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 月 3 1 日 和 8 月 1 日 两 天 ， 毛 主 席 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 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 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 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锐四人列席。

作者：彭 梅 魁

7 月 3 1 日 和 8 月 1 日 两 天 ， 毛 主 席 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 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 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 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锐四人列席。

两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讲的话也最多，从历史到理论。最重的话是说彭德怀等 站在右倾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 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他甚至还提到解放 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所以，黄伯伯在《自述》中说：

此时，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 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 楚。

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 来领导， 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 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 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 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 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 下，又谈了 一 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 响。

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 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 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 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接着，就是8月2日中央召开全会，随后各组 又召开批斗会，康生表现得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 越来越重要。他们推波助澜，伯伯等人的处境每况 愈下。

黄伯伯在《自述》中讲：

开始我的态度还很硬，有人说我是彭 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 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 批评者辩论。慢慢地，我意识到讲理、辩 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 少争论。但我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 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 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

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 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以为我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 密，不满足于我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我 交代彭的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 的秘书来帮我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 西。

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

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 “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的。

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 似乎他比我还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 上就走开了。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 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 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当 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传达。

《决议》宣布了 对我们的处理，说：“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 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 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 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 效。”《决议》通过后，全会就闭幕了。

伯伯等回京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开会。这次会 议，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开，两千余人 到会，声势浩大。伯伯和黄伯伯一起被批斗。对中 央的决议，他们只能认账。

但对会上许多“揭”、 “批”的不实之词，他们就不认了。彭答辩，黄也 答辩。 一件一件地和人们争论，甚至于吵起来。会场上显得很乱，开不下去。

于是主持会议者决定： 将彭、黄分成两个会场来批斗。

此后，伯伯彭德怀和黄克诚伯伯的政治命运紧 紧地连在了一起。

1959年国庆节前夕，伯伯搬出了中南海，来 到吴家花园居住。黄伯伯虽然参加了一些中央会 议，也给毛泽东写了信，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 认识根源，谈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群众的看 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上来认识问 题，等等。甚至1961年国庆节，黄伯伯还被允许 上了天安门观礼。

当黄伯伯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可不 可以分配一点工作做时，毛泽东满口答应。

紧接 着，1962年初中央开七千人大会，会后，纷纷为 戴上右倾帽子及被株连的人平反。黄伯伯还被允许 到浙江去视察。

然而，鉴于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中说 伯伯在党内长期以来就有个小集团，并“同某些外 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伯伯实在忍受不住， 对“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伯伯 说是妄加捏造的罪名。

伯伯说：“我认为这种说法 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 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的 罪名，引起了我心情上的极大不满。”

为了澄清“不符合事实的夸大部分”(七千人 大会的报告)和把“错误的实际情况弄清楚”,还 有其他情况及几个问题，伯伯于1962年6月又上 书八万言给党中央、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后，以要 翻案为由，更有依据不能平反了。黄伯伯工作之事 自然又搁置下来。

不久，党中央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伯伯被 告知不能出席全会，不能参加国庆13周年活动。 黄伯伯虽接到通知到会，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 他再参加了。随后，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 怀、黄克诚、张闻天3人。

时间到了1965年9月，伯伯和黄伯伯的工作 问题似乎有了转机。

23日，毛泽东亲自同伯伯在中南海谈话。动 员他去西南，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此前，彭真曾 代表党中央向伯伯说明了这个决定。当时，被伯伯 婉言谢绝了。之后，又经过毛泽东及刘少奇、邓小 平、彭真的劝说，伯伯同意了大家的意见，愿意前 往成都出任副总指挥。

与此同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去看望黄克诚， 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同黄伯伯谈话，说毛主席决 定派黄克诚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于是，黄伯伯准 备动身前往山西。

这一次，伯伯和黄伯伯是经过几年的赋闲生活 后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 的。

黄伯伯行前曾高兴地填词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 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这种心境，我伯伯也是如此。

当然，这次恢复工作对两个人又不完全相同， 告诉黄伯伯的是这年“十 · 一”国庆节之前就得去 山西，相当匆忙、急促。而伯伯则是在两个月后， 即11月28日才离京前往四川成都。

