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封是牛皮纸的，很硬挺，上面的字却不是李卫东的。他的字我认得，歪歪扭扭，跟虫子爬似的，但这字，方方正正，透着一股子公事公办的冷气。

邮递员老王把那封信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刨木头。

八月的日头毒得很，晒得木屑都卷着边儿，散发出一股焦香。

“建军，北京来的信。”

老王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子稀罕劲儿，好像那不是一封信，是啥圣旨。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拍了拍身上的木屑，心里咯噔一下。

北京。

除了李卫东，我想不出第二个会从那儿给我来信的人。

信封是牛皮纸的，很硬挺，上面的字却不是李卫东的。他的字我认得，歪歪扭扭，跟虫子爬似的，但这字，方方正正，透着一股子公事公办的冷气。

发信地址是：红星机械厂保卫科。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战友情谊，瞬间凉了半截。

保卫科给我来信干什么？

我爹拄着拐杖从屋里挪出来，眯着眼问：“谁啊？”

“北京来的。”我撕开信封，没多想。

信纸很薄，就一张，上面是打印的字。

“陈建军同志：关于你涉嫌盗窃我厂职工李卫东同志财务一事，请于收信后十日内，来我厂保卫科接受调查，逾期后果自负。”

嗡。

我的脑子，就像被马蜂蜇了一下，瞬间就炸了。

盗窃？

我，陈建军，盗窃？

还他娘的是盗窃李卫东的东西？

我捏着那张纸，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咋了，建军？”我爹看我脸色不对，凑了过来。

我一把将信纸攥成一团，塞进口袋。

“没事，爹，一个战友开玩笑呢。”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爹没再问，他知道我的脾气。我不想说的事，拿钳子也撬不开我的嘴。

可我的心，已经不是钳子撬了，是被人拿大锤一遍一遍地砸。

李卫东。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在我心里扎了两年。

八六年，我们从南边的战场上下来，部队给了一个返城指标。

我们那个连队，就一个。

所有人都盯着，眼珠子都红了。

那时候能回城，就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商品粮，意味着跟我们这些刨土坷垃的彻底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按军功，按资历，那个名额都是我的。

连长亲自找我谈的话，说：“建军，委屈你了，但名额报上去了，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

我当时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

回城，离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给我爹妈在城里买个好房子，让我妹也能风风光光嫁人。

我连我爹爱喝的二锅头，我娘爱吃的稻香村，都盘算好了。

就在名单公示的前一天晚上，李卫东跪在了我面前。

一个七尺高的汉子，在月光底下，哭得像个孩子。

“建军哥，救救我娘，你救救我娘！”

他一边哭，一边磕头，额头在水泥地上磕得砰砰响。

他说他娘得了重病，快不行了，就想在死前再看他一眼。

他说他要是拿不到这个名额，回不了城，他这辈子都得背着不孝的罪名。

“建军哥，你本事大，在哪儿都能活。我呢，我就是个废物，离了城里，我啥也不是。”

“这个恩，我记你一辈子。以后我李卫东的命，就是你的！”

我看着他，想起了战场上，他替我挡过一发流弹的碎片，虽然只是擦破了皮。

也想起了他每次写家信时，念叨他娘做的红烧肉。

我的心，软了。

我把他扶起来，说：“卫东，别说了，大老爷们儿的。”

第二天，我去找了连长。

我说，我爹妈身体还硬朗，村里也需要我，这个名额，我自愿让给李卫东同志。

我记得连长看我的眼神，跟看个傻子似的。

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建军，你会后悔的。”

我当时梗着脖子说：“报告连长，我陈建军这辈子，做事从不后悔！”

李卫东走的那天，来跟我告别。

他眼睛红红的，抓着我的手，说了一堆“大恩不言谢”的话。

他说，等他在城里安顿好了，一定想办法把我也弄过去。

我笑了笑，让他赶紧走，别误了火车。

他走了。

两年，一封信都没有。

我没怪他。

我知道，城里人忙，生活压力大，可能把我这个乡下战友给忘了。

人性嘛，不就是这么回事。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没忘了我。

他不但没忘，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大一份“惊喜”。

盗窃？

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到底偷了他什么？

我连他家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我这辈子，手脚最干净，战场上捡条命回来，靠的是一身力气和一手木匠活养家糊口。

村里谁家盖房子、打家具，不夸我陈建军手艺好，人实在？

现在，一封信，就要把我这半辈子挣来的名声，全毁了。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认了。

