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3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的铁皮长虫，吞下整个县城的躁动和梦想，然后慢吞吞地、轰隆隆地，把我吐在了深圳。

1993年的夏天，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的铁皮长虫，吞下整个县城的躁动和梦想，然后慢吞吞地、轰隆隆地，把我吐在了深圳。

那股子热浪，夹着咸湿的海风和一股子说不清的、属于工业和尘土的味道，糊了我一脸。

我叫陈明，二十岁，口袋里揣着爹妈凑的五百块钱，还有一张高中毕业证。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四周全是跟我一样的人，眼神里一半是茫然，一半是狼一样的光。

深圳，我来了。

可深圳理都懒得理我。

头一个星期，我住在每晚十块钱的通铺。一个大房间，上下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那股子汗味、泡面味、还有廉价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每天早上，我就着自来水啃一个干馒头，然后揣着简历出门。

简历是我自己用钢笔写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一群受了惊的蚂蚁。

我去了无数个工厂，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

门口的保安都用同一种眼神看我，像看一只闯进瓷器店的土狗。

“招满了。”

“不招男的。”

“回去等通知吧。”

“等通知”就是让你滚蛋的斯文说法，我第三天就懂了。

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变少，心里的火也一点点被浇熄。

深圳太大了，大到我觉得自己像一粒灰尘，风一吹就散了。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被拒之门外，拖着两条灌了铅的腿往回走。

路过一个天桥，底下蹲着个算命的。

老头瘦得像根竹竿，戴个破墨镜，面前铺着一块画了太极图的破布。

布上写着四个大字：指点迷津。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可能是绝望，也可能是无聊。

我鬼使神差地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先生，给算算？”

他抬起眼皮，墨镜滑到鼻尖，露出一双浑浊但好像能看穿一切的眼睛。

“算什么？前程？姻缘？”

“前程。”我答得斩钉截铁。

他伸出一只枯瘦的手，“生辰八字。”

我报了。1973年，农历五月初六，上午十点左右。

他掐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神神叨叨的。

半晌，他睁开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后生仔，你这个命格，奇特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个奇特法？”

“前半生，劳碌奔波，如水中浮萍，无根无依。”

我心说，这不废话吗？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十块钱的卦金算是打了水漂。

我刚想站起来走人，他下一句话就把我钉在了原地。

“但是，”他拖长了音调，“你命里有座金山，四十岁那年，会自己冒出来。”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四十岁那年，会成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看着他，想从他那张布满褶子的脸上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

没有。

他一脸严肃，严肃得像是在宣布一个国家的命运。

“先生，你没搞错吧？我？”我指着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

“命数如此。”他言简意赅。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荒谬。

第二反应，是一股无法抑制的狂喜。

就像一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突然看见了一片绿洲，哪怕明知道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卦金，五十。”老头说。

五十！我口袋里总共就剩不到两百了。

我咬了咬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递了过去。

那是我两天的饭钱，五晚的床位费。

但我当时觉得，值。

我用五十块，买了一个二十年的梦。

揣着那个“亿万富翁”的预言，我感觉脚下的步子都轻了。

天桥下的车水马龙，在我眼里都变成了流动的黄金。

第二天，我居然真的找到了工作。

在关外一个叫坂田的地方，一家做电话机配件的电子厂。

说是工作，其实就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每天十二个小时，坐在一张小板凳上，重复同一个动作：把一根细小的电线，插进一个塑料壳的针孔里。

车间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塑料味，头顶的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下来的全是热风。

一个月八百块。包吃住。

吃的是大锅饭，白菜炖猪肉，猪肉只有零星的几片肥膘。

住的是八人间的宿舍，比我之前那个十块一晚的通铺好不到哪儿去。

工友们下班后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喝酒、吹牛逼。

“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回老家盖房子，娶个婆娘。”一个叫王强的河南老乡说。

“没出息！”另一个叫李兵的东北人拍着桌子，“要干就干票大的！去华强北搞个档口，倒卖电子表，一年就能发！”

