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两栖动物，大家脑海里大概率会浮现这样的画面：青蛙在池塘里产卵，受精卵慢慢孵化成蝌蚪，经过变态发育后才长成成体。但最近科学家的新发现，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

提到两栖动物，大家脑海里大概率会浮现这样的画面：青蛙在池塘里产卵，受精卵慢慢孵化成蝌蚪，经过变态发育后才长成成体。但最近科学家的新发现，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

在坦桑尼亚的山地森林中，研究人员确认了三种全新的树蟾物种。它们最特殊的地方在于，雌性树蟾不需要产卵

也没有蝌蚪阶段，直接在陆地上生下数十只几毫米长的“小蟾蜍”。

这种直接胎生的繁殖方式，在全球4000多种青蛙和蟾蜍中，占比还不到1%。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三种新物种被错误归类了上百年

直到科学家通过基因、叫声和身体特征的综合分析，才揭开了它们的真实身份。

这些小生命的存在，不仅展现了生物演化的神奇灵活性，也面临着森林砍伐和气候危机的严峻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三种“颠覆认知”的树蟾新物种。

早在1905年，德国爬行动物学家古斯塔夫・托尼尔就在坦桑尼亚，发现了第一个胎生蟾蜍物种——胎生树蟾（Nectophrynoidesviviparus）。

这种体长不超过37毫米的小动物，手指细长且指尖带有圆盘状吸盘，四肢上有俗称“疣”的腺体肿块，颜色更是丰富多样，白色、浅灰色、奶油黄、焦糖棕、土红色或黑色都有。

自那以后，科学家陆续鉴定出十多种胎生树蟾属物种，而最初发现的N.viviparus，是该属中分布最广的物种。

它也是唯一一种在坦桑尼亚南部高地和东部山脉都有发现的树蟾，其他同属物种则仅生活在东部山脉。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坦桑尼亚南部高地和东部山脉的N.viviparus种群之间，存在明显的遗传变异。

到2016年，研究人员大胆推测，南部高地以外的N.viviparus种群，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物种。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爬行动物学馆长马克・D・舍茨博士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标本溯源”。

他们查阅了欧洲五个博物馆收藏的257个标本，其中有些标本已经尘封了100多年。研究团队不仅仔细检查了这些蟾蜍的身体特征

还提取了基因数据，同时结合在栖息地录制的蟾蜍叫声录音，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

最终，研究团队确认，这三个此前被归为N.viviparus的种群，是树蟾属中完全独立的新物种，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N.luhomeroensis、N.uhehe和N.saliensis。

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两栖动物馆长迭戈・何塞・桑塔纳博士，虽未参与这项研究，但也对这一发现充满兴奋。

他表示，这些直接胎生的新物种，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两栖动物的进化灵活性。

为什么说这三种新物种的发现，颠覆了对两栖动物的传统认知？核心答案就在它们独特的繁殖方式上。

在两栖动物中，直接胎生（跳过产卵和幼体阶段）是极其罕见的繁殖策略。全球超过4000种青蛙和蟾蜍中，只有不到1%是胎生的。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两栖动物的繁殖模式：那些在水中繁殖的蟾蜍，产卵数量相当惊人，有些物种一次能产下大约2万颗卵，而且每隔几周就能繁殖一次。

但这样的“广撒网”策略，存活率却低得可怜。这些卵孵化出极小的蝌蚪后，要在池塘中躲避天敌、争夺资源，最终能成功长成成体走出池塘的，只是极少数。

而这三种新发现的树蟾，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繁殖策略——内部受精+直接胎生。它们产下的小蟾蜍数量远少于传统蛙类，通常在40到60只之间，但也有极端案例：有记录显示，单个雌性体内曾孕育过超过160只完全发育的小蟾蜍。

虽然数量大幅减少，但这些直接出生的小蟾蜍，体型更大、发育更成熟，进入自然界后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这种“牺牲数量换取质量”的繁殖方式，是生命在进化中做出的残酷权衡。