我得去北京。

我得当面问问他李卫东。

你他娘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

我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

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这是我这两年给人打家具，一分一毛攒下来的。

我拿了两百块，剩下的留给爹娘。

我跟我爹妈说，要去北京给一个大老板做一批家具，得去一阵子。

我娘给我煮了十个鸡蛋，我妹把我的破帆布包缝了又缝。

临走前，我爹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油纸包。

“拿着，穷家富路。”

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块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味儿。

那是他的养老钱。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爹，我……”

“去吧，男人在外，别丢了咱老陈家的脸。”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过身，没敢再看他们。

我怕我一看，就走不了了。

坐在去县城的拖拉机上，风呼呼地往我脸上刮，跟刀子似的。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李卫东，你最好给我一个说法。

不然，我陈建军从战场上捡回来的这条命，不介意跟你换了！

从县城到北京，坐的是那种最慢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空气里混着汗味、泡面味、还有厕所飘来的骚味。

我找了个角落蹲下，啃着我娘给的凉鸡蛋。

旁边一个大哥看我这样，递给我一根烟。

“兄弟，去北京打工？”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我现在没心情跟任何人说话。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封信上的字，和李卫东跪在我面前的样子。

一个画面是黑白分明的背叛，一个画面是声泪俱下的恳求。

这两个画面搅在一起，让我恶心得想吐。

两天一夜。

火车终于哐当哐当，驶进了北京站。

我背着帆布包，随着人流走出车站，一下子就懵了。

高楼。

汽车。

到处都是人。

那声音吵得我耳朵嗡嗡响，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我耳边说话。

我捏着口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手心全是汗。

红星机械厂。

我找了个戴红袖章的大爷问路。

大爷很热情，给我指了路，让我去坐公交车。

我看着那跟长龙一样的公交车，没敢上。

我怕坐错了。

我决定走过去。

我以为不太远，结果我从天亮走到了天黑。

脚底板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等我终于找到红星机械厂的大门时，那两扇生了锈的铁门已经关了。

门口传达室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我敲了敲窗户。

一个睡眼惺忪的大爷探出头来，不耐烦地问：“干嘛的？”

“大爷，我找人，我找保卫科。”

“下班了！明天再来！”

大爷“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看着“红星机械厂”那几个掉漆的红字，突然觉得一阵无力。

这城市太大了。

大得好像能吞掉一切。

我在厂子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五块钱一晚上，一个大通铺，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呼噜声此起彼伏。

我闻着空气里发霉的味道，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厂门口等着。

八点钟，厂门一开，我就冲了进去。

我逮着个人就问：“同志，保卫科在哪儿？”

那人给我指了指最里面一栋小红楼。

我跑到小红楼，推开保卫科的门。

里面坐着三个人，正在抽烟喝茶看报纸。

为首的是个方脸，四十多岁，看我一眼，问：“你谁啊？”

“我叫陈建军，我收到你们的信，来接受调查。”

我把那封信掏出来，放在他桌上。

他瞥了一眼，慢悠悠地吐了个烟圈。

“哦，你就是陈建军啊。”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

“信上说我盗窃，我想问问，我偷什么了？”我压着火气问。

“偷什么了，你自己不清楚？”旁边一个瘦高个阴阳怪气地说。

“我不清楚！我两年没来过北京，我怎么偷？”我的声音大了起来。

方脸把报纸一摔，桌子拍得震天响。

“嚷嚷什么！这里是保卫科，不是你家菜市场！”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是贴着我的脸。

“我们接到李卫东同志的实名举报，说你去年来北京找他，走的时候，顺走了他一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岳父送的，一百八十块钱！”

我愣住了。

上海牌手表？

一百八十块？

我去年根本没来过北京！

“我没有！我去年一整年都在我们村里，全村人都能给我作证！”

“作证？你们一个村的，串通好了，谁信？”瘦高个冷笑。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我再说一遍，我没偷！这是诬陷！”

“是不是诬陷，我们说了算。现在，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要检查！”

方脸指着我说。

这是赤裸裸的侮辱。

我当过兵，流过血，保家卫国，不是回来让人当贼一样搜身的！

“你们凭什么！”

“就凭这里是红星机械厂！”

两个年轻的保卫干事围了上来，作势要动手。

我攥紧了拳头。

我知道，我只要一动手，这事儿就彻底说不清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帆布包扔在地上，把口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

