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廖文毅被国民党当局成功策反而导致“台独”势力严重受挫，由于美国逐渐成为台湾人海外留学和移居的主要对象国，由于美国中情局和日本右翼分子帮助“台独精神领袖”彭明敏离台赴美促成海外“台独”组织大联合（以“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成立为标志），特别由于中日复交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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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至1978年8月是冷战中期，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
由于廖文毅被国民党当局成功策反而导致“台独”势力严重受挫，由于美国逐渐成为台湾人海外留学和移居的主要对象国，由于美国中情局和日本右翼分子帮助“台独精神领袖”彭明敏离台赴美促成海外“台独”组织大联合（以“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成立为标志），特别由于中日复交和日本国内迅速高涨的中日友好热潮使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受到一定制约，海外“台独”运动的重心逐渐由日本转移至美国，进入了“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为前哨”的新时期。
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作为作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总靠山和总后台，他们所以长期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图谋分裂中国，除美国当局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支持外，还因在政界有贺屋兴宣、椎名悦三郎、石原慎太郎等一批重量级右翼政客鼎力支持。
这些占据政府要津的右翼政治家，在中日复交谈判前不遗余力支持“台独”活动，千方百计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图谋乘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中日复交谈判后仍不甘心失败，企图通过在国会成立亲台议员团体，继续影响和左右政府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以此支持“台独”和破坏中日关系。
日本右翼势力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遭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同时反对或任何一方反对，那么就会变被动为主动，“成功”阻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这一政策被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作为苦果而咽下，那么同样是变被动为主动，“成功”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妄想。然而，他们的这一企图不仅遭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一致反对，也为田中政府所拒绝。
大平外相曾回应说：“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旦实现，就不能设想‘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
那么，就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日本右翼势力在中日复交前夕是怎样酝酿“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
1971年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由于美国政府在尼克松即将发表电视讲话前3分钟才将此事通报给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故美国背着同盟国日本秘密采取“美中接近”的重大外交行动被日方称为“越顶外交”。
在突如其来的尼克松“越顶外交”冲击下，日本国会动摇了，首相惊呆了，全国上下感到无比“震惊”。自民党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说：“基辛格访华可以预料，但尼克松访华怎么也没想到”，简直是“晴天霹雳”。
这一行动尤其对长期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和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佐藤政府，是一个沉重打击。担心日本成为“亚洲孤儿”的日本社会各界，以社会党和公明党为代表的在野党，以新日铁和三菱集团为代表的财经界，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为代表的新闻界，以古井喜实、松村谦三为代表的执政党人士以及广大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当时“连草木都倒向中共”（佐藤首相哀叹）、“日本一片亲毛声”（台湾驻日记者惊呼）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尤其自民党内的“台湾帮”，开始酝酿在中日关系转折时刻趁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实际上是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新策略。
据日本前外交官冈崎久彦在1993年2月发表的《中国问题再访——战后日本最后的忌讳》一文披露，在“尼克松冲击”发生、举国上下不知所措的当口，右翼大佬椎名悦三郎却十分镇定地说：
“尼克松虽然飞到了北京，但日本没有必要慌忙追随，…日本有日本的做法”；“最好的做法就是，日本应考虑按日本方式首先维持与中华民国的邦交关系，同时打开与中共的邦交。”
椎名悦三郎所思所想，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日本右翼政客利用中日复交制造“两个中国”的阴险图谋。只“可惜”这位被冈崎视为“懂得大战略的人”，却无缘以日本首相或外相身份直接参与中日交涉实现其“两个中国”构想，不禁令其右翼同党感到十分惋惜。
对日本右翼势力造成重大冲击的另一个事件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联合国分裂中国的图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有望获得通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配合美国向大会提出希望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阴谋在联合国内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政治原则，特别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与台湾当局同时做联合国会员国，台湾当局也坚决“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留在联合国，日美两国利用联合国分裂中国的图谋亦宣告破产。
