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幕仿佛一个隐喻，那些曾在偶像剧黄金时代闪耀的演员们，如今正以更丰富的面貌重回观众视野，而台剧也已悄然进入了一个属于“中女”的全新时代。

杨谨华手捧金钟奖杯站在颁奖台上，眼眶泛泪地说：“我要镇定一点。”这一刻，她已等了18年。

凭借在《影后》中饰演过气女明星的精彩表现，她终于在第60届金钟奖上斩获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这一幕仿佛一个隐喻，那些曾在偶像剧黄金时代闪耀的演员们，如今正以更丰富的面貌重回观众视野，而台剧也已悄然进入了一个属于“中女”的全新时代。

不仅杨谨华，本届金钟奖入围女主角的演员中，除林廷忆外，其余几位都超过了40岁。这并非偶然，而是台剧创作重心转变的一个缩影。

曾几何时，台湾偶像剧是年轻演员的天下。从《流星花园》到《命中注定我爱你》，电视上充斥着青春的面孔和浪漫的爱情故事。

中年女演员往往只能扮演功能性的母亲或妻子角色，戏路狭窄，发挥空间有限。

然而，这一局面在过去几年被彻底打破。台剧的创作重心明显向中年女性倾斜，她们不再是故事的配角，而是叙事的主体。

回顾近年热播的台剧列表，从2019年的《俗女养成记》和《我们与恶的距离》，到连播三季的《华灯初上》，再到去年的《不够善良的我们》，都以“中女”为叙事核心。

这一趋势今年仍在延续，《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忘了我记得》、《回魂计》、《拜六礼拜》等多部风格各异的剧集，共同构筑了台剧的“中女时代”。

台剧中女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年女性角色摆脱了过去的刻板印象，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样貌，尤其是那些“不完美”的特质。

在《俗女养成记》里，谢盈萱饰演的陈嘉玲从台北回到台南，坦然接受自己只是个“俗女”；今年在《忘了我记得》中，她继续饰演“失意中女”程乐乐。

这个角色白天在便利店打工，晚上在酒吧讲脱口秀，在婚姻危机和生活压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去年的热门剧集《不够善良的我们》，细致刻画了两位走上迥异生活道路的中年女性。

简庆芬嫁给了喜欢的人，拥有看似圆满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丈夫的前女友Rebecca则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自由的独立女性。

当视角在两种生活间转换，观众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背后的各自困境。

《童話故事下集》则打破了王子与公主幸福生活的童话，直面婚姻现实的琐碎与挣扎。

剧中，宜玲的独立和清醒让她在面对催婚催生时格外无奈，而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实则是控制欲的表现，在婆婆眼里，媳妇永远都是“外人”。

台剧的突破性在于，它通过中女视角，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议题中。

《影后》之所以能成为本届金钟奖的最大赢家，正是因为它以特别的视角切入台湾演艺圈，并以此反映出中年女性在职场中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我们与恶的距離》第二季延续了对社会议题的探讨，通过超市纵火案，将精神科体系的溃烂、废死制度的合理性等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

剧中采用去中心化的“叙事实验”，没有绝对的主角，正如该剧所言“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

与此同时，台剧对性别角色的探讨也已从表面的新型关系呈现，深入到“如何面对现实阻力”的层面。

去年的单元剧《此时此刻》中，有一集讲述了“男主内女主外”新型家庭结构面临的社会压力与自我认同危机。

撑起台剧“中女时代”的，是一群手握创作主导权的中年女性创作者。她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演绎，而是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与故事。

《影后》的导演兼编剧严艺文，正是从台前转型幕后的典型代表。2015年，她凭借《天使的收音机》拿到金钟奖视后，但“隔天去拍戏，还是演很无聊的戏”。

于是，她决定转型幕后，开始进行剧本创作。

《忘了我记得》也源自刘若英自身的创作欲望。她提到，因为自己来到了人生的新阶段，要面临很多和生老病死有关的议题。

但又想要用相对轻松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才有了这个带有鲜明导演色彩的温情故事。

这些从中年女演员转型的创作者，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社会观察，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年女性”在荧幕上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为整个华语影视市场提供了成熟女性叙事的全新可能。

金钟奖颁奖礼那晚，《影后》剧组成了最大赢家，严艺文拿下导演奖时幽默地说：“老实话，我一直到拍完《影后》之后，当别人喊我导演，我才不会觉得害羞或者是脚趾抓地。”

这个有趣的细节或许正是台剧“中女时代”的最佳注脚，女性创作者们不再为自己崭露头角而羞涩，她们坚定地站在了舞台中央。

当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故事被看见，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掌握话语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台剧的变革，更是一个时代思想的进步。

来源：米老鼠聊电影