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十多个小时，浑身骨头都像是被拆散了重装的，散发着一股隔夜烟草和泡面的混合气味。

1996年，南方的夏天黏腻得像一块化不开的麦芽糖。

我从广州出差回来，比原计划提早了两天。

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十多个小时，浑身骨头都像是被拆散了重装的，散发着一股隔夜烟草和泡面的混合气味。

但心里是热的。

这次去广州，给厂里谈下来一笔大单，回去不仅有奖金，主任的位置也基本稳了。

我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另一个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给妻子陈兰买的真丝方巾。

湖蓝色的，上面印着细碎的白玉兰。我想象着她围上它的样子，一定很好看。

我们家住在厂区的家属楼，五楼。

楼道里堆满了邻居家的杂物，一股陈年的油烟和灰尘混合的味道，熟悉又让人安心。

我掏出钥匙，没急着开门。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门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屋里有声音，是电视机的声音，还有笑声。

陈兰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

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的磁性。

他们在聊天，聊得很开心。

我的手悬在半空，钥匙尖抵着锁孔，却怎么也插不进去。

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

那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像是被人迎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后跟。

我深吸一口气，楼道里浑浊的空气呛得我直咳嗽。

我清了清嗓子，然后猛地把钥匙插进去，转动。

“咔哒”一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

我推开门。

客厅里，老旧的“熊猫”牌电视机正放着一部香港的喜剧片，周星驰在里面夸张地大笑。

陈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把瓜子，正仰头笑着，眼角都笑出了细纹。

她旁边，坐着一个男人。

一个陌生的男人。

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那是我平时专用的那个青瓷茶杯。

我进门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笑声。

两个人同时回过头来。

陈兰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录像带。

“卫……卫民？你怎么回来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公斤的慌乱。

那个男人也站了起来，表情有些局促，但还是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我没理他。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兰。

“我不该回来吗？”我问，声音干得像砂纸。

手里的塑料袋被我捏得“哗哗”作响，那条漂亮的湖蓝色丝巾，此刻像一条冰冷的蛇。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陈兰也站了起来，手足无措地把手里的瓜子壳扔进垃圾桶，“你不是说后天才回来吗？”

“项目谈完了，就提前回来了。”

我把公文包重重地放在门口的鞋柜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电视里周星驰还在不知疲倦地大笑着，那笑声此刻听起来无比的讽刺。

“这位是？”我终于把目光转向那个男人，语气里不带一丝温度。

“哦，哦，这是王哥。”陈兰赶紧介绍，“王建国，我以前纺织厂同事的……一个远房亲戚。”

这个介绍含糊得可笑。

“王哥，这是我爱人，李卫民。”她又对那个男人说。

叫王建国的男人冲我伸出手，脸上挤出一个尽量友善的笑容：“你好，李师傅，经常听陈兰提起你。”

我看着他伸出的手，没有去握。

我的手还提着那个塑料袋。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王建国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几秒，然后若无其事地收了回去，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我就是过来坐坐，看看陈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解释道，但眼神却不敢直视我。

“帮忙？”我冷笑一声，“我们家有什么需要你一个外人帮忙的？”

这话已经非常不客气了。

陈兰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卫民，你怎么说话呢？”她走过来，想拉我的胳膊。

我甩开了她。

“我怎么说话了？我出差累死累活地在外面跑，回到家，老婆跟一个陌生男人在客厅里看电视，有说有笑，我还得客客气气的？”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

王建国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李师傅，你误会了，我跟陈兰没什么，就是……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我上下打量着他，“普通朋友能熟到用主人的杯子喝茶？普通朋友能在我家待到天都快黑了还不走？”

“我……”王建国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行了，你走吧。”我直接下了逐客令，“我们家不欢迎你。”

陈兰猛地拽了我一下，压低声音，带着哭腔：“李卫民！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我感觉一股火直冲脑门，“你们俩把我当傻子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过分？”

王建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拿起自己的外套，低声对陈兰说：“陈兰，那我先走了，改天再联系。”

“改天也别联系了！”我吼道。

王建国没再说话，快步走到门口，换了鞋，几乎是落荒而逃。

铁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只剩下电视里还在聒噪的背景音。

我走过去，“啪”地一声关掉了电视。

客厅里陷入一片死寂。

我转过身，看着陈兰。

她站在那里，眼圈红红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一言不发。

“说吧。”我说，“怎么回事？”

“没什么回事。”她别过头，不看我，“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一个朋友过来坐坐。”