我没参与他们的讨论。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个算命老头的话。

亿万富翁。

我看着自己因为长期插拔电线而磨出老茧的手指，觉得这四个字离我比宇宙还遥远。

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

这是我的金山，是我一个人的。

在工厂的日子，枯燥得像一碗白开水。

我开始觉得，那个预言可能真的是个玩笑。

直到有一次，我因为给一个工友代班，连续工作了二十四个小时。

下半夜的时候，我实在扛不住，打了个盹。

手里的电烙铁一歪，烫在了一盘线路板上。

一股青烟冒了起来。

拉长，一个五十多岁的香港人，平时最是严厉，一个脏字能骂得你祖宗十八代都不得安宁。

他冲过来，拿起那盘废掉的线路板，脸都气绿了。

“扑街仔！你知唔知呢盘嘢几多钱啊？”

我吓得魂飞魄散，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按照厂里的规矩，损坏物料，要三倍赔偿。这一盘线路板，少说也得赔我半个月工资。

工友们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就在我以为要被扫地出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预言。

“我四十岁会成亿万富翁。”

这个念头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的恐惧。

一个亿万富翁，怎么能在这里被一盘线路板给难住？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抬起头，直视着拉长的眼睛。

“拉长，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先认错。

然后，我拿起旁边一盘好的线路板，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焊点。

“但是，这个焊点设计得有问题。你看，这里的间距太小了，工人长时间操作，很容易因为视觉疲劳而出错。如果把间కిло米（mm）稍微拉开0.5mm，既不影响功能，又能大大降低废品率。”

我其实就是瞎掰的。

我只是之前听技术员聊天时，偶然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拉长愣住了。

他拿起线路板，凑到灯下，仔仔细服地看了半天。

周围的工友也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我这个闷葫芦居然敢跟拉长讲技术。

“你叫咩名？”拉长放下线路板，问我。

“陈明。”

他没再骂我，也没提赔钱的事，只是摆了摆手，“返去做嘢啦，下次醒目啲！”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技术部的经理就把我叫了过去。

他们真的按照我的“建议”，修改了设计。

一个月后，那条生产线的废品率，真的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因为这件事，我被从流水线上调到了技术部，当学徒。

工资涨到了……一千二。

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的齿轮，好像真的开始转动了。

虽然转得很慢，还带着刺耳的嘎吱声。

在技术部，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知识。

电路图、元器件、生产流程……那些曾经在我眼里如同天书一样的东西，我逼着自己一点点啃下来。

我不懂的就问，没人问了就自己翻书。

深圳书城那些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专业书，我一本一本地看。

很多字不认识，我就抱着一本新华字典查。

那几年，我几乎没有任何娱乐。

工友们去溜冰、去录像厅，我都在宿舍里看书、画电路图。

他们笑我书呆子，笑我假积极。

“阿明，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给香港老板打工？”

我笑笑，不说话。

你们不懂。

你们没有一座金山在等着你们。

1997年，香港回归。

厂里的香港管理层，一个个都喜气洋洋。

拉长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阿明啊，好好干，深圳以后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天下了。”

那一年，我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

也是那一年，我被提拔为技术部的小组长。

工资，三千。

我第一次给家里寄回去了一万块钱。

我爸在电话里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一个劲地问我：“儿啊，你是不是做什么犯法的事了？”

我拿着电话，看着窗外深圳的万家灯火，哭了。

从1993年到2000年，我在那家电子厂干了整整七年。

我从一个流水线工人，做到了技术部副经理。

我的工资，从八百，涨到了一万。

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拉了网线。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知道了什么叫互联网，什么叫纳斯达克，什么叫“.com”泡沫。

2001年，我三十岁。

我向工厂递交了辞职信。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陈明，你现在是副经理，年薪十几万，多少人羡慕不来，你折腾什么？”

“是啊，外面不好混的。”