三百块钱里剩下的那一百多块，我爹给的二十，十个凉鸡蛋的蛋壳，还有那张皱巴巴的信纸。

他们翻来覆去地检查，连我的鞋底都没放过。

什么都没找到。

方脸的脸色有点难看。

“手表呢？你藏哪儿了？”

“我没偷！哪儿来的手表！”我一字一顿地说。

“嘴还挺硬。”方脸冷哼一声，“人你先别走，这事儿没完。我们得找李卫东同志来对质。”

“对质就对质！我还要问问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我在保卫科坐了一上午。

没人理我，没人给我一口水喝。

我就像个犯人一样，被晾在那儿。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开了。

李卫东走了进来。

两年不见，他胖了，白了，穿着一身的确良的干部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跪在我面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农村兵了。

他看到我，眼神躲闪了一下，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二十五六岁，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一条连衣裙，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堆垃圾。

“卫东。”我站了起来，死死地盯着他。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

“科长，这就是陈建军。”他对方脸说。

方脸点了点头，指着我问李卫东：“你确定，就是他偷了你的表？”

李卫东犹豫了一下。

他身边的女人立刻掐了他一把，声音尖利地说：“当然确定！不是他是谁？去年他来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我爱人的表就不见了！”

“我们当时还想着，都是战友，算了，别把事做绝了。没想到他还不知悔改！”

我看着那个女人，又看了看李卫东。

“李卫东，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来过你家？”

“我什么时候偷了你的表？”

李卫东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女人却往前一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个乡下来的穷鬼，偷了东西还敢嘴硬！卫东心善，念着旧情，我可不认！那块表是我爸给我爱人的，必须找回来！”

“你闭嘴！我没跟你说话！”我冲她吼道。

“你吼什么！做贼心虚啊！”女人不甘示弱。

“够了！”方脸又拍了桌子。

他转向李卫东，语气严厉：“李卫东，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李卫东涨红了脸，终于开了口，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

“科长……就是……就是他拿的。”

“我们当时看他可怜，从乡下来，没地方住，就让他住下了。没想到……”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我笑了。

我笑出了声。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李卫东，你真是好样的。”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你是怎么跪在我面前的？”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你娘快死了？”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你这条命都是我的？”

李卫东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他身边的女人脸色也变了，她厉声打断我：“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跪不跪的！你少在这儿攀扯关系，转移话题！”

“我胡说？”我指着李卫-东，“你敢不敢对天发誓，你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李卫东低着头，浑身发抖。

“科长，你看他，他这是在威胁我们！”那女人又叫了起来。

方脸皱着眉头，显然也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

“陈建军，过去的事跟现在的事没关系。现在说的是偷表的事。”

“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我往前一步，逼近李卫东。

“如果不是我把返城名额让给你，你现在还在我们村里刨地！你哪儿来的机会进这个厂？哪儿来的机会娶上城里媳妇？又哪儿来的这块一百八的上海表！”

我的声音，一句比一句响，在小小的保卫科里回荡。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那个嚣张的女人。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卫东，眼神里全是问号。

李卫东的汗，顺着额角往下流，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别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我冷笑，“当年我们连队的连长、指导员，还有那么多战友，都看着呢！要不要我把他们都找来，跟你当面对质！”

“你！”李卫东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够了！”那女人突然尖叫一声，她冲过来，一把推在我胸口。

“你个不要脸的！看我们家卫东现在出息了，就想来敲竹杠是不是？编出这么一套瞎话，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偷了东西，就得去坐牢！”

我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事儿，恐怕不是李卫东一个人的主意。

“我再说一遍，我没偷。”我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们拿不出证据，就是诬告。诬告陷害现役军人家属，你知道是什么罪名吗？”

我的身份档案里，退伍军人这一栏，写得清清楚楚。

那女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还会说这个。

方脸科长清了清嗓子，出来打圆场。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陈建军，既然你说你没拿，那我们就再调查调查。但是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北京。”

他这是在和稀泥。

也是在给我，或者说给李卫东他们，一个台阶下。

“好，我不走。”我说，“我就在北京等着，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查出个什么名堂来！”

我转身走出了保卫科。

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站在厂区的大路上，看着工人们骑着自行车，说说笑笑地去食堂吃饭。

