有对面楼道里昏黄的灯光。

阿梅还在睡。

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把那条毛毯叠好。

我看到房间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燃气灶，上面放着一口锅。

旁边有个塑料袋，里面有几包泡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一包，走到了洗手间。

我用洗脸池接了水，倒进锅里，点着了火。

我把面煮好，盛在唯一的那个大瓷碗里，放在桌上。

然后我开始打扫房间。

地上有烟头，有瓜子壳，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污渍。

我用一块破布，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

我把她散落在各处的化妆品摆整齐。

把她扔在椅子上的衣服叠好。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是想为这碗泡面，这张“沙发”付出点什么。

我不想当一个纯粹的寄生虫。

阿梅醒来的时候，我刚刚把最后一块地板擦干净。

她揉着眼睛坐起来，看到焕然一新的房间，愣住了。

然后她看到了桌上的那碗面。

“你弄的？”她问。

我点了点头。

她没说话，走过去，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咸了。”她说。

“哦。”

“不过，还能吃。”她又说。

她很快就把那碗面吃完了，连汤都喝了。

“手脚还挺麻利。”她擦了擦嘴，看着我，“以前在家干过活？”

“在厂里干过。”

“哦。”她点了支烟，“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我摇了摇头。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不能白养着你。”她说得很直接，“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

“我知道。”我低着头，“我可以出去找活干。”

“你？”她上下打量我，“你这样子，谁敢要你？身份证呢？”

我想起我的身份证，连同钱包，一起被偷了。

我再次沉默。

“算了。”她叹了口气，“我这里缺个打杂的，你要是愿意，就先留下来。”

“打杂？”

“嗯，买个饭，打扫下卫生，我晚上回来给我烧个热水什么的。”她顿了顿，“没工钱，管你吃住。”

“我干！”我立刻说。

我求之不得。

就这样，我在阿梅的“狗窝”里住了下来。

成了一个名副un其实的“家庭主夫”。

她的生活昼夜颠倒。

每天下午三四点才起床，化一个多小时的妆，然后出门。

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回来。

回来时，总是满身酒气和烟味，一脸疲惫。

她会把高跟鞋甩在门口，把包扔在床上，然后瘫倒在沙发上。

“周川，水。”

这是她每天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就会递上早已晾好的温水。

她喝完水，有时候会直接睡过去，有时候会呆坐一会儿，抽根烟。

大多数时候，我们没什么交流。

我负责她的一日三餐。

其实只有两餐，她的早餐，和我的三餐。

她每天会给我二十块钱，让我去买菜。

我学会了跟菜市场的阿姨讨价还价，为了一毛两毛钱争得面红耳赤。

我用这二十块钱，变着花样地给她做饭。

我知道她喜欢吃辣，就去买最便宜的朝天椒。

我知道她胃不好，就学着给她熬粥。

她从来不夸我，也从来不骂我。

她只是吃。

吃完，把碗一推，就去化妆，或者睡觉。

我渐渐了解了她的世界。

她工作的那个地方，叫“夜色”歌舞厅。

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

她不是舞女，她是“陪酒公主”。

陪客人喝酒，唱歌，摇骰子。

有时候，她回来的时候，脸上或者胳膊上会有淤青。

她从不解释。

我也从不问。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距离。

我住在她的屋檐下，分享着她的空间，却从不触碰她的生活。

有一次，她半夜回来，吐得稀里哗啦。

我扶着她，给她拍背。

她吐完，靠在我身上，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压抑，无声。

“周川，我累了。”她喃喃地说。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笨拙地给她递上一杯水。

她喝了水，情绪平复了一些。

“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

我答不上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活着图个啥。

“我老家是湖南的。”她忽然说起了她的事，“家里穷，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读到初中就出来打工了。”

“在电子厂干过，在餐厅端过盘子，后来……就来了这里。”

“来钱快。”她说，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自嘲。

“我想攒点钱，回家开个服装店，再也不出来了。”

她看着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

“你说，我还能回去吗？”

我看着她苍白的侧脸，第一次，我想为她做点什么。

“能。”我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

那是我见过她最干净的笑，不带风尘，不带疲惫。

“傻小子。”

从那天起，我开始疯狂地想找一份工作。

我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躲在她的庇护下。

我开始偷偷地往外跑。

我去了工地，人家看我瘦得跟猴似的，直接摆手。

我去了餐厅，人家看我没有身份证，连门都不让进。

四处碰壁。

我终于明白，没有身份，在这个城市里，我就是个黑户，是个透明人。

一天晚上，我在外面晃到很晚才回去。

一进门，就看到阿梅坐在桌边，脸色阴沉。

桌上放着一盘已经冷掉的菜。

“去哪儿了？”她问，声音很冷。

“我……出去走了走。”