我老婆，晓芳，也哭着劝我。

哦，忘了说，我结婚了。

晓芳是我在厂里认识的，她是品管部的，一个很温柔、很踏实的广东本地女孩。

我们按揭在宝安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生活安稳得就像一杯温水。

“阿明，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非要去冒那个险？”晓芳红着眼睛问我。

我抱着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能告诉她，因为一个算命先生说我四十岁会成为亿万富翁，而现在留给我的时间，只剩下十年了吗？

我不能。

她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

我只能说：“晓芳，相信我，我想出去闯一闯。”

我拿着这些年攒下的二十万，还有跟亲戚朋友借的十万，一头扎进了华强北。

我租了一个最小的档口，开始倒卖MP3。

那时候，MP3还是个新鲜玩意儿。

一台小小的机器，能存上百首歌，简直是黑科技。

我凭着在工厂里积累的技术知识和人脉，总能找到最便宜、质量也最靠谱的货源。

我的生意，从一开始就不错。

但华强北是什么地方？

那是全中国最野蛮、最残酷的商业丛林。

今天你卖得好的东西，明天就能冒出一百家店跟你卖一模一样的。

价格战打得血流成河。

为了抢生意，堵门、撬锁、甚至直接动手的事情，都时有发生。

我一个外地人，没背景，没靠山，全凭一股子狠劲和不要命的拼劲。

白天，我在档口跟客户、跟同行斗智斗勇。

晚上，我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去东莞、去惠州的工厂拉货。

困了就在车里睡，饿了就啃面包。

有好几次，在高速上开着开着就睡着了，要不是后面司机的喇叭声，我可能早就连人带车掉下去了。

那两年，我瘦了二十斤。

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眼神里只剩下疲惫和血丝。

晓芳看着我，天天掉眼泪。

“阿明，我们不干了，好不好？把店盘出去，你回厂里上班，肯定还有人要你的。”

我每次都摇头。

“快了，晓芳，就快了。”

我不知道什么快了，我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能停。

一旦停下来，那座金山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2003年，非典来了。

整个华强北，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

我的档口，一个月不开张。

仓库里积压的几十万的货，眼看就要变成一堆电子垃圾。

我每天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抽着烟，看着天花板。

银行的催款电话，一个接一个。

借钱给我的朋友，也开始旁敲侧击。

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绝望。

比1993年刚来深圳时，还要绝望。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女儿，和一脸憔悴的晓芳，我跪了下来。

“晓芳，我对不起你们。”

我哭了，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晓芳没有骂我，她只是抱着我，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没事的，阿明，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就在我准备申请破产，把档口和房子都卖掉抵债的时候，转机来了。

一个以前在工厂认识的美国客户，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他问我，能不能搞到一种带摄像头的MP3。

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这种东西。

我当时酒还没醒，脑子一热，回了一句：“能。”

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

我去哪儿给他搞？

但我没有退路了。

我把自己关在仓库里，三天三夜。

我拆了十几台不同型号的MP3，又拆了几个最便宜的摄像头。

我把那些线路板、芯片、排线铺了一地。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它们弄到一起。

我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满脑子都是电路图和焊接点。

第四天早上，当我满身焊锡味、双眼通红地从仓库里走出来时，我手里拿着一个怪物。

一个MP3，但屁股后面拖着一个摄像头的尾巴，用胶布缠着。

它丑得惊天动地。

但是，它能用。

它真的能拍照，虽然像素糊得连人脸都看不清。

我把这个“样品”的照片发给了那个美国客户。

他回了我一句话：“Great! I need 10,000 units in two months.”

