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明郑政权抗清背后，日本为何只给刀不给兵？藏着3个隐秘算计

摘要：1662年，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中，郑成功领导的明郑政权，是南方重要的反清复明力量。郑成功联合南明势力，以福建金门、厦门为基地，从事反清活动，甚至收复台湾为反清复明基地，成为东亚沿海中的重要角色。

1662年，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中，郑成功领导的明郑政权，是南方重要的反清复明力量。郑成功联合南明势力，以福建金门、厦门为基地，从事反清活动，甚至收复台湾为反清复明基地，成为东亚沿海中的重要角色。

但在郑成功的反清斗争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令人关注。在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中，日本德川幕府和地方大名资助明郑集团，但只限于刀和军事武器，坚决不出兵援助。

要知道，郑成功家族的崛起与日本势力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期是活跃在东亚海域的商船主，母亲田川松则是日本平户藩武士家族的女儿。郑成功在日本出生，幼年时候在日本生活，接受日本的武术道教育，六岁时候才跟随父亲回明朝。郑成功的弟弟田川七左卫门长期驻留在日本的平户，成为连接中日的重要纽带。

可以看到，郑成功家族是有强大的日本势力背景。当时德川幕府也认为郑氏集团视为“可利用的海外势力”，乃值得拉拢的对象，一直与之联系。

由于郑成功家族与日本的关系，这也是1645年郑成功起兵抗清后，曾多次遣使赴日请求援助。但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给予的军事援助，只限于军事武器，可以说是“一兵不发”。

德川幕府这一种操作，并不是简单对交情的冷漠无情，乃是基于利益的精打细算和精明的政治考虑。今天，我们就从真实史料出发，揭开当时日本德川幕府“只给刀不给兵”的三大隐秘算计。

郑成功反清复明，正处在十七世纪。当时德川家康结束日本百年战国混战，统一国内，开创德川幕府统治时代，也叫江户时代。

经历百年战国混战的日本，刚在德川家康手中实现统一。对幕府而言，最珍贵的不是领土扩张，而是眼前的和平稳定——这是他们统治的根基。

于是，德川幕府在1639年颁布“锁国令”，严禁日本武士、商人私自出海，仅允许中国、荷兰商船在长崎进行有限贸易。这一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防止天主教传播和外部势力干涉内政；隔绝外部纷争的方式，稳定对国内的统治。

德川幕府虽统一日本，隐患却未消除。各藩主（大名）对中央离心离德，尤其是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手握重兵且对集权心存警惕。

因此，当郑成功派使者向日本请求借兵时候，派那个大名的军队增援也是德川幕府考虑的重大难题。如果派西南强藩率军出海，一旦他们在海外获得战功与财富，实力必将大增，直接威胁幕府的中央权威。因此，德川幕府是承受不起这一种“养虎为患”的风险。

同时，德川幕府认为，如果大规模对外出兵，必然要从各个大名抽调兵力，征收军饷，容易引起各地方的大名不满，甚至可能点燃内乱的导火线。

更加现实，就是当时日本军事资源有限，根本无法支撑跨海远征。德川幕府建立是经历过常年的征战，消耗了国力，全国常备兵力不足10万，主要部署在江户、大阪等核心城市，目的防备藩主的叛乱。再加上日本缺乏横渡跨海的大型战船，更没有组建远洋补给线的能力。即使勉强增援明郑军队，却让国内兵力空虚，给国内大名反叛中央提供机会。

所以，在德川幕府看来，拒绝出兵是维护德川家族“幕藩体制”局面的首要选择，任何打破幕府和各地方诸侯权力平衡的军事冒险，都可能威胁到日本国内的和平和稳定。如果增兵给明郑集团，军事冒险太大，自然拒绝。

因此，德川幕府在回复明郑使者中，隐晦提及这一困境：

“邦内初定，甲兵未足，若远渡重洋，恐内虚而外危。”

可以看到，对德川幕府来说，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考虑，给刀不给兵才是稳赚不赔的选择，对明郑军队自然坚持“只给物资不给兵”的底线。

德川幕府拒绝出兵，也是为了避免卷入当时中国的纷争，不干涉内政，因为德川幕府也是深知与强大的清朝为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也是丰臣秀吉时代留下的惨痛教训。

十六世纪末战国末期，丰臣秀吉倾全国之力发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目的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