“朋友？”我气笑了，“陈兰，你跟我结婚七年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位‘朋友’？”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她突然也拔高了声音，像是被我逼到了极点。

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好，好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多了。”我点点头，走到沙发边，把那个塑料袋扔在茶几上。

丝巾从袋子里滑了出来，那片温柔的湖蓝色，刺得我眼睛生疼。

“这是给你买的礼物。”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比争吵更让人窒息。

陈兰看了一眼那条丝巾，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陈兰，我们是夫妻。”我看着她，“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坦诚。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她固执地重复着，“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我们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我反问，“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一下午的时间，你告诉我什么都没做？”

“李卫民！”她尖叫起来，“你思想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在你眼里，我是那种人吗？”

“那你倒是告诉我，你是哪种人？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去。

她不说话，只是流眼泪，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地板上，无声无息。

我看着她哭，心里烦躁得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我和陈兰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那时候我在机修分厂当技术员，她是纺织厂的女工，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觉得她很可爱。

我们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但也算和美。我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受领导器重，工资奖金都不少。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每天我下班回家，总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

厂里的人都羡慕我，说我李卫民有福气，娶了个好老婆。

我也一直这么觉得。

可是今天，我所有的认知都被颠覆了。

那个叫王建国的男人，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咽不下去，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的家里，闯进了一个“外人”。

那一晚，我们分房睡了。

这是我们结婚七年来第一次。

我躺在小房间的单人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客厅里那个青瓷茶杯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那是结婚时，我爸专门从景德镇给我带回来的，我宝贝得不行，平时陈兰碰一下我都得说她。

可现在，一个陌生的男人，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用它喝着茶。

这比抓到他们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更让我觉得屈辱。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床。

陈兰已经做好了早饭，稀饭，馒头，还有一碟咸菜。

跟平时一模一样。

我们俩沉默地吃着饭，谁也不说话，只有筷子碰到碗边的声音。

吃完饭，她默默地收拾碗筷。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很陌生。

“你今天，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我还是没忍住。

她洗碗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该说的，我昨天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她的声音冷冰冰的。

我的火气又上来了。

“陈兰，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觉得你没错是吗？”

她关掉水龙头，转过身，眼睛还是红肿的。

“我没错。我只是交个朋友，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朋友？那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我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他是我们以前车间主任的亲戚，主任拜托我……”她说到一半，又停住了，摇了摇头，“算了，跟你说你也不会信。”

这种说一半留一半的话，最是折磨人。

“你不说我怎么信？”我追问。

“我说了，你就会信吗？”她反问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已经给我定了罪？”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是，我承认，从我推开门看到那一幕开始，我的心里就已经给她判了刑。

所有的理智和信任，在那一刻都崩塌了。

“那你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站起身，“这几天我搬去厂里宿舍住，你也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吧。”

说完，我没再看她，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摔门而去。

下楼的时候，碰到隔壁的张婶。

张婶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大嘴巴。

“小李，出差回来啦？看你这脸色，怎么跟老婆吵架了？”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有，张婶，厂里有点急事。”

“哦哦，年轻人，夫妻俩床头吵架床尾和，别往心里去。”张婶絮絮叨叨地说。

我胡乱地点着头，快步走出了家属楼。

1996年的工厂，还保留着大集体时代最后的余温。

单身宿舍是筒子楼，长长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小单间，厕所和水房都是公用的。

我跟宿舍管理员老刘打了声招呼，要了个空房间。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皮都泛黄脱落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我把东西放下，一屁股坐在床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的脑子一团乱麻。

陈兰的话，王建国的表情，张婶的劝告，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转。

我一遍遍地回放着昨天下午的场景。

他们俩坐在沙发上，那么自然，那么和谐。

陈兰笑得那么开心。

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见她笑得那么开心了。

结婚久了，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平淡，但也安稳。

我以为她跟我一样，满足于这种安稳。

可现在看来，似乎不是。

那个王建国，到底是什么人？

陈兰说，是她以前纺织厂同事的亲戚。

两年前，市里的纺织行业不景气，陈兰所在的国营纺织厂效益一落千丈，最后搞改制，裁掉了一大批工人。

陈兰就在被裁的名单里。

那段时间她情绪很低落，整天待在家里，也不出门。

我劝她，没关系，我养你。

我们厂效益好，我的工资足够我们俩过上不错的日子。

后来，她也慢慢接受了家庭主D妇的身份，每天买菜做饭，把家里打理好。

我以为她已经习惯了。

难道，那个王建国，跟她下岗这件事有关系？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算了。

我得搞清楚。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

我没回自己家，而是去了陈兰的娘家。

丈母娘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我，很惊讶。

“卫民？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

“妈，我来看看您。”我把路上买的水果递过去。

“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丈母娘接过水果，拉着我进屋，“陈兰呢？没跟你一块儿来？”