一万台。

我看着邮件，手都在抖。

这不是订单，这是救命的稻草。

我没有工厂，没有工人，甚至连像样的设计图都没有。

我只有那个丑陋的样品，和一颗快要被逼疯的脑袋。

我拿着那个样品，开始一家家地跑工厂。

那些我曾经工作过、合作过的工厂。

“陈老板，你这个东西，异想天开。”

“风险太大了，搞不出来，定金可不退。”

“一万台？两个月？你以为是做馒头啊？”

我被拒绝了无数次。

最后，我找到了我以前的拉长。

他已经自己出来开了一家小作坊，专门做一些小订单。

他看了我的样品，听了我的计划，沉默了很久。

“阿明，你这是在赌命。”他说。

“拉长，帮我一次。”我看着他，声音沙哑。

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睛，叹了口气。

“定金，百分之五十。做不出来，钱和料，都算你的。”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又借了一圈高利贷。

凑够了钱，投进了拉长的作坊。

那两个月，我跟拉长，还有他手下那十几个工人，吃住都在车间里。

我们没日没夜地改设计、开模具、采购元器件、调试生产线。

每天都像在打仗。

每天都会冒出新的问题。

芯片不兼容、外壳合不上、电池续航不够……

我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崩溃。

有好几次，我真的想放弃了。

我跑到天台上，看着深圳的夜景，想，要不跳下去算了。

可每次，那个算命老头的话，都会在我耳边响起。

“你命里有座金山。”

去他妈的金山！

我只想活下去。

交货日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终于组装出了一千台合格的产品。

虽然离一万台还差得远，但至少，不是零。

美国客户来了。

他看着堆在车间里那点货，又看了看我们一群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的人，脸色很难看。

我心沉到了谷底。

我以为他要取消订单，让我赔得倾家荡产。

但他检查了产品之后，却出人意料地说：“Okay, these 1,000 units, I'll take them by air. The rest, you ship them in one month.”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被他的客户逼得没办法了，市场上只有我能拿出这种产品。

我赌赢了。

那一晚，我和拉长，还有工人们，在车间里摆了几桌。

我们喝光了附近小卖部所有的啤酒。

我醉得一塌糊涂，但我心里，前所未有的清醒。

那款带摄像头的MP3，成了当年的爆款。

我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我把抵押的房子赎了回来。

我给晓芳买了一辆车。

我终于可以让她和女儿，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了。

我的生意，也从那个小小的档口，变成了一家有几十个员工的公司。

我们不再倒卖别人的东西。

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设计。

从MP3，到MP4，到后来的山寨手机。

深圳的电子产业浪潮，我一波都没有落下。

我的公司，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我换了更大的办公室，建了更大的厂房。

我身边的人，开始叫我“陈总”。

我开始出入各种高级酒店，参加各种行业峰会。

我学会了打高尔夫，学会了喝拉菲。

我认识了很多所谓的“大人物”。

他们跟我称兄道弟，夸我有眼光，有魄力。

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赌徒。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2012年。

我三十九岁了。

这一年，智能手机的浪潮，彻底颠覆了整个行业。

苹果、三星，像两座大山，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我们这些靠山寨起家的厂商，日子越来越难过。

我的公司，利润急剧下滑。

很多以前的合作伙伴，都倒闭了，或者转型了。

我也在苦苦支撑。

我投了很多钱去做研发，想做出能跟巨头抗衡的产品。

但没用。

技术的差距，品牌的差距，生态的差距，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十字路口。

往前，是万丈深渊。

往后，是万劫不复。

四十岁的生日，快到了。

那个“亿万富翁”的预言，像一个巨大的嘲讽，悬在我的头顶。

我算了一下我的资产。

公司、厂房、房子、车子，所有的东西都算上，大概……五千万？

离“亿万”，还差一半。

而且，这五千万，大部分都是不动产和公司估值。

只要公司一倒，我就立刻变成“负翁”。

我开始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我变得暴躁、易怒。

我经常在公司里无缘无故地发火，骂得所有人都抬不起头。

回到家，我也总是阴沉着脸。

晓芳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话，女儿看到我就躲。

我知道我这样不对，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那个预言，那个纠缠了我二十年的梦，变成了一个魔咒。

