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剧中频繁出现的“大佐”又要回来了，这一看似简单的名称变更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日益猖獗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以及妄图军事正常化的野心。

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抗战剧中频繁出现的“大佐”又要回来了，这一看似简单的名称变更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日益猖獗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以及妄图军事正常化的野心。

“大佐“这一军衔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在旧日本军队的等级体系中，“大佐“相当于陆军联队长或海军舰长，是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的中高级军官。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在1946年颁布《军人敕谕废止令》，全面废除旧军队的军衔制度。

1954年自卫队成立时，刻意采用“1佐“（一等佐官）等中性称谓，旨在与旧军队划清界限。而日本现在提出要修改这些中性称谓。

【国人记忆中的大佐】

具体的就是将尉官层级的“一尉、二尉、三尉”改为“大尉、中尉、少尉”；佐官层级的“一佐、二佐、三佐”改为“大佐、中佐、少佐”；将官层级的“将和将补”将改为“中将、少将”，其中幕僚长因军衔上多一颗星，将被称为“上将”。

除此之外，自卫队的部分职种名称也将进行调整，比如“普通科”改为“步兵科”，“特科”改为“炮兵科”，“施设科”被改为“工兵科”。

军衔称谓的调整绝非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德国在二战后彻底废弃“盖世太保“等NZ时期的专有名词，甚至立法禁止相关标志的使用，这种彻底的“去NZ化“体现了对历史的深刻反省。

【现在的自卫队大佐（一佐）】

而日本的选择恰恰相反，“大佐“称谓的复活，配合近年来“出云“号护卫舰的航母化改造、“军旗“的公开使用等系列动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符号复兴工程。

这些具有特殊记忆的象征物被系统性唤醒，本质上是对战后体制的象征性突破，这种“去战后化“的尝试与安倍时期推动的“修宪强军“路线一脉相承。

此举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不容忽视。韩媒指出，日本防卫省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已删除“专守防卫“原则的表述，同时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恢复旧日军称谓，很容易让曾遭受日本侵略的邻国产生历史联想。特别是当前日本正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与美军的“动态防卫合作“不断深化，这种军事姿态调整与历史符号的复活相结合，难免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忧虑。

【这一套军事符号就应该被永久封印】

2022年，日本内阁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时，就明确写入“反击能力“建设等突破性内容。现在推动军衔名称的“复古“，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符号的潜移默化，为“军事正常化“营造社会心理基础。

日本广播协会（NHK）2023年的民调显示，支持修宪的民众比例首次超过60%，这种民意变化为保守势力推行更具争议性的政策提供了空间。

二战结束后，《旧金山和约》和《日本国宪法》共同构成了限制日本军事发展的法律框架，其中对战争象征物的使用虽无明文禁止，但联合国大会1974年通过的《侵略定义》决议强调，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都不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要求。

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在军事领域使用具有侵略战争印记的称谓，显然与和平发展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日本的举动暴露了其国内精英阶层的焦虑和恐慌，随着邻国的军事实力快速提升，日本企图通过复活“帝国荣光“来提振士气。

这其实已经暴露出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危险倾向，即拒绝对战争罪行和侵略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清算，而是选择绕开历史包袱，通过对旧有军事符号的“再利用”来重构国家与军事认同。

【任何时候都透出阴森之气的自卫队】

但这种身份建构方式存在根本性矛盾：一方面要展示作为“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军事大国地位的渴望。这种撕裂状态导致其安全政策经常出现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的调整，军衔称谓变更正是典型例证。

当前日本军事转型已进入深水区，2023年度防卫费突破GDP1%的限制，新设“统合司令部“推进三军协同，这些实质性变革本已引发关注。

在此敏感时刻刻意恢复旧日军称谓，无异于给地区安全局势添加新的刺激因素。

日本这次是彻底不装了，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也恢复八路军、新四军的称谓呢？

来源：沙场秋点兵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