田中内阁诞生后，在自民党内的“亲台”右翼政客中，虽然不乏类似前首相岸信介坚决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者，但“台湾帮”多数成员实际采取了日中建交可以、日台“断交”不行的立场。当时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贺屋兴宣等一批重量级人物，都强烈要求田中内阁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继续维持与台湾当局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既有的关系”。
当时亲台派“大都是属于这种两个中国想法的支持者”。他们叫嚣：“不要抛弃台湾”；“废除日华和平条约是不妥的”；“台湾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应该轻易得出断绝外交关系的结论”；“与台湾断交时，在台湾的本国人的生命、财产能保障吗？”等等。
在第26届联大召开前夕，他们还在试图通过台湾当局“秘书长”、“亲日派”张群劝蒋介石走“独立”道路。
其具体方案是：
(1)或让国民党放弃“反攻大陆”口号，放弃对大陆的“主权”要求，直接宣布“中华民国”与大陆脱离即“独立”；(2)或让台湾当局继续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同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从而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并存于联合国的“两个中国”局面；(3)或让台湾当局将“中华民国”更名为“台湾共和国”，进而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共和国”并存的“一中一台”局面。
岸信介在1972年1月赴台的目的，就是欲借中日复交之机劝蒋介石接受张群（实为日本右翼政客）的上述主张。
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日台关系，在中日复交进入最后阶段的9月22日，台湾方面与日本关系密切的齐世英、梁肃荣还在做日本的工作。
齐、梁二人与福田赳夫在东京赤坂的王子饭店进行了会晤。期间福田即席给外务省事务次官法眼晋作打电话说：“与中共建立外交的同时，维持与中华民国既有的关系，这是不受法理约束的现实问题”；“日华两国关系具有特殊性，过去也没有先例，日本应当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来”。
田中访华前夕即1972年9月8日，自民党总务会在自民党本部大楼901室召开“日中关系正常化协议会大会”。
会上，楠正俊“激动愤怒”地阐述了反对日台“断交”的理由：
“在大战期间被征召人伍之台湾籍军人、军眷有207813人，阵亡者有30304人，这些人都是为日本而战的。复员的人数有176879人。根据这些事实，认为可以抛弃台湾这种想法本身，到底政治家的道义感在哪里？我说到这里不禁非常激动愤怒。为日本而与自己的祖国作战，而不幸阵亡的台湾籍人士，当然未被奉祀于其祖国的忠烈祠，亦未被奉祀于日本的靖国神社。台湾籍的军人等于路死之犬，其污名经常隐藏在遗族的内心深处。”
在右翼政客的施压和操控下，协议大会通过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居然确定了这样的谈判原则：
“当日中进行邦交正常化之交涉时，我国政府应注意下列几点，尤其鉴于我国与中华民国之深切关系，应充分顾及能维持原有的关系之后，从事对中共之交涉。”
紧接着，分别被派往中国大陆的小坂善太郎代表团和被派往台湾的椎名悦三郎一行，均秉持这一精神行事。
由此，小坂善太郎一行访华期间被中方斥为“搞两个中国”，当属自然；而周恩来重申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也理所当然。而以自民党副总裁、首相特使身份做“安抚工作”的椎名悦三郎赴台后，更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大造舆论和预埋伏笔。
在1972年9月25日至29日的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着几个原则性问题展开了斗争，但核心仍然是台湾问题。日方代表无论在发言中还是在联合声明的文字表述上，同样暴露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政治意图。9月26日上午举行的第一轮外长会谈，就因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在“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权利”、“台湾归属”、“日台条约”等问题上阐述错误立场不欢而散。
特别在“台湾归属”和“日台条约”问题上，高岛局长竟以种种理由拒绝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完全赞同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主张。
其“理由”是：
(1)日本政府已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权利根据，不能“两次放弃”，即日本没有资格再谈论其归属问题；
(2)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实际上未及台湾，“如果日本人在台湾遭受危害时，中国政府能保护或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吗？”
(3)日本政府对中方的这一立场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言外之意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只能用“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之表述作出“道义性”表示，但绝不写明“承认”。
关于“日台条约”问题，高岛益郎表示：不同意中方“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之主张，在联合声明正文里写进“日本政府理解并尊重日中复交三原则”是不合适的。
其“理由”是：该“条约”是日本政府经过正式手续缔结的，不能说缔结本身是无效的。其言外之意是：台湾既然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管辖之下，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那就应该在承认“日台条约”的基础上缔结新的条约。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用心昭然若揭。
在中方的严肃斗争下，大平正芳在9月28日下午举行的第四轮秘密首脑会谈中承诺：“从日本政府来说，今后既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绝不考虑支援‘台独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在这一点上请相信日本政府。”
在此基础上，两国签署了标志着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
关于台湾归属问题，《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采用了国际条约惯用的由缔约方各自表述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如前所述，当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载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那么，日方缘何不直接表述为“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已经归还中国”，而坚持使用“理解和尊重”这一暖昧的文字并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来表述呢？