我被它绑架了。

我四十岁生日那天，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

我一个人，开着车，在深圳漫无目的地转。

我去了我当年住过的那个城中村。

那个十块钱一晚的通铺，已经变成了装修精致的白领公寓。

我去了我工作过的那个电子厂。

厂房还在，但已经换了新的招牌，做起了我看不懂的新能源。

我去了华强北，我的第一个档口。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巨大的苹果授权店。

最后，我把车停在了当年那个算命的天桥下。

天桥还在。

但天桥下，已经没有了算命的，只有一个贴手机膜的小哥，在低头玩着王者荣耀。

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

二十年。

深圳已经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变成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国际化大都市。

而我，也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快乐？

我掏出手机，看着银行账户里的余额。

一串长长的数字。

但我感觉，那不是钱，那是一个笑话。

一个讲了二十年的，不好笑的笑话。

就在我准备发动汽车，回家接受这个“失败”的结局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是陈明，陈总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很客气的男声。

“我是，你哪位？”

“陈总您好，我姓张，是XX地产的。冒昧打扰您，是想跟您谈一个合作。”

“合作？什么合作？”我有点不耐烦。

“是关于您在坂田的那块工业用地……”

坂田？工业用地？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

那是很多年前，我为了扩大生产，用很便宜的价格，在坂田买下的一块地。

后来因为智能手机的冲击，建厂房的计划就搁置了。

那块地，就一直在那里荒着，我都快忘了。

“那块地怎么了？”我问。

“陈总，您还不知道吗？市政府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城市规划，您那块地，被划入了新的中央商务区。而且，地铁16号线，会从您那块地的旁边经过。”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所以呢？”我的声音有点发干。

“所以，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和您一起开发这块地。或者，直接从您手上收购。我们初步的估价，是……”

电话那头，报出了一个数字。

一个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握着手机，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我挂了电话。

我把车窗摇下来，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蹲在天桥下的算命老头。

他戴着墨镜，一脸神秘地对我说：

“你命里有座金山，四十岁那年，会自己冒出来。”

我一直以为，那座金山，是我要去亲手挖掘的。

我要去流血，要去流汗，要去拼命。

我搞错了。

原来，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只需要，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买下那块地。

然后，静静地，等到我四十岁。

等着这座城市，用它翻天覆地的发展，把一块荒地，变成一座金山。

这跟我的努力，我的奋斗，我的挣扎，有关系吗？

有。

也没有。

如果我没有来深圳，如果我没有进工厂，如果我没有辞职创业，如果我没有为了扩大生产而去买那块地……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但如果深圳没有发展得这么快，如果政府没有规划新的CBD，如果地铁没有从那里经过……

这一切，也同样不会发生。

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

但时代的进程，才是那只真正翻云覆雨的手。

我坐在车里，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拿出手机，给晓芳打了个电话。

“老婆，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去最好的地方。”

“怎么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晓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

“是我的生日啊。”我说。

“生日不是应该开心吗？你怎么听起来像在哭？”

“是开心的哭。”我吸了吸鼻子，“老婆，我们……好像真的有钱了。”

那块地的交易，进行得很顺利。

我没有选择合作开发，那太耗费心神了。

我选择了直接出售。

当那笔巨款，真真切切地打到我公司账户上的时候。

我看着那一长串的零，居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

我只是觉得，很平静。

像一场跑了二十年的马拉松，终于冲过了终点线。

没有欢呼，没有呐喊，只有一种巨大的、空虚的疲惫。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亿万富翁”。

我把公司卖了。

在那个行业里挣扎了那么多年，我累了。

我给跟着我一路打拼过来的老员工，都发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

拉长的那份，我给得最多。

他拿着那张支票，手都在抖。

“阿明，使唔得，太多了。”

