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12月的一个深夜，新乡看守所的走廊有点冷。夜巡的值班干警忽然听到几声悠长的二胡音，断续、压低，却依旧带着几分悲凉。循声而去，他看到独自蜷坐角落的祁文山。这个名字在当地街面不算生疏：打架、哄抬物价、狐朋狗友，他样样沾，于是被关进来也没人觉得意外。然而，
1952年12月的一个深夜，新乡看守所的走廊有点冷。夜巡的值班干警忽然听到几声悠长的二胡音，断续、压低，却依旧带着几分悲凉。循声而去，他看到独自蜷坐角落的祁文山。这个名字在当地街面不算生疏：打架、哄抬物价、狐朋狗友，他样样沾，于是被关进来也没人觉得意外。然而，就是这人，十六年后被政府通告为“代号112”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懵了——那个吊儿郎当的家伙，居然干的是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祁文山1911年生于天津卫的小胡同，赤贫出身。父母早逝，兄姊四散，他从小挨饿，看尽巡捕房的粗暴和商号的冷漠。15岁那年他拖着破布包走进河南焦作，投靠在铁路干活的三哥。三哥希望弟弟安安分分考进机车房，日子平平稳稳。没想到，命运悄悄拐弯。焦作二中的两位语文老师暗中传播马列著作，他们讲“人人生而平等”，讲“工农能当家作主”。年少的祁文山一下子被打穿了心口。正是那一年，北伐军节节胜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传遍大街小巷，他信了，也跟着吆喝。
1927年4月，汪精卫叛变，血雨腥风直扑河南。祁文山的表兄因参加工人纠察队惨遭逮捕，家里堆着的《国家与革命》被撕得漫天飞絮。那夜，祁文山把碎纸片捡了起来，一张张塞进破书包，自此决心走上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路。为了不连累三哥，他悄悄离家，在郑州车站靠给脚夫搬包裹混口饭。他怕黑，却常常在夜里往返站台，只为递送几页传单或一条暗号。那时的潜伏谈不上高深，无非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932年秋，党组织指示他前往洛阳。在这里，他第一次与特务机关短兵相接。为了掩护铁路工人罢工，他假装小商贩，用高价做幌子，实则向工友传讯。有人劝他谨慎点，他咧嘴一笑：“锅盔卖贵点，他们才嫌我黑心，不会多想。”这一招后来成了他“恶名远扬”的前奏，也为以后更深的潜伏埋下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接受新的代号——112。数字简单，却意味无声的誓言：隐入尘埃，绝不泄密。八年烽火中，他走南闯北，从太行山口到陇海线，运送炸药、转移烈士遗孤、给敌后部队带去药品。日伪宪兵队贴出多张通缉令，悬赏从三百块大洋涨到一千，可照片与真人差距大到令人发笑——他用生石灰涂脸，搞过“皮肤病”伪装，还学会了假装跛脚。对他而言，“祁文山”只是个随时可抛的符号，代号112才是本体。
1945年胜利号角吹响，他并未收枪。他知道，另一阵更难缠的风暴正酝酿。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特务网迅速渗入中原腹地，新乡成为情报交汇点。组织判断：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地痞”掩护秘密交通站。谁最合适？答案不言而喻——祁文山。于是，他带着一叠假档案回到新乡，摇身变成无赖兼奸商。烟酒不好好收拾，价格翻倍；左邻右舍讨饶价，他冷脸相对。“这人就欠收拾。”街坊咬牙切齿，正中他下怀。
1950年初，“镇反”浪潮在全国铺开，本地群众一早举报他“行为反常、通敌嫌疑”。公安机关按章办事，把他抓了进去。审讯室里，专案人员拿到封口条，只有一句：留用，勿深究。年轻干警纳闷，一位负责同志轻声解释：“112还没完工。”就这样，他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出头，配合内部布控，同时暗中取得狱中潜伏特务的名单。那些名字后来出现在绝密档案里，成为破网的关键节点。
刑满释放那天，他顶着“好好改造”的名义回到社区，把小卖部推平，在原址砌起高墙大院。邻居抱怨声更大，他偏偏置若罔闻。实际上，院墙里暗藏夹层，埋有自制暗室，专门接收情报。深夜，小院偶尔泛出昏黄灯火，那是他用缝纫机改装的简易电码机，在“嘀嗒”声里将情报发往郑州总站。为了消除怀疑，他故意在门口张贴“麻将友聚”字条，白日里叫上三五市侩豪饮喧闹，让特务和普通百姓都笃定这家就是混吃等死的货色。
1961年，台湾方面派来骨干“联络官”，意图重建中原情报点。此人自幼学音乐，对二胡情有独钟。祁文山抓住这一弱点，在鲁班庙前摆摊卖乐器，用夸张的市侩腔调去勾搭。两人短短半月便称兄道弟。交换暗号环节，对方谨慎再三，他却故作粗鲁：“哥们纯粹想挣钱，别拐弯。”放松警惕后，联络官吐露了几处秘密据点。情报送达后，郑州专案组一举端掉潜伏窝点。干掉这条暗线后，组织认定：112的使命基本完成，准备安排撤离。
然而国内形势骤变。1966年初，基层情报网络出现断档，若此时抽走112，很可能重建乏力。组织决定让他继续潜伏。一忍就是两年。1968年春，中南局完成情报整合，统一清查结果：祁文山完成线路45条，递送情报102份，协助抓获潜伏特务37名。同年6月，新乡市革委会张榜通告，公开他的真实身份，并为其恢复党员档案。那天，曾与他打过架的小贩站在公示栏前干瞪眼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原来他不是坏胚子？”
回到街面，他并没有突然金身大成，而是被安排进市运输公司当仓库管理员，月薪六十四元。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摆了摆手：“图个心里敞亮。”再后来，旧友登门，他煮一壶粗茶，随口聊铁路旧事，却对过去那些刀口舔血的日子惜字如金。有次下班路上，一位退休干警碰见他，难掩敬意地喊：“老祁，晚上有空一起拉二胡？”他略笑，“犯人曲子您也听？”两人相视，默契地收声。
祁文山1978年离休，定居在离车站不远的平房。窗外铁轨昼夜不息，他说那声响像呼吸，提醒自己当年为何而活。邻居的小孩偶尔跑来听他讲故事，他只讲13岁的口袋干粮、15岁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潜伏、暗号、死里逃生，他从不提。有人觉得遗憾，其实这正合他意：特务的戏台早已落幕，鼓点不必再响。
1985年春，他病重住院。老战友来看望，想留下几句话，他摆摆手：“写啥？烧了就成。”最终，只留下三页薄纸：十行密密麻麻的数字——那是他一生最熟悉的东西，电码。护士不懂，顺手夹进病历。几天后，代号112的生命旅途画上句点。外界得知消息时，那本病历已经封存多年，除了一位负责登记的老医生，没人再见过那串数字。
祁文山的名字如今只在档案馆偶尔出现。熟悉内情的老公安回忆起他，常用一句话：“这个人，把好人都骗了，也把坏人都骗了。”这句玩笑有几分辛辣，却足够精准。对陌生人，他演足小混混；对敌人，他扮尽忠诚走狗；对自己，他只剩编号112。他曾说潜伏像“走夜路”，伸手不见五指，却得硬着头皮往前赶。如果走得够久，天总会亮，他却未必能见到。或许这就是他最大的勇气。
来源：海佑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