“她……她在家呢。”我含糊地说。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丈母娘何等精明，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我沉默了。

“你这孩子，夫妻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丈母娘叹了口气，“陈兰那脾气，我知道，有点倔，但心是好的。你多让着她点。”

“妈，我问您个事。”我决定开门见山，“陈兰以前在纺织厂，有没有一个姓王的车间主任？”

丈母娘愣了一下，仔细想了想。

“姓王的？好像……好像有。对，叫王爱国，是个男主任，对底下工人挺好的。怎么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王爱国，王建国。

这名字也太像兄弟了。

“那您知道这个王爱国，有个叫王建国的亲戚吗？”

“王建国？”丈母娘摇了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就随便问问。”

我不敢跟丈母娘说实话，怕老人家担心。

从丈母娘家出来，我心里更乱了。

线索好像有了，但又好像更模糊了。

如果那个王建国真的是陈兰以前主任的亲戚，那他们认识，倒也说得过去。

可为什么陈兰要瞒着我？

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慌张？

我像一个魔怔了的侦探，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我偷偷回了一趟家。

陈兰不在。

我像个贼一样，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

我打开她的衣柜，一件件地看，希望能找到什么不属于她的东西。

没有。

我拉开她的床头柜，里面放着一些她的小玩意儿，一本日记本。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拿起那本日记本，上面带着一把小小的铜锁。

我犹豫了很久。

理智告诉我，偷看别人的日记，是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尤其对方还是我的妻子。

但情感上的猜忌和怀疑，像一只小手，不停地怂恿我。

最终，我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我找到一把小镊子，对着锁孔捅了半天，居然真的把那把脆弱的小锁给捅开了。

我翻开日记本。

里面的字迹娟秀，是陈兰的字。

大部分记的都是一些生活的琐事。

今天买了什么菜，哪个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出差了，家里很安静。

我快速地往后翻。

终于，在一个多月前的一页，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王哥。

“今天又见到王哥了。他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听他讲外面世界的事情，感觉自己这几年都白活了。”

“王哥说，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不能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王哥给我看了他服装作坊的照片，虽然不大，但很红火。他说，只要肯干，总有出路。我……我有点心动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

日记里，“王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们一起去布料市场，一起讨论服装的款式，王哥还教她怎么用缝纫机做更复杂的样式。

日记里，充满了对王哥的崇拜，和对自己现状的不满。

“卫民回来了。他给我买了条丝巾，很漂亮。可是，我看着那条丝巾，心里却高兴不起来。他永远都只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他装扮的妻子，却从来没想过，我也想做点自己的事。”

“今天跟他大吵了一架。他怀疑我，用那种看贼一样的眼神看我。我好失望。我只是想做点事，证明我不是一个废人，为什么就这么难？”

“我不想跟他解释。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他不会理解我的。他只会觉得我在胡闹，会觉得我给他丢人。”

看到这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我把日记本“啪”地一声合上，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空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她不是出轨。

她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丈夫，不仅没有发现，还在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被欺骗的愤怒，有误解她的愧疚，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那个叫王建国的男人，在她心里，似乎比我这个丈夫更懂她。

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

烟灰掉了一地，我也没有心思去管。

我该怎么办？

冲回去，跟她道歉？

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我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说不出口。

我骨子里，就是个传统的男人。

男主外，女主内，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我努力工作，让她衣食无忧，我觉得这就是对她最好的爱。

让她出去开什么作坊，抛头露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万一赔了怎么办？别人会怎么看我李卫民？说我连老婆都养不活？

我的自尊心，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这么做。

可是，日记里那些字，像针一样，一遍遍地扎着我的心。

“感觉自己这几年都白活了。”

“我不是一个废人。”

这些话，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心疼。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每天给我做饭洗衣，看起来温顺平和的陈兰，心里藏着这么大的风暴。

我在宿舍里躲了好几天。

白天在车间里埋头干活，用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来麻痹自己。

晚上就一个人喝闷酒。

同事老张看我不对劲，过来劝我。

“卫民，你这几天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跟嫂子还没和好？”

我苦笑一声，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老张，我问你个事。如果你老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出去折腾，搞什么自己的事业，你怎么办？”