“走了走？”她冷笑一声，“周川，你是不是觉得我这里是收容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我就是想出去找点事做！”

“找事做？你能做什么？你有身份证吗？你有人要吗？”

她的话像刀子一样，句句扎在我心上。

“我不想白吃你的，白住你的！”我吼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大声说话。

空气瞬间凝固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惊讶，有愤怒，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白吃白住？”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比我高半个头。

她逼视着我。

“你以为我让你住下来，就是为了让你给我当保姆的？”

“你以为我每天给你二十块钱，就是为了吃你那几顿破饭的？”

“周川，你是不是个傻子？”

我被她问懵了。

“那你……为什么？”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叹了셔口气，语气软了下来。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也跟你一样。”

“被老乡骗光了钱，睡过天桥，翻过垃圾桶。”

“那时候，有个扫地的大叔，每天都会偷偷给我留一个馒头。”

“他什么都没图，就是看我可怜。”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让你住下，不是可怜你。”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变成下一个我。”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原来，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影子。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的家乡，我的钢厂，我的发财梦。

聊她的童年，她的初恋，她的服装店梦。

我们像两只在寒夜里互相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收起自己的尖刺，靠近彼此。

第二天，阿梅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那是一家藏在城中村深处的大排档。

老板是个跛脚的中年男人，姓李。

“李哥，这是我弟，周川。”阿梅指着我说，“脑子不太好使，但手脚勤快。你这里不是缺个洗碗的吗？让他试试。”

李哥打量了我一番。

“没身份证？”

阿梅塞给他一包好烟。

“李哥，通融一下。出了事我担着。”

李哥点点头。

“行吧。一天五十，管两顿饭。干不好立马滚蛋。”

我有了第一份工作。

洗碗。

从下午五点，一直洗到凌晨两点。

油腻的盘子堆得像山一样高。

洗洁精把我的手泡得发白，起皱。

腰酸得直不起来。

但我心里是踏实的。

我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了。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1500块钱。

我捏着那叠有些潮湿的钞票，手心都在出汗。

我回到家，阿梅还没回来。

我把钱放在桌上，用她的口红盒压着。

然后我用我自己的钱，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她最喜欢喝的啤酒，和一包鸭脖。

那天晚上，她回来看到桌上的钱，愣住了。

“你这是干什么？”

“工资。”我说，“房租，饭钱。”

她看着我，没说话。

她拿起钱，数了数，然后从中抽出五张，剩下的推给我。

“房租饭钱，一个月五百，够了。”

“这怎么行！”

“我说行就行。”她不容置疑地说，“剩下的钱，你自己存着。去补个身份证，或者……买张回家的车票。”

她拿起啤酒，打开，喝了一大口。

“周川，你跟我不一样。”她说，“你还有路可以走。”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把钱拿回来。

我知道，这是她的底线。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在大排档洗碗，她在歌舞厅陪酒。

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在那个小小的出租屋里短暂交汇，然后又各自奔赴自己的黑夜。

但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拉近。

她会跟我抱怨客人的难缠，我会跟她说大排档后厨的八卦。

她感冒了，我会跑几条街去给她买药。

我被盘子划破了手，她会笨拙地给我贴创可-贴。

我们越来越像……家人。

我开始存钱。

我把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攒起来。

我想，等我攒够了钱，就帮她。

帮她开那个服装店。

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麻烦，说来就来。

出事那天，我正在后厨洗碗。

大排档的一个服务员匆匆跑进来。

“川子，不好了！你姐出事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丢下盘子就往外冲。

“夜色”歌舞厅门口，围了一群人。

我挤进去，看到阿梅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揪着头发。

男人我认识，是“夜色”的经理，人称豹哥。

“妈的，臭婊子！让你陪王总喝两杯，你他妈装什么清高？”

豹哥一边骂，一边扇了阿梅一个耳光。

清脆的响声，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

阿梅的嘴角，流出了血。

但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只是冷冷地看着豹哥。

“豹哥，我只陪酒，不出台。这是规矩。”

“规矩？老子的拳头就是规矩！”豹哥又扬起了手。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冲了上去，一把推开豹哥。

“你干什么！”我挡在阿梅身前，冲着豹哥吼。

豹哥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哟，这是哪儿来的英雄？”他指着我，对旁边的人说，“这小白脸谁啊？她养的？”

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

“你放开她！”我死死地盯着他。

“放开她？”豹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行啊。她欠我五万块钱，你替她还了，我立马放人。”

