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1800年前后成型的成长小说之所以可成为西方现代长篇小说最经典的一个叙事样板，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激昂青春的端点被延展为了探索人生的长线，自我塑造的层递结构在广阔绵延的叙事时空中完成。在此过程中自由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伦理的体认内化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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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宋明炜《少年中国》

在华语世界的影像生产流水线不厌其烦、不避其俗地批量“致青春”、忆着“那些年”，以“欢乐颂”或“小时代”悲情的姿态炮制着名为青春的消费品的当下，回头去看青春与成长如何在近现代中国现身登场并获具文学面目与文化深意，却不会是一次轻松的消遣。青春作为话语，青年作为叙事中心，成长作为小说文体铺展的架构，其形成、确立与质变都呼应着现代中国或曰中国现代性的酝酿、生成与嬗变。其中既涌动着丰沛激昂的国族想象、生气盎然的进取意志，也充斥着个体欲望与历史潮流的冲撞、自我幻灭与政治波折的交叠、权力规训与文学自主的博弈。以此为观照视角，检审书写青春的汉语文字，便是重构烙印着“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体在直面“历史怪兽”（王德威语）之际进行自我想象和自我体验的成长轨迹。而这，正是宋明炜教授在他的新专著《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中文译名为笔者暂拟，下文简称为《少年》）中所呈现的。宋明炜将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确定为青春话语在现代中国兴起的起点，继而沿时间顺序逐一拾检出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十年中展述青春与成长主题的多部小说，将这些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青春解读为“现代中国的国族神话”（《少年》第21-22页）的一种图式，藉这旨趣、特色殊异的不同文本勾勒出了现代国家与青年自我之间共生、映射、纠结、矛盾、分歧、协同等复杂关系。聚焦于国家理想的宏观立意，结合以注重文本表征差异的微观分析，该专著成功地整理出了一条把握这六十年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精神史勾连演进的重要线索，也开辟出就“现代”、“中国”和文学独立性作进一步思辨的空间。

以青春之名，入现代之境

若单从文学主题而论，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青春叙事因其醒目且繁多而备受关注，相关论述也可谓繁复迭出。《少年》一书却有其出类拔萃的亮色：它将源自德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取此中文译名是依照《少年》书中观点，第53页）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现代性思考引入了对中国青春话语及其文学表现的讨论中，从一开始就为全书的论述设置了一种世界文学与多元现代性的广阔视野。如此一种大胆尝试，如文中所述，在很大程度上取法于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在其专著《世界之路：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The Way of the World：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s）中建立的小说研究路数。莫瑞提以德国成长小说的经典范例——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年代》为起点，将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的众多欧洲经典小说都归于这一小说类型，标举其对青春这一文化符号的塑造和赋值。此类文本建构出的青春在他看来恰是现代性的文学对等物，因而他的论述旨归便是将成长小说这一特定文学类型阐释为“现代性的象征形式”（The Way of the World第5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莫瑞提提出的这种三位一体：成长小说-青春-现代性并非密合无间的象征链条。正如莫瑞提自己所承认的，成长小说对于青春的建塑本就蕴含着对青春的超越乃至扬弃倾向，因为依照启蒙运动的线性进步观，青春只可能是迈向成熟的一个阶梯而不可能获得独立自足的地位，而成熟又总是意味着妥协、稳定和守成。换言之，青春代表的生机活力和革新冲动仅仅代表了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恰恰是对青春的规训、驯化乃至压抑或升华。

实际上，歌德写《威廉·迈斯特》，本就是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的想象式超越，是对愤懑激狂的维特式青春的一次彻底改写。主人公的年少轻狂恰恰要在成长道路上逐渐替换为对自我的再认识及自我与世界的调和，成长的关键因素是外界影响所推动的内心自省及自我改造。成长小说的这个Bildung过程是以人文精神和个体自觉为导向的“人”之塑造，而这一理想人又是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内核和载体，理想人的逐步成长便映射并通往理想社会的渐次营造。因此国内也有学者坚持使用“修养小说”的译名，以突显这一文体包含的德国特有的人文主义进步论和人性观（参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大出版社2013年）。如果将这种小说类型扩展到欧洲范围，德国的人文改良传统势必不再成为成长小说的内在限定。尽管如此，各国可归于成长小说者依然代表了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变体构成对冲的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文学想象，在这种想象里青春的破坏性能量（对应于现代性否定传统的决裂势态）将受到逐步驯化而转变为建设性效能（对应于社会规范的成型和现代契约的确立）。因此，若要将成长小说看作一种青春叙事，那么其所象征的现代性毋宁说正蕴含于对青春起灭显隐的刻画。