老张愣了一下：“嫂子要出去干活？好事啊！现在这年头，多一份收入总是好的。你看咱们厂，都说效益好，谁知道哪天政策一变，说不行就不行了？”

“再说了，女人家，老闷在家里也不行，容易闷出病来。出去跟人打打交道，开阔开阔眼界，多好。”

老张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

1996年，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

“下岗”“待业”“铁饭碗”这些词，每天都在报纸上、电视里出现。

我们厂虽然暂时还风平浪静，但谁又能保证，这艘大船能一直平稳地开下去？

陈兰的危机感，也许比我更强。

她经历过一次下岗的阵痛，她害怕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而我，却还守着那点可怜的“大男子主义”，把她的上进和追求，当成了背叛。

我真是个混蛋。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

冬天没有暖气，她每晚都给我提前暖好被窝。

我想起我生病住院，她衣不解带地照顾了我半个月，人都瘦了一圈。

我想起她每次看着我穿着新衣服去上班时，眼睛里那种骄傲和满足。

这个女人，把她最好的年华都给了我，给了这个家。

我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她，去怀疑她？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

我刮了胡子，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走出了宿舍。

我没有回家。

我凭着日记里零星的线索，开始找那个叫王建国的服装作坊。

日记里提到过，作坊在“红星路”附近，是一个旧仓库改造的。

红星路离我们家不远，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

那一片是老城区，有很多这样的小作坊。

我骑着车，在一条条巷子里穿梭。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我看到了一个挂着“建国服装”小牌子的院子。

院门开着，里面传来“哒哒哒”的缝纫机声音。

我停下车，走了进去。

院子里，七八个女工正坐在缝纫机前忙碌着，旁边堆着小山一样的布料和成衣。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正在指导她们，正是王建国。

他看到我，明显愣住了。

院子里的女工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好奇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李……李师傅？”王建国迟疑地开口。

我没说话，径直走到他面前。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

“你别误会。”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我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我是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王建国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从警惕，慢慢变成了惊讶，最后是一种了然。

他让工人们继续干活，然后把我带到了旁边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些服装的设计图。

“坐吧，李师傅。”他给我倒了杯水，“喝水。”

我看着他递过来的搪瓷杯，没有接。

“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杯子喝茶习惯。”我说。

王建国的手僵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把杯子收了回去。

“李师傅，那天的事，是个误会。我跟陈兰，真的没什么。”

“我知道。”我说。

这两个字，让王建国彻底愣住了。

他大概以为我会上来就挥拳头，或者至少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知道？”

“我看了她的日记。”我平静地说。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承认自己偷看妻子的日记，比承认自己打老婆还丢人。

王建国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尴尬，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好瞒的了。”

他给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确实是陈兰以前车间主任王爱国的堂弟。

王爱国退休后回了老家，前段时间知道王建国在市里开了个服装作坊，就写信给他，让他多关照一下以前厂里的老同事，看有没有能拉一把的。

陈兰就是其中一个。

“嫂子……哦不，陈兰，她是你爱人，她是个很要强的人。”王建国说，“她下岗后，心里一直不痛快，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

“她找到我，一开始只是想问问，能不能在我这里找个踩缝纫机的活干。”

“我跟她聊了聊，发现她对服装很有感觉，很有想法。我就劝她，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试试。本钱不大，先从小的做起。”

“她很犹豫，怕你不同意。她说你……嗯，比较传统，希望她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

王建国说得很委婉，但我听得懂。

他说我大男子主义，说我自私。

“所以，你们就瞒着我，偷偷地……学习？”我问。

“也谈不上偷偷摸摸。”王建国说，“就是她想等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做出点样子了，再跟你说，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惊喜变成了惊吓。”我自嘲地笑了笑。

那天我提前回家，正好是王建国把一台二手的工业缝纫机给陈兰送到家里，顺便教她怎么调试。

弄完之后，天色已晚，陈兰留他吃晚饭，他没同意，就坐下喝了杯茶，聊了会儿天。

然后，我就回来了。

一切都对上了。

日记里的内容，王建国的话，像两块拼图，严丝合缝地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

真相就是，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疑神疑鬼、还伤害了自己妻子的混蛋。

“李师傅，陈兰她……她真的很在乎你。”王建国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她跟我提过很多次，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她怕你知道了会生气，会担心，所以才一直没敢说。”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沉默了很久。

“她……想做什么？”我问。

“她想自己开个小摊，先从卖童装开始。她设计了几个款式，我看了，很好。她说现在家家都只有一个孩子，都舍得给孩子花钱。”

