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彭、黄第一次见面时间，两个人在《自 述》中分别讲到，都认为是1930年4、5月份在湖 南省平江县长寿街。这一点，黄伯伯回忆较为详 细，他说：
作者：彭 梅 魁
黄伯伯的自述
关于彭、黄第一次见面时间，两个人在《自 述》中分别讲到，都认为是1930年4、5月份在湖 南省平江县长寿街。这一点，黄伯伯回忆较为详 细，他说：
我 们 到 达 长 寿 街 时 ， 适 逢 5 月 5 日 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做了演讲。这是我第一 次见到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还在会上做了 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动员。 ……
1952年末，我刚到总参时，正赶上 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在他的住处，召 集军队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军队的改革 和建设工作。
参加这个会的，我记得有：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 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 立三等人，我也参加了这个会。
以后，这 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很多次。当时也被 称为军委例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 作，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它却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 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中、美三方在朝 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彭德怀代表中国 签字。这以后，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 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 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 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个 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 东、邓小平和后来授衔的十位元帅，共十 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毛 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 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 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 央及主席批示。
我虽不是军委委员，因工 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的责任， 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 事的主要日常助手。
1954年10月我被正 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 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毛主席在1958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 上讲话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 一切推给 彭德怀同志， … … 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 了，基本上搞得好。 ……讲责任，第一是 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的 称呼是当时 一 般对我的习惯叫法),因为 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
主席的话 即指上述情况而言。实际上，军队的一切 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 … …
1956年底，军委责成我于1957年 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 告。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提出交班、退休问 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我认为这是有 远见的提法。
当时我军干部平均还不算 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 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 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 题。及时、及早提醒颇为必要。
熟知人民解放军历史的同志都记得：1958年， 在全军范围内曾掀起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运 动过后30多年来，伯伯成为“有争议”的人物， 我是理解的。
因为伯伯是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正如伯伯所说，由于他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军内存 在教条主义也好，反对教条主义反错了也好，他都 是有责任的。
在1958年夏，伯伯在会议上曾检讨 过一次说：“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官僚主义，我都 不能推卸责任。”“这是由于我工作能力弱和思想水 平低所致。但是，我认为是不应该将这些归纳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
但对1958年那次军委扩大 会议，伯伯是否应负更多的责任，只能由史学家们 去研究。
伯伯认为，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不讲真话， 那不是共产党员。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转为反教条 主义，对伯伯来说有一个提高认识问题，他这位在 中央领导下的副组长确实需要转弯子。
林彪说了一句真话：“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无论是伯伯代表大会主席团首先讲话，还是总 结发言，都是代表中央军委的意见，伯伯不会那样 没有组织纪律性，但确实给人们留下了遗憾!
伯伯与刘伯承元帅共同浴血太行山，同志、战 友情深，他们是战火中的幸存者，伯伯对刘伯承元 帅是很尊重的，如果是伯伯的本意或因言词过激有 伤刘帅之处，伯伯会自省的。
黄伯伯在后来回忆他和我伯伯在这场运动中的 做法时，并不掩饰两人在运动中的认识不足和错 误。
他说：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 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彭 并检查了自己思想落后于实际。我在小型 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号召：“把火线扯 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彭德怀说：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 一 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 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 一长制”,但 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所以要严肃批判 “教条主义”,维护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 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牙利那样出问 题。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 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 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 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 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 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 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 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 提不上日程。
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 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 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 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 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 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我 继任总长， 我也只以为是要我填补一时的 空 缺 。
1959年春，彭德怀出国访问东欧， 我仍照常工作， 一直到中央通知我到庐山 开会时，我还带了两个一般工作问题，准 备到会上去解决，真是“当局者迷”。
像伯伯一样，黄伯伯在说明他和彭德怀的正常的同志关系、工作关系之后，也作了一个总的申 辩。
他说：
1952 — 1959这7年间，我除开头几 个月完全在总后工作外，就一直在总参和 军委工作，和彭德怀的关系也以这个时期为最密切。以前我虽多年是他的老部下， 但从未这样日常共过事。经过这 一 段相 处，相互了解深了，彼此都信得过。
有一 次，彭德怀曾口头答应了某个领导同志的 要求， 问题正式提出时，我觉得不妥，给 否定了。和彭讲清了道理，彭同意支持我 的意见。不满意的人就说我是“秘书长专 政”。这话颇有刺激性，但彭并不在意， 他说：我服从道理，谁更有理就听谁的。
彭逐渐让我负较多责任，出去时让我代他 管理日常工作，曾引起某种猜疑，以为我 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都不是那样 的人。我们之间，言不及私，相待以诚， 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 而已!
一 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 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
庐山会议以后，我伯伯和黄伯伯都被罢官，离 开原任军队职务，长期离开了部队。
所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黄两人的政治生涯，对于这 一帅一将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 响不仅重大，而且还相当“深远”,
黄伯伯在他的 《自述》中，客观地回忆了庐山会议前后伯伯和他来往的情况。他说：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 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 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 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 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 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 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 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 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
他 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 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
我也和 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 虑情绪。
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 他不想去，让我替他去。
我说：中央通知 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 问他：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 扭。他后来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 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 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 份有名的“意见书”。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 北、山东都有饥饿发生，青海也在闹饥 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我感到问 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
庐山会议开了半 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 到会议上分歧严重。
彭德怀7月14日写 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 可能要受批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 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 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 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 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 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 一 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 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 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 视。
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 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 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至19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我伯 伯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伯伯的意见。黄伯伯 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 持了伯伯的意见。当时，小组内除两人外，其他同 志似乎都对黄伯伯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这两名同志 发言批评黄伯伯，黄伯伯又反驳，争论了一通。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各小组下午就 开始讨论这个讲话。当时，发言尚较缓和，对伯伯 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 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 事，也要对人。
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 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也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 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 被迫提高了调子。
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 只有作检讨的份儿。我在26日作了检讨， 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 思想方法上有许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 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 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 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说，但还不算太 过。
耐人寻味的是，黄伯伯回忆的一段毛泽东同他 和其他几个人的两次谈话。
内容涉及了许多往事：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 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 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
这次谈 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 一是 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 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 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 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 一 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 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 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 点都是基本 一 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 情，过去打 AB 团 时，有人要打我，彭还 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 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 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 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 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 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 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 想来，是你 一 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 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
彭德怀的信 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 能在写“意见书” 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 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 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 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 了?
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 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 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 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 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 ， 说 ： 看来 ， 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 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 一些问题不能 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 以澄清。
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 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 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 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
主席要小舟 “不远而复”。
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 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 “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但我们 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 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 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 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 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 较好。
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 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来源：大肥肥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