《少年》以成长小说论少年/青春中国，却并不是要将青春的诸多文学表征溯源至欧洲成长小说的影响。它是以类比（analogy）的思路，参照莫瑞提设定的成长小说-青春-现代性这一象征关联，尝试建立它多次举称的中国成长小说（Chinese Bildungsroman）的生成谱系，并籍此观察对个人成长的书写如何承载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不过，这种想象的起点却并不在这个谱系内，正相反，是青春与现代国家的话语关联构成了这个谱系得以创生的文化符号基础。《少年》因而首先回溯了晚清，也即1900年左右“少年中国”作为话语现象的出现与衍生。“老大帝国”要重返少年，古老民族要重焕青春，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开端之年的奋力呼求的确一举缔造了老与少、守旧与创新、停滞与活力、落后与进步、衰落与复兴的二元符码系统，这一符码也迅速被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时吸纳、征引和复制。在此语境中，对青春的美好想象无疑是对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召唤，充溢着除旧布新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意愿。《少年》尤其以吴趼人发表于1905年、堪称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的《新石头记》为例，重点分析了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一批“老少年”的形象，展示了这种老与少的辩证结合所象征的中国现代化愿景。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少年》随即注意到了清末至五四的青春话语的迁移，即从少年中国而中国少年而青年而新青年的语汇更替，而这一过程也正暗合着由维新而革命而共和而思想启蒙的社会骤变。如果说关于少年中国的乌托邦式想象还部分留存着传统诗词中少年意气的形影而透露出些许怀旧的趣味，那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新青年形象则是以大学生群体在政治舞台上和文化场域中的存在与作用为现实指向，展示出一种彻底革新、拥抱现代的文学-文化自觉。以青春之名对现代国家的单纯召唤也随之转变为以青年为核心的对现代国家具体方案的想象式探索。现代性的复杂多维与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多变也才有可能也有需要投射于文本化的青年成长历程中去。《少年》将五四运动中新青年形象的确立及青年问题的复杂化视为中国成长小说现身前的真正序幕，无疑是对这一文化象征体系变更的准确把握。但另一方面，以个体解放与爱国献身二重奏为重要背景的青春叙事，却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欧洲成长小说所展示的线性发展模式及调和倾向，反而更多地暴露出极端、歧变乃至幻灭的品性。宋明炜显然非常清楚这一差异，在进入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样本分析之前，他便指出这些中国版本的成长故事并不能完全纳入成长-迷惘-成熟的发展框架，并提出“新青年老去”，“新青年-老青年”的转型作为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基调。（《少年》第130-31页）在如此一种阐释视域里，在无法成熟与游荡不居的青年男女身上，正浮现出现代中国这个始终有待完成的现代性工程。

青春的肉身，国族的寓言

欧洲1800年前后成型的成长小说之所以可成为西方现代长篇小说最经典的一个叙事样板，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激昂青春的端点被延展为了探索人生的长线，自我塑造的层递结构在广阔绵延的叙事时空中完成。在此过程中自由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伦理的体认内化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少年》所集中探讨的中国成长小说，其出现的时机也是在五四青年的高蹈理想转为后五四时代的艰难探索之际。号称要推翻整个旧世界的“同学少年”如今要在多番磨难中摸索出新的人生道路。然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自由个体一开始就内化着担待民族复兴与社会重建的道德律令，青春的肉身便尤其成为一个中国特有的成长问题：尚待形成的独立之人（individuum）所持有的蓬勃生机、身体欲望与极端情绪既是国族复兴尤其是革命救国构想的能量来源并可成为其文化象征，但又无法完全归顺于意识形态统领而屡屡成为后者的规训乃至压抑对象。青春承负国家，青春又不自觉地对抗国家，这之间的张力显然是推动一代代中国作家书写青春和成长的内在动因之一。宋明炜在《少年》中对他所选取的几个文学文本进行的细致分析极为精彩地还原了不同作家在不同语境里对这种成长的具体设计，从而揭示出具有国族寓言特色的青春故事的多样面孔和多重意味。