王建国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画纸。

上面是用铅笔画的童装设计图，有小裙子，有背带裤，旁边还用娟秀的字迹标注着尺寸和用料。

画得虽然不专业，但很用心，充满了童趣和爱意。

我看着那些图纸，仿佛看到了陈兰坐在灯下，一笔一划认真描绘的样子。

我的眼眶，突然有点发热。

“开个摊，需要多少钱？”我问。

“买布料，请人加工，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启动资金……大概需要两三千块钱吧。”王建-国说。

两三千块。

在1996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各种奖金，也就五百多块。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差不多也就这个数。

这是我们准备将来给孩子上学，或者家里应急用的钱。

我看着那些图纸，又想了想家里存折上的数字。

“我知道了。”

我站起身。

“谢谢你，王哥。”

我第一次这么称呼他。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王建国也站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李师傅，你……”

“我回去了。”我打断他，“我自己的老婆，我自己会跟她谈。”

说完，我转身走出了那间小小的办公室。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骑上自行车，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银行。

我把家里那张两千三百块的定期存单取了出来，连本带息，一共两千四百二十七块五毛。

我把钱仔仔细细地装进一个信封，揣在怀里，那地方热乎乎的。

然后，我去了菜市场。

我买了陈兰最爱吃的鱼，还买了一大把她喜欢的小雏菊。

回到家属楼下，我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

窗户开着，米色的窗帘在风里轻轻地飘。

那就是我的家。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上去。

我用钥匙打开门。

陈兰正在拖地，听到声音，她抬起头。

我们四目相对。

她瘦了，眼窝深陷，脸色也不好。

看到我，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又迅速地黯淡下去，低下头，继续拖地，仿佛我只是一个透明的空气人。

我把手里的鱼和花放在桌子上。

她没有反应。

我走到她面前，从她手里拿过拖把。

“我来吧。”

她愣住了，抬头看着我。

“你……”

“我回来了。”我说。

然后，我从怀里掏出那个装钱的信封，放在她手里。

“这是家里的所有积蓄，一共两千四百二十七块五毛。我今天都取出来了。”

陈兰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整个人都呆住了。

“你……你这是干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去找王建国了。”我说。

陈兰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手里的信封差点掉在地上。

“我……我跟他……”

“你别怕。”我打断她，伸手，轻轻地握住她冰凉的手，“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我说出了这三个字。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好像用尽了我半生的力气。

“陈兰，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太自私，太混蛋了，是我误会了你。”

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

陈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

她没有说话，只是哭，哭得浑身颤抖，把这些天所有的委屈、害怕、失望，都哭了出来。

我伸出手，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的身体那么瘦弱，在我怀里抖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从天亮聊到天黑。

我们把所有的话都摊开了说。

我告诉她，我害怕，我怕她被人骗，怕她辛辛苦苦攒的钱打了水漂，更怕……更怕她有了自己的世界，就不再需要我了。

她也告诉我，她害怕，她怕自己变成一个只会做饭的黄脸婆，怕自己跟不上我的脚步，怕有一天，我会嫌弃她。

我们俩，就像两只互相取暖的刺猬，因为害怕受伤，所以竖起了满身的尖刺，结果，却把对方扎得遍体鳞伤。

“这钱，你拿着。”我把那个信封重新塞到她手里，“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赔了，没关系，大不了我再挣。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陈兰捏着信封，看着我，眼睛亮得像星星。

“卫民……”

“别叫我卫民。”我打断她，“叫我老公。”

她“噗嗤”一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从那天起，我们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

陈兰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家庭主D妇了。

她整个人都焕发出了光彩。

她用那笔钱，买了布料，请了王建国作坊里两个手艺好的女工，利用下班时间帮忙加工。

客厅成了她的临时工作室。

那台二手的工业缝纫机“哒哒哒”地响着，取代了电视机的声音。

我下班回家，看到的不再是冷冰冰的饭菜，而是一个忙碌又充满活力的身影。

我有时候会觉得，这缝纫机的声音，比周星驰的笑声好听多了。

我没有袖手旁观。

我是搞技术的，对机械的东西天生就敏感。

那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我研究了几天，给它上了油，换了几个磨损的零件，调试了一下，效率比以前高多了。

陈兰看着我满手油污的样子，笑得眼睛都弯了。

“李师傅，你可真是个宝。”

我也笑了。

“那是，你老公我，可是厂里的一级技工。”

