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方凌智：科学资本影响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基于态度效能双路径的实证分析

摘要：科学技术深度融入现代社会，促进公众科学参与对提升社会决策水平和应对关键问题至关重要，已成国际共识。然而，现实中存在显著的“参与沟”，公众科学参与普遍不足。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态度与能力视角解释这一现象，但实践表明，仅降低经济与制度性门槛并不足以显著提升公众科学参

科学资本影响公众参与科学研究

——基于态度效能双路径的实证分析

杨恒1方凌智2

(1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院)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5.03.103

科学技术深度融入现代社会，促进公众科学参与对提升社会决策水平和应对关键问题至关重要，已成国际共识。然而，现实中存在显著的“参与沟”，公众科学参与普遍不足。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态度与能力视角解释这一现象，但实践表明，仅降低经济与制度性门槛并不足以显著提升公众科学参与的广泛性。由此，本研究引入“科学资本”（science capital）这一科学教育领域的新兴概念，旨在从社会不平等与科学接近性的角度揭示科学参与不足的深层原因，并在实证层面检验其作用机制。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科学资本是否能显著预测公众科学参与？科学态度与科学自我效能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科学资本在态度—效能—参与路径中是否具有调节效应？

研究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于2023年4月在北京与上海进行线下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成年公众，最终获得1457份有效样本。问卷涵盖科学态度、科学自我效能、科学资本与科学参与等核心变量，测量指标均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研究情境修订。统计分析方面，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见图1、图2）检验各路径关系及调节作用，并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研究共提出七个假设：包括科学资本对科学参与的直接效应（H1），科学态度与科学自我效能的正向预测效应（H2、H3），科学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H4），以及科学资本的调节效应（H5–H7）。

图 1 研究模型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描述性分析显示，公众的科学态度（M=3.59）与科学自我效能（M=3.41）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科学资本平均值很低（M=1.77），科学参与整体亦不理想（M=2.61）。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

1.直接效应：科学资本对科学参与的直接作用显著（β=0.303，p＜0.05），验证了H1。科学态度（β=0.684，p＜0.001）和科学自我效能（β=0.552，p＜0.001）均正向预测科学参与，验证了H2和H3。

2.中介效应：科学态度通过科学自我效能对科学参与产生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β=0.1422，p＜0.001），H4得到支持。

3.调节效应：科学资本未显著调节科学态度对科学自我效能的影响（H6被拒绝），但显著调节了科学态度对科学参与（β=0.0441，p＜0.05）及科学自我效能对科学参与（β=0.0487，p＜0.01）的影响路径，验证了H5和H7。

综上，本研究发现积极的科学态度和较强的自我效能虽能促进公众科学参与，但其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学资本水平。科学资本较低者即便具备正向态度与较高效能，也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参与行为。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首先，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科学资本这一概念工具在成年公众群体中的解释力，突破了其在青少年科学教育领域的局限，从而拓展科学资本概念的应用外延。其次，在传统“知识—态度—参与”逻辑中引入科学资本这一结构性变量，揭示其在态度与效能向行为转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推动了科学传播理论由线性思维向“资源—结构”视角的扩展，重构了KAP模型的解释框架。第三，研究表明科学资本的不均衡分布导致公众科学参与呈现“富者愈富、贫者更贫”的格局，解释了科学态度与参与行为之间的断裂现象。这为理解科学公共参与背后的系统性社会排斥与不平等提供了新视角。最后，研究提示政策制定者在推动科学传播时，应更加重视科学参与的“机会结构”建设，为低科学资本群体提供可及性更高的参与渠道，避免科学公共参与中的边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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