叶圣陶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少年》视为“最早表现出与欧洲成长小说在形式上的相似性的中国小说之一”（《少年》第136页）。小说主人公受1911年辛亥革命震动而开始探索自己和国家的理想道路，先后进入教育事业和爱情婚姻，最终投身大革命并在四一二事件后去世。虽然在情节展开上，倪焕之的人生道路表现为一种层递结构，但就其个人内心发展而言，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结束于悲观绝望情绪的进一步加重。他的结局也是绝望中的死亡而不是人生-社会理想的完满。实际上，这种颇有悖论意味的叙事模式更符合欧洲成长小说中已经出现的消极成长类型。而宋明炜尤其指出小说中最能体现五四启蒙理想的教育救国方案的破灭，验证了他提出的中国成长小说中“新青年老去”的核心论点。面对这种“启蒙中国”的幻灭，以茅盾为首的左翼作家在二十年代末则极力创作另一种青春叙事作为回应，不妨说，他们要以“革命中国”的青春面孔替换已然消沉的自由派启蒙热情，将倪焕之们挽救回乐观的革命叙事中。以革命青年的自我塑造为核心主旨的小说写作遵循着意识形态目的论的指令，在线性发展观的实践上比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成长小说走得更远。但《少年》对茅盾的《蚀》三部曲和《虹》的解读更聚焦于青春形象尤其是青年女性形象里包含的身体欲望和焦虑躁动，不仅将其看作波德莱尔式的沉浸于当下的审美现代性，而且辨认出了其中游离于革命意识形态之外的青春个体实现自我的冲动。如此来看，梅行素们的青春肉身便是革命理想版本的国家叙事对个人身体的规训场所，但也容纳了个体意志与集体权力的微妙互动。在同一时期以文学张扬青春的巴金自然也是《少年》分析的一个重点，不过它对经典青年形象——《家》中的高觉慧着墨不多，而是在《灭亡》和爱情三部曲中挖掘无政府主义者的成长小说范例。巴金自己对法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接受，尤其是对“生命的开花”这样的青春礼赞的传续，被视为这一颇显另类的成长小说形成的重要条件。巴金笔下的青春，其奔腾不息的活力和接近病态的激情直接与为国捐躯的献身渴望融汇为一，一己的成长似乎与为国的奋斗形成高度统一而无需调和，其中表现出一种天真乐观。而在宋明炜看来，这也是巴金本人始终怀抱的青春禀性，他的青春叙事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多源于此。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建国前的战争年代，不论是中国青年、中国作家还是中国文学都是在特殊的空间和环境里成长发展。但《少年》从这一时期里选出的两部作品都偏离了高度政治化的主流文学，不完全听命于战时意识形态的预先规制，表达出小说作者书写青春的某种本真冲动。《少年》对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考察是从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主观论和原始强力论切入的。维护创作中主观性以免做客观现实之奴的思想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让路翎得以在小说第二部中创造出蒋纯祖这样一个偏离革命青年成长道路的青年形象。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而逐渐形成浓烈的自我意识并日益疏离于救亡的战时思想指令，对如此一种成长路径的想象与书写可谓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异端，但正如《少年》书中所言，这里也闪现出一个力图挣脱中国历史现实律令束缚的现代自我的身影，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参见《少年》第265页）而鹿桥的《未央歌》则体现出未止息的青春书写冲动如何在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中再次找到叙事支撑点。宋明炜耗费不少笔墨来重构这段联大青春的文本表征，是沿袭王德威提出的“史诗时代的抒情传统”之论，再现能暂时与国族叙事脱节的一次诗性自我之建构。不过，如此一部刻画大学生群像并且止于短时段截面的作品是否真可说成是又一部中国成长小说，则大可商榷。