好景不长，正当伯伯和黄伯伯准备为党、为人 民“愿尽余生效薄绵”时，霎时间，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刮遍了祖国大地，我伯 伯和黄伯伯又分别被揪回北京，时间分别是1966 年12月底和1967年1月。

可想而知，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黑白混淆、 人妖不分的年代中，彭、黄的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 知的。他们两人被公开批斗大致都是在7月份，黄 伯伯是这样回忆的：

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 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 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 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 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

我 一 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 怀来算是少的。

三个总部、空军、海军、 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 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 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 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 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 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 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 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 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 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斗人员常有变 化。

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 上拉去斗争。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 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军队开的 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总挨过 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 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 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 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 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 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我碰见彭总 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 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

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

又说：别说话了，免得麻烦。

我知道彭总的处境 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 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折磨更加不易。我虽 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 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8月15日，广播里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 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 是首次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这是在全 国范围内掀起的又一次批彭高潮。

这年11月，伯伯专案组转归中央专案组第二 办公室，这是第二办公室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案。 被审查的人有伯伯和被认为是伯伯“黑线”上的黄 克诚、张闻天、谭政、李锐等，共17人。设有彭、 黄专案小组，专审彭、黄二人。

黄伯伯回忆与伯伯被一起关押的情形时说：

1968年8月，大约是26日左右，我 们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个部队驻地 的平房里。我只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 政、王尚荣和我在一起。这里把原有的厕 所、洗澡间都封闭了，在室外偏僻处，挖 了一个大坑当厕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几度 时，也得到外面去上厕所；下雨、下雪都 无遮无庇。

在此期间，黄伯伯常常反抗监管。有 一次，也许是故意所为，黄伯伯在院中和 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伯伯听出 了是黄伯伯声音后，激动得把耳朵紧贴到 窗户上去听。

到了 1973 — 1974年间，对我们的管 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我 又因病住院，得知彭总也住在这个医院 里。但因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 息。我病房外设有一屏风，屏后坐一值班 军人进行监管，想来彭总亦必如此。

彭总 因癌症逝世，我虽同在一个医院，竟完全 不知情。后来才得知此事，又听说他死 时，因癌症巨痛，把被头都咬烂了。

一代 英雄，如此萧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不 能不令人为之痛惜。再见的希望成为泡 影，长与故人生死别矣。

现在，我们都知道黄克诚曾经于1965年在山 西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后写了一首词，与遥在四川 成都工作的彭德怀共勉。

用黄伯伯自己的话讲，在 高平县时：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 我到平顺去接他，正是在高平地区接到了彭德怀。 那时我们在一起研究部署反(国民党搞的)磨擦， 他是何等地意气风发!此时念及，不胜怅惘，作 《江城子》 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 一样，

太行顶，峨眉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可以说，这首词概括了伯伯和黄伯伯之间在长 期革命斗争中结下的真诚友谊和深厚的同志间的阶 级情感。

后来，黄伯伯就这首词感慨地说：“我不 是诗人，这首词是翻用苏词写的，但抒发的却是自 己的真情实感，说的是郁结于心、 一吐为快的话， 不带任何虚浮的情绪。”

下面，再摘引几段话(《一个真正的人》)来说 明彭、黄两人之间的友情之深：

— —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对黄克诚深表惋 惜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 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伯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写检讨过程中， 曾经感叹地说：“免掉我这个国防部长，我是很愿 意的。原先总以为还有黄克诚可以当，军队建设和 国防建设这一套不会中断。现在看来，黄克诚也当 不成了，要是把很多工作都中断下来，那就太可惜了。”

黄伯伯在“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以后， 曾经一目了然地说：“当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 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 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你们想想， 彭德怀搞‘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

伯伯在病危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但 是，他还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 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黄伯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 后讲，他很想念彭老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 梦经常同他在一起。”

现在，伯伯和黄伯伯这两位老人都已经作古， 那桩历史冤案也早已被平反昭雪，愈来愈多的人民 群众，更加敬仰伯伯和黄伯伯那种忧国忧民、刚直 不阿的精神和举作。这足以告慰这两位老人家那不 朽的英灵。

用《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书中所 言：“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友情，是长期并肩作战的 战友之情，是经过严酷考验的患难之交。这种友情 存在于将帅之间，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助益，给人 民战争带来胜利。它将会成为人们的楷模，成为历 史的佳话。”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