为了粉粹日本丰臣秀吉借着朝鲜吞并中国的野心，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史称万历抗倭援朝战争。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日本损兵20万，宣告战败。这一场战争不仅消耗了日本战国时代积累下的国力，国内经济几乎崩溃，令后来继承者——德川幕府家族深刻认识到：“跨海征战，赢无实利，败则招祸”。

于是，在1650年代，郑成功向德川幕府提出“借兵三千”之请，在1660年郑成功派张光启赴日借兵时，都是希望联日反清。

德川幕府的重臣智囊团们看到，清军入关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大陆，正在调集重兵围剿台湾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

如果日本公然出兵支持明郑政权（占据台湾地区），就相当于支持一个“前朝残余势力”，与清朝结下仇恨，挑战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向一个强大的陆地帝国宣战！即使打赢了，明郑政权偏安于台湾，日本也无法从中获得领土、贸易特权等实际收益。

但如果打输了，日本就遭到清朝的外交抗议、军事威胁或者经济贸易制裁！清朝极可能切断对日贸易通道，甚至以“讨伐逆党”名义威胁日本本土安全。对于一个在战乱废墟中建立政权，需要休养生息的德川幕府政府来说，乃是得不偿失。

由此总结，在当时德川幕府的幕僚们看来，清朝和明郑政权的战争，乃是中国内部政权的更替，德川幕府没必要为了“道义支持”或“血缘情谊”打破既定的锁国国策，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当时，幕府的重臣——松平信纲在文书中直接拒绝：

“出兵之事，胜则无益于邦，败则结怨于清，断不可为。”

于是，幕府对郑成功派来的使者，都是礼遇，赠予大量军械物资。如根据《长崎港贸易记录》记载，1659年出口3000柄武士刀、500副铠甲；1660年再赠10门铜炮、200支鹿铳，还给予郑氏商船免税特权。但却始终以“锁国令”为由，拒绝派兵。

为什么援助明郑政权反清的风险巨大，日本还要提供武器军事物资呢？这也是德川幕府的精明务实之处，通过“有限援助”的战略，保持东亚海上格局的平衡，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益。

十七世纪的郑成功家族集团，凭借强大舰队垄断东亚与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通道。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丝绸、茶叶，东南亚的香料、木材，再到日本长崎的白银、铜料，都要通过郑氏商船转运，从而形成了“无郑不通航”的海上贸易格局。

当时日本手工业发展有限，国内民众对丝绸需求量很大。如日本贵族对中国丝绸的追捧达到极致，一匹上等苏绣丝绸在长崎的售价，相当于普通武士半年俸禄，而这些丝绸几乎全靠郑氏商船转运。同时，日本盛产的武士刀、火绳枪（鹿铳）、铜料等，恰好是明郑抗清急需的军事物资。

对于德川幕府来说，对明郑集团提供军事武器援助，既能讨好明郑政权以保障贸易通道畅通，又能通过武器出口赚取巨额利润，无需卷入战争。这有限的援助，本质也是一场低风险、高回报的“贸易投资”。

因此，在1659年郑成功第三次向日本求援的时候，幕府拒绝出兵，但批准向其出口武士刀3000柄、铠甲500副；1660年郑成功最后一次求援时，日本更是一次性援助铜炮10门、鹿铳200支，同时允许郑氏商船免税进入长崎港。德川幕府就是借助于这一种“物资换贸易”的模式，让日本在不卷入战争的前提下，保障了经济利益。

面对清朝统一进程，德川幕府也借助贸易维持东亚海域平衡。通过对明郑集团输出武器军火，间接也资助有势力的明郑政权存在，赚取“道义支持”的名声。同时，也能不用付出实质性的军事代价，持续牵制和消耗清朝的势力，使清朝无暇东顾，为日本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外部环境，也能避免重蹈丰臣氏的覆辙。

日本这一种外交平衡术，在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达到顶峰——台湾成为中日贸易中转站，每年50艘商船往来日本的长崎，明郑政权形成了独特的“以商养战”模式，日本也是稳赚不赔。同时有实力的台湾明郑政权存在，可以牵制和消耗大清的实力，使其无暇东顾，为日本发展营造安全的外部环境，符合日本的战略意义。

370年前，清初日本对明郑政权的“选择性援助”，与一切国际关系一样，都遵循着“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这也验证了国与国之间来往，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都是利益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