五万？

我懵了。

“我什么时候欠你五万了？”阿梅在我身后说。

“上个月你弟住院，不是从我这儿借了三万？利滚利，现在五万，不多吧？”豹哥慢悠悠地说。

我回头看阿梅。

她脸色惨白，嘴唇都在抖。

我这才想起来，上个月，她回了一趟老家。

回来后，情绪一直很低落。

原来，是她弟弟出事了。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我现在没钱。”阿梅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没钱？”豹哥笑了，“没钱就用人抵债。王总说了，只要你陪他一晚，这五万块，一笔勾销。”

他说着，就要伸手去拽阿梅。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所有的理智都断了。

我抄起路边的一个空啤酒瓶，就朝豹哥的头上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

啤酒瓶碎了。

豹哥的头上，鲜血直流。

所有人都惊呆了。

豹哥摸了一把头上的血，看着我，眼神像是要吃人。

“你他妈的……找死！”

他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朝我扑了过来。

拳头，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被打倒在地，蜷缩起来，护住头。

我感觉我的骨头都要断了。

但我没有求饶。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豹哥。

混乱中，我听到阿梅的尖叫。

“别打了！别打了！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打我的人停了下来。

我挣扎着抬起头，看到阿梅跪在地上，抱着豹哥的腿。

“放了他，求你了，放了他……钱我来想办法……”

她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卑微，如此绝望。

我的心，碎了。

豹哥一脚踹开她。

“想办法？行啊。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五万块钱，少一分，我就把他另一条腿也打断！”

他指着我，恶狠狠地说。

“我们走！”

豹哥带着他的人走了。

只留下我和阿梅，还有一地狼藉。

阿梅爬过来，扶起我。

“周川，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滚烫。

我想说我没事，但一张嘴，就吐出了一口血。

我被打断了一根肋骨，左臂骨折。

阿梅把我送到了一个小诊所。

医生简单给我处理了一下，花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回到那个小小的出租屋，我们相对无言。

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对不起。”我先开了口，“都怪我冲动。”

“不。”她摇了摇头，眼泪又流了下来，“是我连累了你。”

“五万块……我去哪儿弄这五万块……”她抱着头，喃喃自语。

我看着她绝望的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三天。

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第二天，阿梅又化上了浓妆，准备出门。

我知道她要去干什么。

我拉住了她。

“别去。”我说。

“不去怎么办？”她甩开我的手，“难道真看着你被打死吗？”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她看着我，像看一个说胡话的孩子，“你能有什么办法？去抢银行吗？”

“你相信我。”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她愣住了。

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坚定。

她最终没有出门。

我们俩在那个小屋子里，坐了一天。

像是在等待审判的囚犯。

晚上，我去了大排档。

我不是去洗碗的。

我找到了李哥。

我跪在了他面前。

“李哥，求你，借我五万块钱。”

李哥吓了一跳。

“川子，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他把我扶起来。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

“豹哥那个人，我知道，心黑手辣。你们惹上他，麻烦大了。”

“李哥，我知道五万不是小数目。我给你打欠条，我给你当牛做马，我一辈子给你洗碗都行！”

李哥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川子，不是我不帮你。我这小本生意，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不过……”李哥话锋一转，“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敢不敢干。”

“什么办法？”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有个远房亲戚，在码头那边跑船的。”李哥压低了声音，“他们有时候会带点‘东西’，需要人手帮忙接一下货。”

我心里一惊。

“东西”？

我明白那是什么。

是走私。

“干一次，一万。”李哥说，“但是，很危险。被抓到，至少三年。”

我沉默了。

一边是阿梅的绝境，一边是万丈深渊。

我没有选择。

“我干。”我说。

李哥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想清楚了？”

我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

后天，正好是豹哥给的最后期限。

我回到家，没有告诉阿梅。

我只是对她说，我找到办法了，让她放心。

她将信将疑，但没有再追问。

那两天，过得异常平静，又异常煎熬。

我们俩都很有默契地不提那件事。

我们像往常一样，一个做饭，一个吃饭。

只是，空气里多了一丝诀别的味道。

第三天晚上。

我跟阿梅说，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周川，你小心点。”

我笑了笑。

“放心吧。”

我转身出门，没敢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我按照李哥给的地址，来到了码头。

深夜的码头，空无一人，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几声汽笛。

海风很冷，吹得我骨头疼。

我见到了李哥的那个“亲戚”。

一个精瘦的男人，皮肤黝黑，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他给了我一个麻袋，和一副手套。

“待会儿船靠岸，会扔下来五个这样的袋子。你负责把它们搬到那辆面包车上就行。”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破旧面包车。

“记住，手脚要快，不要出声。”

