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友涵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重要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结合了中国的视觉符号和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对各种视觉手法的持续探索，深刻影响并感染着一代年轻艺术家。

余友涵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重要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结合了中国的视觉符号和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对各种视觉手法的持续探索，深刻影响并感染着一代年轻艺术家。

余友涵（1943-2023）

1973年，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专业的余友涵回到了故乡上海，任教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他在学校附近的农村、家附近的市区街道画了许多风景和静物作品，对塞尚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进行深入研究，逐渐摒弃了自然主义，转投形式与构成的怀抱，展开了独立的艺术探索。1980年代初的几年里，余友涵创作了最早的一批抽象作品。它们也预示着他的艺术发展方向——脱离自然与具象的描绘，使用重复的点、线与色域来传达对绘画与世界的独特理解。

余友涵

抽象1990-10

1990年

83×86cm

丙烯、纤维板

出版：

1 《余友涵画集（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2 《余友涵》，3030Press，2015年，第115页

来源：

现藏家购自保利香港拍卖2021年春季拍卖会，Lot 134

彼时，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的艺术作品，是改革开放热潮中艺术家们面对的重要议题。对余友涵而言，现代西方美术思潮与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已不再止步于形式上的“中西合璧”，而应向民族文化的纵深处挖掘。受老子的道法哲学启发颇深的余友涵，在经历对构成语法的深入探索之后，决定返本归元，寻求能将高度概括的情感与理念结合起来的构成形象。

1984年，余友涵的抽象绘画中出现了这个突出的语素——“圆”。一方面，它的形象简单而安定，永不停止、循环往复，既是一切事物的“起始”，又是一切的“终结”，既是瞬间，亦是永恒。另一方面，它既是点又是面，成为微观与宏观的总括，博大而兼容。余友涵用水墨技法挥洒丙烯颜料，点线书法排列有序、结构井然。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之中，余友涵得以将情感思绪与宇宙精神融入“圆”内，以流畅的运动趋向与文人画式的气韵，隐没构成的语法，加强画面的情感，以追求心灵的宁静、质朴。

《流动1990-1》，1990年，131×131cm

中国嘉德2019年春季拍卖会

成交价HKD 7,130,000

《1990-5-1》，1990年，134.5×134cm

苏富比2011年秋季拍卖会

成交价HKD 4,100,000

《抽象1990-10》创作于余友涵由抽象绘画转向政治波普的重要过渡时期，代表着他长达十年的早期抽象艺术创作中最成熟的水准。画面以深邃的墨色为基底，深浅不一、色相差异微妙的圆点与短线排布其间，如同不可破译的密码，看似随机却暗含秩序，既似微观世界中跃动的细胞、指纹般独特的生命印记，又如宇宙深处的星辰浩瀚。在圆形的总体构图框架内，这些虚实交错、疏密有致的笔触形成了硕大的十字结构，悬浮于幽深静谧的虚空之中。它们在画布上静止，却又隐含着动态的张力，遵循着不同的方向性，向外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这种张力与势能营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引领观者进入一个流动的宇宙场域。在这里，既可仰望星空浩瀚、观测宇宙浩大，亦可内省自我的精神世界。

《抽象1990-10》局部

在“圆”系列的创作中，余友涵始终坚持对艺术语言的自我革新，不断突破既有的表达边界，呈现出由文化意识到绘画意识的转变。而色彩的引入便成为这一转变的显著特征。早期的“黑白圆”是西方文化浪潮冲击下对本土文化身份的自觉捍卫，是文化焦虑中追寻的精神锚点；后来的“彩色圆”则是从对文化属性的执着转向对艺术本体和绘画语言的探索。当引入鲜明的色彩，原本带有中国传统文人气的画面开始承载更多艺术家本人的精神讯息与艺术语汇，将其生活的经验与期待，落笔于平面、抽象的空间。由此，余友涵的艺术触觉开始延展向“圆”以外的无垠世界，投向人类生生不息的文明旅途。

余友涵

舞蹈

1998年

38.2×82cm

布面丙烯

展览：

余友涵：啊！我们，香格纳复兴公园，上海，1999年

来源：

原藏家DAW Collection于2002年购自香格纳画廊

延续着其80年代政治波普作品中对社会现实与时代变革的关注，余友涵开始了新系列“啊！我们”的创作。他曾说这一系列描绘的“既是一生中日日夜夜的情感所系，也是唯恐躲避不远的人群”。从兵马俑、石狮子到面带笑容的小女孩，从农民、工人、护士到模特、官员，一张张从古至今的平凡个体的面容，在余友涵的画布上被拼贴、记载，在泥泞昏暗的画面颜色之中生动地发光。他们是社会剧变之中的众生相，也是“中国民族的DNA”真正的所在。

《舞蹈》是“啊！我们”系列中少见的画面具有抽象风格的作品之一。纤细的笔触勾勒着独舞者的轮廓，仿佛飘浮于浅蓝与浅黄交织的天空之上，看似自由灵动仿佛要跃出纸面，却又被黑色的几何线条切割、阻拦，禁锢在平面的画作里。恰如个体在群体中的微妙处境：既渴望融入，又总有隔阂距离。余友涵以简练线条与克制色彩，将矛盾张力凝结于瞬时的舞姿，以抽象的形式构成描写一种具体的、可被感知的情绪，使抽象与具象持续共存、彼此流转。

余友涵

沂蒙山 13

2005年

布面丙烯

展览：

1 余友涵: PSA 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6年

2 香格纳秋季群展，香格纳主空间，上海，2009年

3 香格纳796空间群展，香格纳淮海路796号，上海，2009年

出版：

《余友涵画集（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08-109页

余友涵曾说：“画了人民之后，再画土地，这是自然的事。”

2002年的夏天，余友涵随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同事前往沂蒙山附近的卞桥镇绘画写生基地考察。沂蒙山的泥土、岩石、植被都充满着质朴的野趣，像是古代的世外桃源，尽管物质条件不算丰裕，这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十分富足。在城市化发展迅猛向前的年代里，这样的经历触动了余友涵内心对回归自然的渴望。结束考察回到上海后，他以自己拍摄的70余张风景照为素材，创作了20多幅“沂蒙山风景”系列作品，《沂蒙山13》即为其一。

不同于早期“所见即所绘”的写生，描绘沂蒙山时，余友涵不再追求对具象事物的忠实再现，而是选择以点和排布的笔触将树木、泥土等自然元素抽象化，将情感与精神意念融入客观的现实。书法的线条、色彩的浓淡、风景的拼贴排布，使空间层次于画布上铺陈开来，郁郁葱葱的绿色展现出生命的激情澎湃。“风景画”，便成为余友涵开拓艺术语言边界的一种范式，借以承载对土地、自然的亲近与渴望，呈现更多元的技法与面貌。他在具象风景之中汲取灵感，在其中体悟色彩、笔触与构成，也成为了余友涵之后再次折返抽象绘画的前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艺术就是我最好的生活。”

“我之所以坚持绘画，是因为绘画就像走路，人类发明了汽车和飞机，但还要走路。”

——余友涵《画中有话》

纵观余友涵的艺术历程，不同的主题、技巧和风格极为多样，无法归入某一场特定的艺术运动。他的各个系列作品在时间上相互重叠，在绘画语言上也相互穿插。但其核心艺术表达却是恒定的——余友涵始终是为了“心灵的需要”而持续创作。

来源：沐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