“拉长，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认真地说。

我开始过上了很多人梦想中的生活。

我换了深圳湾一号的顶层复式，从阳台上就能看到整个深圳湾的夜景。

我买了劳斯莱斯，请了司机。

我陪着晓芳，去环游世界。

巴黎、罗马、夏威夷、马尔代夫……

我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女儿也被我送去了英国，读最好的私立学校。

我好像拥有了一切。

财富、时间、自由。

但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有一天，我们在瑞士的一个小镇。

清晨，我从洒满阳光的大床上醒来，看着窗外雪山的美景，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

我不知道我今天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该干什么。

我的人生，好像失去了目标。

那个追逐了二十年的“金山”，我已经找到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

我怀念在工厂宿舍里，和工友们一起喝着廉价啤酒，吹着牛逼的夜晚。

我怀念在华强北那个小档口里，为了几块钱的利润，跟人吵得面红耳赤的下午。

我怀念在那个小作坊里，和拉长他们一起，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订单，三天三夜不合眼的疯狂。

那些日子，很苦，很累。

但很真实。

我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不像现在，像一个被吹胀的气球，飘在空中，华丽，但空洞。

我跟晓芳说，我想回深圳了。

晓芳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早就想回去了。”

我们回到了深圳。

我没有再去做生意。

我用一部分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怀揣梦想，来到深圳打拼的年轻人。

我给他们提供小额的无息贷款，给他们提供创业的指导。

我每周都会去基金会的办公室，跟那些年轻人聊天。

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我曾经拥有的那种光。

那种一半是茫然，一半是狼一样的光。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跟他们讲我的故事。

但没有讲那个算命先生。

我只是告诉他们，在深圳这个地方，只要你肯拼，一切皆有可能。

我也告诉他们，不要把钱当成唯一的目标。

因为当你真的拥有了很多很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钱，其实买不到所有的东西。

比如，一个让你每天早上醒来，都充满期待的目标。

比如，一群可以陪你一起吃苦、一起扛事、一起喝酒吹牛逼的兄弟。

比如，那个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依然紧紧抱着你，对你说“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的女人。

这些，比金山更宝贵。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的一个远房表弟，大学毕业，不想在小县城待着，也想去深圳闯荡。

他家里人全都反对。

“深圳现在房价那么高，消费那么贵，你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去了能干嘛？”

“就是，你看你陈明哥，那是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现在去，晚了！”

我表弟来找我，问我的意见。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而又迷茫的脸，笑了。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

我带他去了深圳。

我带他去了深圳湾的超级总部基地，看了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我带他去了前海，看了那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我带他去了我基金会资助的那些创业公司，看了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最后，我带他去了莲花山顶。

我们俯瞰着整个深圳的夜景。

灯火璀璨，宛如星河。

“表哥，你说，我现在去闯，还来得及吗？”他问我。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知道吗？二十多年前，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你来晚了，最好的机会都过去了。”

“十年前，我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别折腾了。”

“每年，都有人说，深圳不行了，机会没有了。”

我指着山下那片无边无际的灯火。

“但你看，这座城市，它停下来了吗？”

“只要它还在往前跑，机会就永远都在。”

“只是，机会的形式，变了而已。”

“它不再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也不再是开个工厂就能暴富。”

“它需要你，有更多的知识，更宽的眼界，更创新的思维。”

我看着表弟若有所思的脸，继续说。

“至于那个算命先生说的，四十岁成为亿万富翁……”

我停顿了一下。

“那可能只是一个预言，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

“但它就像一个挂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让你在又累又渴、想要放弃的时候，还能再往前多走一步。”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走了二十年。”

“等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吃到那根胡萝卜，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看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你成为了一个，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更好的人。”

我不知道表弟有没有听懂。

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彻底懂了。

那个关于亿万富翁的预言，成就了我，也差点毁了我。

但现在，我终于可以和它和解了。

我，陈明，一个从湖南小县城出来的穷小子。

1993年来到深圳。

一个算命先生说我四十岁会成为亿万富翁。

他算对了吗？

从财富的数字上看，他算对了。

但从人生的意义上看，他只说对了一半。

那座最大的金山，其实并不是我四十岁那年，从天而降的财富。

而是我从二十岁到四十岁，那段用血泪、汗水、挣扎和希望浇灌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滚烫的人生。

来源：运筹帷幄帆船zg9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