其实，日方是企图利用国际条约这一惯常的“各自表述”方式钻空子，即其玩弄文字游戏的背后潜藏着危险的伏笔。
首先，解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之表述。
日本政府认为，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等国际文件，日本政府对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归还给中国没有异议，并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支配权；至于台湾究竟归属于哪个“中国”，它已没有资格作出判断，因而只能采用“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一措词。
实际上，这不过是日本政府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掩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企图而已，即日本政府反对将“中日复交三原则”中的第二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已经归还中国”直截了当地写进“声明”，而故意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来表述，实际隐藏着险恶用心。
其意在表示：日本政府当年将台湾归还中国是归还给了“中华民国”，如果中方强调“中华民国”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就会形成“台湾地位未定”局面；如果中方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那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局面；如果将来台湾“独立”导致“中华民国”不复存在，两岸又因此大动干戈引来外国势力乘机插手，那么日本政府就会重新拾起“台湾地位未定论”老调而轻松“解套”，进而肆无忌惮地介入台海纷争以达到重新染指台湾的最终目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日方代表善于谈判，以造成矛盾的方式为以后万一需要改变立场预埋伏笔”。
换言之，日方从骨子里不愿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想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的事实。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日方无论怎样玩弄文字游戏，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年《开罗宣言》宣布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确系归还给了中华民国；但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华民国”就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而不复存在，因此从这时起，“对于《开罗宣言》只能理解为将台湾等中国领土归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直接或间接重提‘中华民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其次，解读“理解和尊重”一词之表述。
如果说日本政府采用“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一兜圈子的表述方式是为了继续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为日后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预埋伏笔，那么它对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使用“理解和尊重”之措词，则暗含同样的目的和居心。
事实上，这一表述既为断交后日本右翼政客根据需要恶意解读该条款和提升日台关系留下了回旋余地，也为中日两国复交后经常在台湾问题上发生龃龉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关于这一点，日本右翼分子直言不讳。
1993年8月，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就不无感慨和感谢地说：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主张，日本回避‘承认’，而止步于‘理解、尊重’。而且归还冲绳时的日美联合声明认为，台湾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极为重要'。虽然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原文就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从中不难看出先辈们想为后代的我们留下自由行动的余地之良苦用心。”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只表示了“理解和尊重”，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
他实际在暗示，日本可随时与美国一道干涉台海事务。实际上，中日复交以来访问中国的日本政要，从未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就台湾问题表明“三不”立场，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说法更是一概回避。
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
“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就很可能搬出加藤式的解释，以便为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行辩护。而日方再三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包含着阴险的意图，即一旦中国政府对台行使武力，日本就有理由‘被迫'作出非常反应，责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国。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的日本人在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上照例是经过字斟句酌、精心推敲的。这里隐含着多么危险的伏笔！”
其实，通过玩弄文字阴谋为日后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外交立场留下弹性空间或回旋余地，是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外交谈判以及外交文书拟制过程中的惯用做法。诚望国人尤其掌握对日外交决策者和在一线执行对日外交使命者，在制定对日外交政策和进行对日外交交涉以及拟制中日外交文件时，学习日本人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字斟句酌的做法。
否则，我们不但不会为后人“留下自由行动的余地”，反而可能给子孙处理中日关系造成被动乃至留下祸根。外交无小事，字字重千斤。诚望国人从此吸取和铭记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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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