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我陌生的、叫做“幸福”的东西。

而我，像一个孤魂野鬼，站在这片不属于我的天地里。

口袋里，只剩下一百多块钱。

我不知道能在北京撑多久。

但我知道，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如果我灰溜溜地回去了，那“小偷”的帽子，就一辈子都摘不掉了。

我爹娘，我妹，我们老陈家，在村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我回到那家小旅馆。

老板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好像在防着我偷他那床破被子。

我没理他。

我躺在通铺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大片霉斑，像一张扭曲的人脸。

是李卫东的脸。

也是那个女人的脸。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仅仅为了一块表？

我不信。

一百八十块钱，对现在的他来说，也许不算什么。

他犯不着为了这点钱，冒着跟我撕破脸的风险。

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我想起那个女人在保卫科说的那些话，想起她看李卫东的眼神。

她叫张兰，我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

她是这个厂里副厂长的女儿。

李卫东，是倒插门。

一个靠着老婆家势力上位的男人。

一个把自己的尊严和过去，都踩在脚下的男人。

我的存在，就像他身上的一块疤。

一块他拼命想揭掉，却又无能为力的疤。

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记得那件事，他李卫东就永远都洗不掉“受人恩惠”这四个字。

他那个高傲的老婆，恐怕更不能容忍自己丈夫的历史里，有这么不光彩的一笔。

所以，他们要毁了我。

用一个最简单，也最恶毒的办法。

偷窃。

一个乡下人，偷了城里亲戚的东西。

这故事，多合理，多让人信服。

只要这个罪名坐实了，我陈建军就成了一个有前科的贼。

一个贼说的话，还有谁会信？

我再跟别人说，我把返城名额让给了他，别人只会觉得，这是贼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在敲诈勒索。

好狠的计策。

好毒的心肠。

我想明白了这一切，浑身的血都冷了。

这不是简单的背叛。

这是要置我于死地。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得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可我一个外地人，在北京人生地不熟，能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了我们连长。

他叫张爱国，转业后，好像也分到了北京。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单位。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就去红星机械厂附近转悠。

我不敢走远，怕保卫科随时找我。

我每天就买两个馒头，就着旅馆里的免费开水，就是一顿饭。

钱，在一天天减少。

心，在一点点下沉。

我试着跟厂里的工人打听李卫东。

一提起他，工人们的表情都很微妙。

有人说他会来事，巴结领导，是个“小白脸”。

有人说他运气好，娶了副厂长的女儿，一步登天。

也有人，压低了声音，跟我说了一件事。

“听说啊，厂里最近要分房子，还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

“李卫东是重点培养对象，他岳父下了大力气的。”

分房子。

提拔干部。

我心里那根弦，又被拨动了。

果然。

果然是为了这个。

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点“污点”，都可能成为他晋升路上的绊脚石。

而我，就是他最大的那个“污点”。

知道了原因，我心里的愤怒，反而平静了一些。

剩下的，只有冰冷的恨意。

我必须找到张连长。

我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

一次又一次地说明情况，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

“对不起，我们不能随便透露个人信息。”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腿都快跑断了。

终于，一个看我可怜的老同志，被我缠得没办法了，偷偷帮我查了一下。

“张爱国……好像是分到了市政公司。”

市政公司！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我跑到市政公司，那又是一个大单位。

我从一楼问到五楼，终于在一个挂着“工会”牌子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他比以前老了，头发也白了不少，但那身板，还跟在部队时一样挺拔。

他正在看文件，听到有人叫“张连-长”，抬起头。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愣住了。

“陈……建军？”

“连长！”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从接到信，到坐火车，到被搜身，到被诬陷，我一直没哭。

我觉得男人流血不流泪。

可是在看到自己老领导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愤怒，都化成了眼泪。

张连长赶紧站起来，把我拉进办公室，关上门。

“建军，你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他看着我身上的破衣服，看着我瘦得脱了相的脸，满眼都是心疼。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

我每说一句，张连长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等我说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

“！”

“李卫东这个忘恩负义的！”

他气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建军，你放心！这事儿我管定了！”

“我就是拼了我这身衣服不要，也得为你讨回一个公道！”

有他这句话，我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落了地。

张连-长没有食言。

他当天下午就请了假，带着我，直接杀到了红星机械厂。

他没去找保卫科，而是直接找到了厂长办公室。

厂长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

张连长把自己的工作证和转业证明拍在王厂长桌上。

“王厂长，我叫张爱国，是陈建军和李卫东当年的老连长。”