最完整地实现成长小说的线性发展结构和目的论设置，也最典型地反映青年自我与国家理想渐次融合的中国成长小说文本，则非杨沫献礼于建国十年大庆的《青春之歌》莫属。林道静叛离自己的地主家庭，在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中不断改造自我，克服自身的“资产阶级情调”和个人主义，将个人情欲消融于对革命道路的坚定追求中，成长为一二九运动中革命群众的一员，这部被《少年》名之以“社会主义成长小说”的红色经典成就了一个满溢青春光辉的造国神话，在某种意义上也终结了青春个体探索和负载现代国家道路的成长故事。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高度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不会让个人再度回到彷徨、苦闷、迷失、自我怀疑的成长起点，也不会再有余地留予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青春自我。《少年》对《青春之歌》的结局所做的判断因而切中肯綮而意味深长：这部成长小说的终点便是“青春在荣光显耀中消退，而在恢弘壮丽的历史图景中获得了永恒的、象征的生命”（《少年》，第312页）。然而，《少年》的文本细读没有止步于《青春之歌》，而是将王蒙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青春万岁》作为青春叙事的最后一个例子。这部展现北京女中学生们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好生活的小说中，青春仿佛的确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历史图景，青春的个人与青春的国家互为映衬相洽无间。然而，《少年》通过辨析小说文本中包含的某种狂欢气质，指出被国家意识形态规训的青春依然有着不完全被驯化的瞬间，而这显然又反映着并未完全泯灭的文学自主性。王蒙刻画的青春，其昂扬的生命力固然成为新中国的贴切象征，但这生命力却依旧保存了国家无法完全驯服的个人因素，并且为二十年后重新开启人性化的青春叙事埋下了伏笔。只是，如宋明炜自己承认的，《青春万岁》和《未央歌》一样，在文体上来说其实已经逸出了成长小说的界限，虽然它们不失为值得格外关注的现代中国的青春叙事样本。

青春愁不解，来路谁问津

书写青春，不仅仅因为青春的美好，更因为青春成了象征，也由这象征而成为问题。这应是欧洲与中国成长小说共有的源起。“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古典时代的终结，也便是青春进入成长过程，并由此加载各种文化符号意义的起点。宋明炜的《少年中国》便穿越回到这个起点，逐一展述出青春叙事在现代中国与国家理想须臾难离的密切关联，在六十年间与之关涉的纷繁文字里探究青春形象所加载的象征意味。正是为了把握现代、国家、青春在文本中的交错指涉乃至交相建构，作者移用了德国乃至欧洲文学中现有概念Bildungsroman；但由于作者想要涵盖的青春叙事诸多面向在文体结构上也同样表现得复杂多样，所谓中国成长小说便只能是一种近于韦伯所称理想型的共名，而无法成为严格定义的小说类型。而欧洲成长小说的青春-成熟进步观也并不能严格对应于文中所讨论的中国文学作品。不过，宋明炜通过说明中国成长小说自身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新青年走向无法成熟的老青年的叙事特色，反而建立了一套有别于西方模式的解释框架，在参照与反差中凸显了中国青春故事里特有的忧思与寄托。而在这一主题架构下，各个历史关节点上的青春叙事之间的差异以及这差异代表的现代中国史意义得到了极为细致和审慎的阐明。

在全书最后，宋明炜又将视线拉近至他所评论过的1999年的青春文学，从而让这一百年里表现青春成长的文学轨迹得到了初步显现。这一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当下国族身份、自我认知和青春象征的来路，是现代中国人之自我的成长记忆。对这来路的重新追寻，其意义自不待言。而宋明炜的《少年中国》无疑为这追忆之旅提供了一个指点迷津的美丽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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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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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炜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伟杰 译

自梁启超始，20世纪中国的人不断建立、翻新关于“现代”的知识与信念，展开对自身的想象与重构时，“青春”在政治与文化表述中，便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现代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改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觉醒年代”时的“新青年”到左翼运动中的“革命加恋爱”，从“青春是美丽的”到“青春万岁”的复杂与含混，从抗战“十万青年十万军”到新中国“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萌发于政治想象，最终又涵盖于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是一个逐渐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集合体。作者借助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带领读者进入“一次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这又是一个关于少年中国的故事，“寄托了希望和未知”，也充满着阳光与阴影。

少女中国

“女学生”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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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滨田麻矢 著 高尚 乔亚宁 译

在以空前速度实现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中国少年”“新青年”等就成为用来描绘崭新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口号。中华民国以来，描写青年成长的教养小说变得盛行起来。但潜意识里，这些“少年”“青年”往往指的是男性。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可以说，女性是长时间以来被文化政治遮蔽的群体。

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本书将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