我点了点头，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一艘小渔船，关了灯，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靠了过来。

船上的人，扔下来五个一模一样的麻袋。

很沉。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个一个地往面包车上搬。

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

就在我搬最后一个麻袋的时候。

刺眼的灯光，突然从四面八方亮起。

尖锐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

“不许动！警察！”

我脑子一片空白。

完了。

被抓了。

那个精瘦的男人，反应极快，跳上渔船就跑了。

只剩下我，和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面包车，被团团围住。

我被按在地上，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我没有反抗。

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在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到了李哥。

他站在远处的人群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瞬间明白了。

这是一个局。

李哥和豹哥，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放过我们。

他们想要的，是让阿梅彻底绝望，是让我彻底消失。

我被带到了派出所。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

人赃并获。

我只提了一个要求。

“我想打个电话。”

警察同意了。

我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是阿梅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好像刚哭过。

“阿梅，是我。”

“周川？你在哪儿？你没事吧？”她急切地问。

“我……”我深吸一口气，“我可能……回不去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哭声。

“你别哭。”我说，声音有些沙哑，“我给你留了点钱，在床垫下面。你拿着，离开这里，回老家去，开你的服装店。”

“我不要！我不要钱！我就要你回来！”她哭喊着。

“听话。”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忘了我，好好活下去。”

我挂了电话。

我怕再听下去，我会崩溃。

我以为，我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等待我的，将是三到五年的牢狱之灾。

然而，三天后，我被释放了。

一个警察告诉我，有人替我把所有事情都扛了。

我走出派出所，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看到了阿梅。

她站在马路对面，瘦得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也看到了我。

我们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望。

我朝她走过去。

她却转身就跑。

我追了上去。

我不知道追了多久，终于在一个小巷子里，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跑什么？”我喘着气问。

她不说话，只是挣扎。

“你看着我！”我吼道。

她终于抬起头。

她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

“什么为什么？”她躲闪着我的目光。

“为什么要替我顶罪？”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梅！”我加重了语气，“豹哥他们呢？那五万块钱呢？”

她沉默了。

“是王总，对不对？”我猜到了。

她浑身一颤。

“你陪他了，是不是？”

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她终于崩溃了。

她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啊……”

“他们说，要么让你去坐牢，要么……我陪他。”

“周川，我脏了……”

她哭得肝肠寸断。

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

我蹲下身，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你不脏。”我说，“脏的是这个世界。”

“该被千刀万剐的，是那些。”

那天，我们在那个肮脏的小巷子里，抱头痛哭。

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哭出来。

我们不能再在深圳待下去了。

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充满了噩梦。

我用我藏在床垫下的那点钱，加上她剩下的一点积蓄，买了去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票。

一个离深圳不远，却安静很多的小城。

离开的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们身上。

阿梅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她睡得很沉，很安详。

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睡得这么安稳。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霓虹灯，都渐渐远去。

我来的时候，以为是来淘金的。

我输得一无所有。

但好像，我又得到了一些比金子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到了新的城市。

我们用身上所有的钱，在一条老街上，租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

我们开了一家服装店。

就叫“阿梅服装店”。

店很小，装修也很简单。

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店。

阿梅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去批发市场进货，把衣服一件件挂好，熨平。

我负责看店，算账，打杂。

生意不好不坏。

足以糊口。

我们住在店后面的小隔间里。

虽然拥挤，但很温馨。

我们不再有昼夜颠倒的生活。

我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会在晚饭后，一起去江边散步。

看夕阳把江面染成金色。

她很少再化妆，也很少抽烟。

她素着一张脸，穿着我们店里卖的棉布裙子，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叫王胜利的表哥。

想起那个叫豹哥的男人。

想起那段在深圳流浪的日子。

那些记忆，像一道道疤痕，刻在我心里。

但它们已经不疼了。

它们只是在提醒我，我曾经走过怎样的路，才来到今天。

一天晚上，我们盘点完一天的收入，阿梅突然问我：

“周川，你后悔吗？”

我愣了一下。

“后悔什么？”

“后悔来南方。”

我看着她，在灯光下，她的侧脸柔和而美丽。

我笑了。

“如果没来南方，我还在钢厂里拧螺丝。”

“如果没来南方，我就不会遇见你。”

我握住她的手。

“所以，我不后悔。”

“哪怕被骗得身无分文，哪怕被人打断骨头。”

“我都不后悔。”

因为我失去的，是虚无缥缈的发财梦。

而我得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牵着我走完下半生的你。

她也笑了。

眼眶里，有泪光在闪。

那年，我去南方闯荡，以为能捡到金子。

结果，我捡到了一个姑娘。

我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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