第一个周末，陈兰的小摊，在市里最热闹的夜市开张了。

一张折叠桌，一根晾衣杆，上面挂满了她设计加工的漂亮童装。

她有点紧张，手心都是汗。

我站在她旁边，给她打气。

“别怕，你的衣服做得这么好，肯定有人买。”

我话音刚落，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就走了过来。

“老板娘，这件小裙子怎么卖？”

“十……十五块。”陈兰有些结巴地报价。

“十五？不贵啊。料子摸着也舒服。”年轻妈妈拿起一件粉色的小纱裙，在自己女儿身上比划着，“宝宝，喜欢吗？”

小女孩点点头。

“行，那就要这件了。”

第一笔生意，就这么做成了。

陈兰拿着那张热乎乎的十五块钱，手都在抖。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我也看着她，心里充满了骄傲。

那天晚上，我们带去的一百多件童装，卖出去了三十多件。

收摊的时候，陈兰数着那些零零碎碎的票子，一遍又一遍，脸上是藏不住的喜悦。

“卫民，我们挣钱了！我们挣了一百八十多块！”

一百八十多块。

相当于我一个星期的工资了。

“厉害啊，陈老板。”我冲她竖起大拇指。

她被我逗得哈哈大笑。

回家的路上，她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哼着小曲。

晚风吹起她的头发，拂过我的脸颊，痒痒的。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

比守着一份安稳的工资，要好一万倍。

陈兰的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她的童装款式新颖，用料实在，价格也公道，很快就在夜市打出了名气。

很多人都成了回头客。

家里的客厅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咬咬牙，在红星路附近，租下了一个十来平米的小门面。

王建国帮了不少忙，帮我们找铺面，联系装修，还把他的几个渠道介绍给了我们。

我对他，也从最初的敌视，变成了真正的感激。

我请他吃了顿饭，郑重地跟他道了歉。

他摆摆手，说：“李师傅，你能想通，支持嫂子，比什么都强。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的。”

小店开张那天，我们给它取名叫“兰心小筑”。

陈兰的兰，用心的心。

我用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口。

上联是：巧手裁出千般爱。

下联是：慧心织就万缕情。

横批：生意兴隆。

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我和陈兰都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对联。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陈兰雇了两个小姑娘帮忙看店，她自己则专心负责设计和进货。

她越来越忙，也越来越自信。

她会跟我讨论最新的流行趋势，会跟我分析哪种布料更受市场欢迎。

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崇拜和依赖。

那里面，多了一种叫做“势均力敌”的东西。

而我，也变了。

厂里的效益，果然像老张说的那样，开始走下坡路。

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而我，却不再那么焦虑了。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不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这个家。

我的妻子，陈兰，她用她瘦弱的肩膀，跟我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甚至，她比我扛得更多。

有时候，我去店里给她送饭，看到她跟客户讨价还价，那股子精明干练的劲儿，我都会恍惚。

这还是我那个温柔安静的妻子吗？

但当我看到她忙完之后，走到我身边，自然地拿起我带来的饭盒，一边吃一边跟我抱怨哪个供应商不靠谱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还是她。

她只是，长出了自己的翅膀。

而我，是那个曾经差点折断她翅膀，但最终选择为她托起一片天空的人。

1998年的夏天，我所在的工厂，最终还是没能撑住。

我下岗了。

拿到那笔微薄的遣散费时，我心里很平静。

厂里的同事们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我走出工厂大门，看到陈兰骑着一辆崭新的红色摩托车，在门口等我。

那是她用自己挣的钱买的。

“上车。”她拍了拍后座，冲我一笑，“李师傅，以后我养你啊。”

阳光下，她的笑容，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我跨上摩托车，从后面抱住她的腰。

“好啊。”我说，“那以后，我就给你当专职司机兼修理工了。”

她发动了摩托车。

“坐稳了！”

摩托车“突突”地向前驶去，把身后那座灰色的工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风吹过耳边，我把脸埋在她的后背上。

我闻到了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还有阳光的味道。

我想起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如果那天，我没有选择相信她，没有选择支持她，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们早就离婚了。

也许，我们还在一起，但彼此怨恨，互相折磨，在那个充满了猜忌和失望的家里，度过余生。

我很庆幸。

庆幸自己在那个人生的岔路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婚姻是什么？

也许，不是我养你，或者你养我。

而是我们，一起，养活我们共同的家，和我们共同的梦想。

就像此刻，她载着我，我抱着她。

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会通向哪里。

但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来源：雨落思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