王厂长一看这阵势，有点懵。

“我今天来，不是来闹事，是来反映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连长不卑不亢，把当年我如何让出名额，李卫东如何下跪恳求，以及现在李卫东如何反咬一口，诬陷我盗窃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王厂长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

他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

“这个……张同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张连长冷笑一声，“是不是误会，你把李卫东和他老婆叫来，我们当面对质！”

“还有，我要求你们厂保卫科，立刻停止对我的兵，陈建军同志的非法调查！并且，就他们粗暴无礼的行为，向陈建军同志道歉！”

张连长的声音，掷地有声，带着军人特有的威严。

王厂长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叫人。

很快，保卫科的方脸科长，李卫东，还有他老婆张兰，都到了。

他们看到我和张连长站在一起，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李卫东，他腿肚子都在打哆嗦，几乎是被人扶着进来的。

“李卫东！”张连长看到他，眼睛都红了，“你还认得我吗！”

“连……连长……”李卫东的声音都在发颤。

“我当不起你这声连长！我张爱国手底下，没出过你这种兵！”

张连长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自己的良心呢？你娘的病好了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出发前，跟我，跟陈建军保证过什么！”

李卫东“噗通”一声，就跪下了。

这次，不是演戏。

是真真实实的，吓破了胆。

他身边的张兰，也傻眼了。

她大概从来没见过自己丈夫这副窝囊的样子。

她想上来撒泼，但看了看一脸煞气的张连长，又看了看脸色铁青的王厂长，没敢出声。

“王厂长，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张连长转过头，“这是一个性质极其恶劣的诬告陷害案件！是一个严重的道德败坏事件！”

“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回到地方，让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战友，被人如此欺凌和侮辱的！”

王厂长连连点头：“是，是，张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我们厂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他转头对那个方脸科长吼道：“你这个保卫科长是怎么当的！事实都没搞清楚，就随便冤枉一个好人！你立刻给陈建军同志道歉！”

方脸科长满脸通红，走到我面前，极不情愿地鞠了个躬。

“对……对不起。”

我没看他。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跪在地上的李卫东。

他也在看着我。

眼神里，有恐惧，有羞愧，还有一丝……哀求。

他希望我能像两年前一样，再放他一马。

可是，凭什么？

我不是圣人。

我的善良，已经被他挥霍干净了。

张兰突然冲了过来，她没有去扶李卫东，而是指着王厂长，尖声叫道：“爸！你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这都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讹我们家的！”

她竟然是王厂长的女婿！

不对，王厂长姓王，她爸是副厂长。

哦，原来王厂长是正的，她爸是副的。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

李卫东的岳父是副厂长，正厂长姓王。这里面的道道，比我想的还深。

王厂长听到张兰的话，脸都黑了。

“你给我闭嘴！滚回家去！还嫌不够丢人吗！”

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的下属，自己的准女婿，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

这已经不是家事了，这传出去，是他整个红星机械厂的丑闻。

“我不！”张兰彻底疯了，“就是他偷的！他就是个贼！你们都被他骗了！”

她像个泼妇一样，又想来抓我。

张连长一把拦在她面前，像一堵墙。

“女同志，请你自重！”

“今天，我们是来讲道理的。如果你们还想胡搅蛮缠，那我们就去市里，去军区反映！我倒要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去军区”这三个字，像三座大山，彻底压垮了张兰最后一点嚣张气焰。

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李卫东跪在那里，头埋在臂弯里，一动不动，像一条死狗。

事情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厂里当即撤销了对我的所有指控，并且由王厂长代表厂方，向我郑重道歉。

李卫东，因为诬告陷害、道德败坏，被厂里开除。

听说，那个副厂长女儿张兰，也很快就跟他离了婚。

他一夜之间，从人人羡慕的“乘龙快婿”，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

他奋斗了两年，算计了两年，最终，还是一无所有。

张连长要厂里给我赔偿。

赔偿我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

王厂长满口答应，说要给我安排工作，解决北京户口。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比当年那个返城名额，还要金贵。

我拒绝了。

我看着王厂长那张急于息事宁人的脸，看着这个我曾经向往过的“城里”，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厂长，谢谢您的好意。”

“工作和户口，我不要。”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指的，不是钱。

是清白。

是公道。

是做人的尊严。

临走前，张连-长塞给我五百块钱。

“建军，拿着。这是连长的一点心意。”