研究作者推测，这种不寻常的生命策略，是一种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坦桑尼亚的这些树蟾栖息地中

缺乏青蛙和蟾蜍通常产卵所需的水源，为了应对这种环境挑战，它们逐渐演化出了直接胎生的能力，不再依赖水体完成繁殖。

从演化角度来看，胎生模式能让胚胎在母体内得到更好的保护和营养供应，大幅提高幼体的存活率和适应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水源匮乏的环境中，这种繁殖策略能帮助树蟾种群延续。

要区分外形相似的近缘物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次研究中，科学家们靠“三重验证”，才精准锁定了三个新物种的身份。

第一重密码是“声纹识别”。不同物种的蟾蜍，叫声在音频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声学“脉冲”的数量和时间上存在细微差异。这些人类耳朵可能难以分辨的差别，成了物种身份的独特“声纹”证据。

研究团队在树蟾的栖息地录制了大量叫声录音，通过专业设备分析这些声音数据，发现三个种群的叫声特征存在明显界限，这为它们的物种分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重密码是基因数据。通过提取257个标本的基因物质，研究人员进行了详细的基因序列分析。基因层面的差异不会说谎，这为三个新物种的独立身份提供了最核心、最确凿的证据。

第三重密码是身体特征的细微差异。研究人员仔细观察了标本的脚趾形态、腿部腺体肿块的大小和形状，发现这三个种群在这些关键形态特征上，存在稳定且可区分的差异。

这种结合了形态学、遗传学和声学的综合鉴定方法，能有效区分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避免了单一鉴定方式可能出现的误差。

就像通过指纹、DNA和行为习惯共同确认一个人的身份一样，多重证据的交叉验证，让新物种的认定更加严谨。

舍茨博士表示，这次研究不仅纠正了上百年的分类错误，更让物种分配终于回归正确。对分类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发现无疑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

虽然新物种的发现让人振奋，但这些小小的树蟾，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对它们来说，比“在家族树中属于哪个分支”更紧迫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家园。

这些树蟾的栖息地位于坦桑尼亚的山地森林，而这片家园正日益受到人类活动、政治不稳定和气候危机的威胁。

有研究显示，过去二十年间，非洲山地森林面积因砍伐减少了多达18%，区域气温上升1.4℃，云层高度上升230米。

这种环境变化对树蟾的影响是致命的。山地森林的破坏，不仅让它们失去了藏身之处，还改变了区域的水分循环和温度环境，而两栖动物对生态变化尤为敏感。

更让人揪心的是，树蟾属的部分物种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其中，基汉西喷雾蟾蜍（N.asperginis）已经被确认在野外灭绝。

另一个物种庞顿森林蟾蜍（N.poyntoni），自2003年被发现后，就再也没有在野外被观测到过，生存状态岌岌可危。

此次新发现的三个物种，分布范围相对较小，这让它们对环境变化的抵抗力更弱，尤其容易受到森林砍伐和气候危机的干扰。

更严峻的是，这些树蟾的栖息地尚未得到彻底探索，科学家们只能猜测该地区可能还存在多少不为人知的物种。

舍茨博士无奈地表示，即使多次前往这些地区，每次带队回来仍可能发现新的东西，人类对这些物种分布的了解还远未完整。

研究作者在论文中强调，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充分了解这些地区物种的分布、生态和种群趋势，才能制定出有效的保护策略。

而分类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为保护工作提供精准的基础数据——只有明确了保护对象的身份和分布，才能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桑塔纳博士也指出，这次研究的几乎所有数据都来自博物馆标本，这凸显了对分类学和自然历史收藏持续投资的重要性

。许多新物种仍隐藏在博物馆的标本中，等待被识别，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前提。

从百年标本中解锁新物种的秘密，到直面它们岌岌可危的生存现状，这场跨越时空的科学探索，既展现了生命演化的神奇，也敲响了生态保护的警钟。

这些跳过蝌蚪直接降生的小蟾蜍，用独特的生存智慧在地球上延续了千万年，而它们未来的命运，正掌握在人类手中。

来源：笔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