“你在北京受了这么多委屈，回去给你爹娘买点好东西，好好补补。”

我没要。

“连长，你的情，我记一辈子。但这钱，我不能要。”

“我陈建军还没落魄到要靠别人接济的地步。”

我把来时剩下的钱，加上王厂长硬塞给我的两百块“补偿”，凑够了回家的路费。

我重新坐上了那趟哐当哐当的绿皮火车。

来的时候，我心里是满腔的愤怒和不甘。

回去的时候，我的心，却异常的平静。

车窗外，城市的灯火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

我知道，那个世界，不属于我。

我回到了村里。

村里人不知道我在北京经历了什么。

他们只看到我瘦了，黑了，但眼神比以前更亮了。

我用剩下的钱，给我爹买了两瓶好酒，给我娘扯了块新布料。

我爹喝着酒，咂着嘴说：“北京的酒，就是不一样。”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又拿起了我的刨子，我的斧头，我的锯。

木头是诚实的。

你给它多少力气，它就给你多少回报。

你用心雕琢它，它就变成一件精美的家具。

你敷衍了事，它就只是一堆废柴。

它不会说谎，不会背叛，不会在你背后捅刀子。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的木匠活里。

我的手艺越来越好，找我打家具的人，从村里排到了镇上。

几年后，我用自己攒的钱，在村口盖了三间大瓦房。

我娶了媳-妇，是邻村一个很朴实的姑娘，她不嫌我穷，就觉得我人实在，手艺好，靠得住。

我们生了个儿子，很皮实，很健康。

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很踏实。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李卫东的消息。

他就像一颗流星，在我生命里划过一道肮脏的轨迹，然后就消失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起他。

想起他跪在我面前的样子，想起他在保卫科里那张惨白的脸。

我不知道，他午夜梦回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

会不会想起，他曾经有一个战友，把一步登天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他。

而他，却用最卑劣的方式，回报了这份恩情。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了。

有一年冬天，张连长回老家探亲，特意绕道来看我。

我们坐在新房的炕上，喝着我媳妇温的黄酒。

他看着我屋里屋外，自己亲手打的那些油光发亮的家具，看着我媳-妇和孩子，满脸的笑容。

他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建军啊，现在看来，当年你那个决定，是对的。”

“那个名额，你要了，未必有现在过得好。”

我笑了。

是啊。

如果当年我回了城，进了那个大工厂，也许我也会在那个大染缸里，为了分房子，为了提干，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变得面目全非。

也许我也会变成另一个李卫东。

从这个角度看，我甚至应该感谢他。

他用他的背叛，让我看清了一些东西。

也让我，守住了我自己。

“对了，”张连长像是想起了什么，“你知道李卫东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摇了摇头。

“被厂里开除后，他老婆也跟他离了。他岳父嫌他丢人，找人把他从北京‘请’了出去。”

“后来听说，他回了老家，但他爹娘早就没了。他也不会干农活，又好逸恶劳，在村里混不下去，就跑到南边去了。”

“前两年，我们一个老战友去广东出差，在火车站碰见他了。”

张连长顿了顿，喝了口酒。

“在干嘛？”我问。

“扛大包。”张连长说，“在给人当苦力，搬运货物。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又黑又瘦，跟个小老头似的。”

“我们那战友想上去认他，他看见了，扛着麻袋，头也不回地钻进人堆里，不见了。”

我沉默了。

我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觉得大快人心。

我的心里，很平静。

这就是他的命。

是他自己选的。

当年，他为了逃避“刨地”的命运，不惜一切代价回了城。

兜兜转转二十年，他最终，还是在用一种更屈辱的方式，出卖着自己的力气。

而我，当年留下来刨地的人，如今却靠着一双手，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命运，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张连-长走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月光洒在那些还没完工的木料上，泛着一层柔和的光。

我拿起一块木头，用手抚摸着它的纹理。

我想，人其实也跟这木头一样。

有的人，质地坚硬，纹理清晰，就算被扔在泥里，风吹雨打，也坏不了根本。只要用心打磨，终究能成器。

有的人，质地松软，内里早就被虫蛀空了，表面看着再光鲜，也经不起一点磕碰，稍一用力，就碎了。

我，陈建军，就是一块笨木头。

但我知道，我的芯子，是硬的。

来源：欢喜星为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